關於應對經濟危機方法和科學發展問題的幾點思考

（作者的話：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了，但是如何應對卻因思想觀點的不同，其拿出的解決方案也不同。我從政治經濟的綜合角度，談談個人的看法，以求更多的人探索避免經濟危機發生的發展之道。）

在寫本文前，我曾寫了“相對動態均衡經濟學理論與世界經濟危機中的人類出路”，旨在闡述我對相對動態均衡經濟原理的思考。我之所以作這些思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既不滿意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強者自由掠奪傾向，更滿意國內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為滿足私慾低俗之論。當然，在作經濟問題思考之前，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把人民民主程序制度化的問題，並且提出了自己不同與人的看法。

在我的理念中，一個最強烈的願望就是，通過人民民主機制建設，有效規制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且認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是我們規制人民民主和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進而擴展為世界人民造福。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個以為，離開人民利益和國家利而妄談發展，其發展必然會走到人類的邪路上去。其實，世界上雖然有不同的發展觀，但總起來説一共兩種，一種是為少數人的發展，一種是為人人的發展。我的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觀念，是為人人的發展。

所謂為人人的發展，就是社會各階層每個人都能平等的創造，並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對於這種觀點，有的經濟學家視為是邪惡的發展觀，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資源有限，如果人人平等的分享資源，大家都成不了百萬富翁，所以，不如讓一部分先富起來。所謂先富，就是在同等資源的情況下，有人有特殊的優先佔有權。

大家知道，我國的貧富差距巨大，大到不僅僅是個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了，而是個還有沒有發展能力，發展能力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了。再説，公平不僅僅是個增加內需的問題，同時也是個社會安不安定，會不會付出重大的社會代價、經濟代價和政治代價的問題。有人讀了我的文章後認為，我是個列寧主義，坦率的説我不是，因為，我沒讀過列寧的書，就是小時候讀了一點，也早就忘光了。但我是堅決的毛主義者。

因為，我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進步，首先要進行思想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説，社會的發展進步，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不斷革命、不斷創新，動態適應人民羣眾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的。沒有思想文化的不斷革命，就沒有思想文化的不斷創新，沒有思想文化的不斷創新，何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但是，中國和世界歷史證明，能夠自覺完成思想文化革命的人畢竟是少數，是先知先覺者，比如説毛澤東，所以，精神層次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外部力量，也就是人民羣眾的力量去推動。

過去，我光知道中國的右派説左派不會搞經濟，沒辦法，今天讀到美國左派的文章，才知道中國的右派是跟美國的右派學的。其實，真正不懂經濟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因為右派只會講故事，只懂得佔有就是財富的積累，不懂得相對動態均衡式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而左派根據經濟制度的機制原理，就可以分析、預測將來的經濟狀態。一個只會講故事、只知道佔有的經濟學派別，卻佔居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不出事才怪。

那麼，如何使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逐漸成為一種發展模式呢？

大家知道，中國和前蘇聯以及其它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實踐中摸索了很多年，隨着蘇聯的解體，有些人就斷言，社會主義是失敗的。但是，為什麼失敗，中國是不是也失敗了？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通過前蘇聯解體的相關資料，我們發現，前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是其經濟崩潰，而是其官僚集團的貪腐導致的結果。也就是説，前蘇聯的解體，不是相對動態均衡式發展模式出現了問題，而是確保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模式的政治體制出現了問題。如果我們不是自我禁錮或維護既得利益的話，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中國從1949年到1966年，經歷了17年的和平高速發展時期，創造出巨大的成績，但是，毛澤東發現，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就是官僚體制的蜕變。

官僚體制的蜕變，意味着創造得再大的成果，也會化為烏有。

但是，如果要想保持住全國人民創造的成果，就需要：一方面解構官僚體制，構建新的制約機制，防止權力蜕變。另一方面，或許毛澤東認為，唯一能徹底防止權力蜕變的力量，就是人民羣眾。也就是人們現在常説的人民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因為，權力蜕變的一個主要標誌，就是對人民利益的侵害。在利益上受到無端侵害的人民羣眾，必然要起來反抗，從這個角度説，人民羣眾是自己利益的捍衞者，而人民羣眾捍衞自己的利益，客觀上也防止了權力的蜕變。

雖然如此，人民羣眾如果沒有捍衞自己利益的權利，權力蜕變必不可免。

為此，在毛澤東倡導下，中國為防止權力蜕變設立了三道硬性防火牆：

一是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二是工人有罷工的自由。造反有理。三是奪權有理。從系統機制上説，第一步，如果通過四大自由解決了社會問題，也就是官僚體制同人民羣眾的矛盾，就進入第二步，工人罷工。也就是造反有理。如果進入第二步還不能解決問題，人民羣眾就有權利奪權。

我個人以為，這三大環節，環環緊扣，循環往復，是一個有效防止權力蜕變的民主機制。在這個機制中，既有效制約了官僚體制的蜕變，又確保了國家政權始終保持在黨的手中。因為，這套機制的核心，是通過機制的作用，增強人民羣眾對黨的信任。也就是説，人民羣眾通過自己民主權利的實踐，更加相信中國共產黨就是自己的黨，是與自己命運休慼與共的黨。

西方國家的國家意志，是通過選舉形成的，但是，由於政體建構在資本的基礎之上，資本階層為了防止政體基礎的改變，除在制度機制上設立了許多防火牆之外，還可以通過操縱媒體的方式操縱選票。由此可知，人民羣眾的利益，並不能通過選舉渠道得到有效保護，而是相反，選舉可以有效保護資本利益。

但是，中國的民主機制呢？資本完全失去了操縱能力，人民的意志成了社會發展的唯一意志力，中國共產黨只能與民眾的意志力合二而一，才可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權力。

由此可知，資本主義的民主模式，代表的國家意志只是資本意志，而中國的民主模式，國家意志完全是人民羣眾的意志。

國際上一般認為，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礎上，也就是説，失去人民意志這個基礎，其政權是不合法的。如果按這個標準看，西方國家的國家政權是建立在資本意志的基礎上，其合法性不過是資本勢力的強詞奪理而已。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晚年，西方國家政要掀起一個對毛澤東的頂禮膜拜潮，也就不足奇怪了。因為，當時毛澤東的權力，集中了全國人民的意志。

當然，從中國民主實踐的歷史上看，也不是沒有缺點、錯誤或者失誤，有的，比如説沒有做到動態有序化，也就是説，中國的人民民主機制還沒有從程序制度完善，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人民民主制度的理由。

事實上，中國卻以災難的名義，完全否定了人民民主機制。

但問題是，中國為什麼否定人民民主機制呢？其實，對這個問題，人們如果認真思索一下近三十年的權力蜕變，就不難發現，人民民主機制是對權力蜕變最大的制約。也就是説，不否定人民民主機制就無法達到權力蜕變的目的。無法達到權力蜕變的目的，就無法實現權力能獲得的各種利益。

按照中國的體制機制，就目前看，如果不恢復人民民主的制度機制，也就是實行大民主，中國既不會進入資本民主，也不會進入經濟民主，而只會逐漸演變到權貴精英資本民主。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中央應該下定決心，重構人民民主的制度機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重新進入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模式，有效化解佔有率膨脹式湧堵導致的經濟危機。

我以為，第一步要儘快做的就是人們一直呼籲的平均發錢。通過平均發錢，解決我國民眾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拉動經濟增長，救活中小企業。但是，這裏有個前提條件，那就是中小企業必須國內的，民營也好，國有也罷，但必須是國內的，而不是國外的。如果是外資企業，通過這種平均發錢式拉動經濟增長，也會造成佔有率膨脹式湧堵，而後轉移到國外，結果中國還是兩手空空，這是一。其二，我曾反覆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堅決取消出口退税，因為，出口退税其實是中國自己心甘情願為美國開的財富漏斗。如果不堵住這個財富漏斗，中國要採取平均補貼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你沒有這個能力。其三，我以為，中國通過平均補貼式發展，限定消費對象，把破壞國家戰略產業的外資趕出去，佔領主權經濟陣地。其四，扶持民族資本，也就是民營經濟，使其平等的與國有企業競爭，激活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其五，我以為美國的金融危機，既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也給中國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自主發展。

自主發展需要壯士斷腕、殊死一搏的勇氣，更需要大戰略家的膽略和魄力。

這就需要準備打仗，打一場惡仗，因為，中國的一票否決權，美國是不會給的。美國不會給，中國應該有勇氣拋售全部美國國債。拋售美國國債，大不了就是來一場中美之戰。如果中國不擁有一票否決權，中國就永遠失去了崛起的機會。但如果美國不給中國一票否決權，中國就不能白認美國給中國造成的巨大損失，而是應該讓美國知道，你給我帶來的損失，我必會讓你損失的更慘。當然，中國更應該不惜打一場戰爭。

“不打仗我的手早庠庠了。”陳老總的話。

二、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與量化標準

張敢明先生原先是位傾向於自由經濟的學者，但後來，在中國現實的教育下，他不是從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而是從國家和民眾和諧發展的角度，從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角度，反思他的成長過程，和中國自由經濟的成長髮展過程，並通過分析發現：“作為親歷計劃經濟30年和市場經濟30年的中國人，我們的主張要敢於面向光明，積極實踐科學發展觀，旗幟鮮明地宣講：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引導我們這個國家走向和諧與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