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羣體性事件的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

自我市建市以來，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我縣羣體性事件屢有發生，且在人數、手段、方式等要素上有逐漸極端化的傾向，給我縣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1996年未發生羣體性事件，1997年1起，1998年1起，1999年2起，XX年1起，XX年1起，XX年1起，XX年2起，XX年3起，XX年1-2月份已經發生2起。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的如XX年丁家溝事件，XX年初因泗中新校區建設引發的眾興鎮前進事件等。

縱觀歷次羣體性事件的發展態勢，可以直觀地看出其發展趨勢，形成要素及其規律特點。從時間上看，羣體性事件的發展是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轉型的不斷加快而呈上升趨勢；從每次羣體性事件的發生來看，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深究下去則是長期矛盾聚集的結果；從羣體性事件爆發的情況看，其特點也很明顯：一是人數較多；二是有組織、有預謀；三是有明確的要求和目標；四是情緒比較激動，手段也較為極端；五是處理難度大；六是故意擴大影響，給政府施加的壓力。

分析羣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經濟快速發展中，有些問題沒有及時得到處理。由於近幾年農村徵地、城鎮拆遷、企事業改革、區域調整、規劃建設等面廣量大，力度增強，有的時間跨度比較長，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不夠完善、不夠配套，缺乏統一性、連續性的問題；基層基礎工作比較薄弱，存在工作不能及時做到位的問題等。

2、社會綜合管理能力還不夠。企事業單位轉改制或破產倒閉以前，這些單位基本上都有“主管部門”，羣眾反映信訪問題，可以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原則，轉企事業單位或上級“主管部門”出面協調、處理和解決。企事業單位轉改制或破產倒閉後，主管部門消失，“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信訪部門遇到這些問題時，常常是無口可歸或有口難歸。

3、少數單位和部門對處理信訪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少數單位和部門對羣體集體訪、越級訪還缺乏敏感性和責任心，對信訪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宣傳政策不耐心，思想工作不得法，掌握時機不恰當，工作作風不紮實。發現信訪問題尤其是集體訪、越級訪不能認真及時對照相關政策，結合實際情況研究處理或解釋疏導。

4、少數羣眾認識上存在偏差。有的羣眾維護自身權益意識增強，但又法制觀念淡薄；有的對一些政策規定理解有偏差，片面強調個人利益；有的思想觀念一直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依賴思想比較嚴重；有的提出過高要求，不達目的就反覆上訪。

5、規範上訪行為的手段缺失。現行的xx《信訪條例》屬於行政法規，對於有些非正常上訪行為約束力度有限，儘管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來規範上訪人員的行為，但效果不明顯。

對羣體性事件的預防及對策。

（一）理順經濟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可以説，篩除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的因素，調節居民收入差距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而在收人分配中如何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係，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最佳銜接點，是調整收入分配的關鍵。黨的xx大報告指出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原則同先富帶後富原則是彼此呼應的，具有政策上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但隨着改革的深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過分擴大，我們在繼續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不能不注重公平、公正。公平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目標，應從改革初期的次要地位上升到新的地位，即現階段公平至少應該等同，甚至優先於效率。如果效率的獲得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則其有效性非常值得懷疑，如同植物如果植根於～的土壤，即便開花，也是惡之花；即便結果，也是惡果。社會不公經常會挫傷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嚴重時導致社會動盪和經濟停滯。

但這裏所説的公平，是競爭機會的公平，而不是簡單的競爭結果的公平。前者的公平能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良性競爭推動社會進步。而後者的公平，只能重新落入平均主義的第臼，滋生懶漢，打擊先進。歷史已經證明，大鍋飯的弊端不一而足。

（二）轉變觀念，從積極的角度看待羣體性事件。在對事態保持控制力的情況下，允許一定範圍和程度的衝突，允許適度宣泄，放寬相關的制度性規定，因勢利導，既可以提供一個教為寬鬆的社會環境，又可以大大減輕政府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大面積摩擦，有利於社會穩定和平衡。雖然，對一個有組織的社會而言，把衝突視為對社會的威脅是很自然的，但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指出，衝突有時可以促進社會團結。衝突的表達就像鍋爐的安全問題一樣，可以避免壓力達到無法控制的局面。

同時，要以開放的心態，對待社會～和媒體傳播。言論自由是社會開放的重要標誌，也是社會監督體系中強有力的因素，有利於社會健康運行。否則，越是信息封閉封鎖的地方，越盛產謠言，越容易有不明～者被蠱惑、被煽動。放鬆對新聞～的控制和戒備，允許對羣體性事件的事實進行客觀報道和適當評論，這不僅滿足了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知情權，也有利於事件得到公正、公平和透明的處理，將事件的誘發原因公之於眾，可以使民眾將視線從事件本身轉移到事件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有利於從根源上解決羣體性事件，即達到社會綜合治理的效果。如果僅靠公安機關一家，只能是“按下葫蘆浮起瓣”，根本原因不解決，由它引起的羣體性事件必將反覆發生。而且，新聞單位的及時介入和記者的跟蹤採訪，可以幫助公安機關在事後處理時再現當時的現場情況，又因其第三方的立場，容易取信於社會公眾。

（三）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暢通合法渠道，把矛盾納入法制化軌道，是從制度上拆解羣體性事件的重要保障。要建立完善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依法辦事，規範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減少因市場行為不規範導致的利益衝突，從源頭上過濾羣體性事件的誘因。通過加強法制建議，還能有效抑制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的過快增長（這是～的結果），這樣能相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緩解利益衝突。不斷完善法律程序，普及法律知識，提高法律意識，保護合法權益，用法律規範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係，通過訴訟、仲裁、調解等法律手段解決由民事糾紛引起的各種矛盾，這是分流

和解決羣體性事件多發的有效途徑。

當前，處於社會轉型期間的法治建設遠遠滯後於經濟的發展，在新的法律、法規不斷出台的同時，又存在大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加上一些執法人員素質不高，以行政手段取代法律手段，或者借法律之名，行不法之事，假公濟私，為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使羣眾的正當權益和合理訴求得不到及時保護，甚至還受到損害，如民間盛傳打油詩“～，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由此導致矛盾激化，迫使其尋求法庭以外的場所，採取非法律手段，通過羣體事件等其他方式表達。

（四）加強社會保障。建立健全救助機制。社會保障機制是世界各國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社會安全制度，有助於補救市場缺陷，減緩激烈的市場競爭給部分失業者和貧困人口帶來的衝擊和痛苦，被視為社會的“減震器”和“安全閥”。

轉型期間，除了合理調節個人分配，消除不合理分配現象，更要認真處理好各階層的利益關係。要以一定的方式，儘快補償利益損失較大的階層，儘快建立處理各階層利益摩擦的特殊機制，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最大限度地減輕社會震盪，維護社會穩定。解決貧困人口的落後狀況，提高貧困人羣的收入並改善其生活環境，在住房、就學、就業、醫療、衞生、保健、養老等方面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是保持社會穩定、有序發展的重要籌碼，是轉型期間曾被忽略的，但卻是最不能忽略的一個環節。可以説，儘快加強社會保障，建立廣泛的多層次的社會救助機制，是改革的當務之急，已經迫在眉睫。國家和社會應最大限度扶助弱勢羣體，出台補償性政策，調整收入分配的秩序，幫助低收入階層實現生存與發展的合理願望，幫助他們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對穩定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五）慎用警力，公安機關要謀求社會援助，以統一戰線的方式，共同應對羣體性事件。在實際工作中，許多地方的黨委、政府在羣體性事件發生後，都把公安機關推到第一線，民警孤軍作戰，既要控制事態、維護秩序。又要做疏導、勸解工作，而引發矛盾的具體職能部門通常不是公安機關，由他們做疏導勸解工作必然流於形式，不觸及要害難見成效，而且正面對抗往往給後續工作制造障礙。所以在這類事件的處置中，必須明確黨委、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是主體，規範各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責和工作要求，對事件處置實行綜合治理，推動社會聯動。對因具體利益問題和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失誤引發的羣體性事件，要把情況及時向黨委。政府報告，建議其責成有關部門特別是領導要直接面對羣眾、接觸溝通，以負責任的態度儘快答覆，及時緩解和化解矛盾。

公安機關的工作對象大致分為兩塊，一是保護服務的對象，即守法公民；二是打擊處理的對象，即犯罪分子。而羣體性事件的成員界乎二者之間，絕大部分成員都是老百姓，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完全能夠化解。但如果局面失控，很可能演化為對立矛盾，公安機關將不得不對越軌行為加以打擊。而即便如此，真正被打擊的應該僅僅是羣體中起領頭、挑唆、鼓動作用的極個別核心和骨幹分子，對大部分從眾者應該區別對待。但事到臨頭，有時很難當即分辨，也不可能逐一清理，警察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處理事端，恢復現場秩序。這實際上，擴大了警察的對立面，不利於公安機關的長遠利益。而且，隨着改革的深入，各種矛盾引發的羣體性事件必將越來越多，公安機關的頻繁介人，不但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大大增加執法成本和對立面，而且效果堪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打擊方式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反彈和復發不可避免，因為癥結所在往往不是公安機關一家所能掌控的。

警察的介入，通常會刺激事態急速升温，情緒更容易緊張對立，導致矛盾激化。而通過與非警方人員聯手，共同建立緩衝地帶，可以消解不必要的對立態勢，淡化甚至模糊警察與對方可能直接發生衝突的交界面。除了配合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公安機關還要依靠社會多家力量（比如民政、教育部門、心理諮詢機構、律師援助中心、社會工作以及一些民間組織、中介機構），走綜合治理的道路，多方位多角度多層面分解羣體性事件。不得不提出的是，過度頻繁地使用警力，會使其邊際使用效益遞減，即警察出現的起點越低，其威懾作用越小，價值越低。在處理羣體性事件時，警力應在其他處理手段均告無效之後，作為不得不出的一張“王牌”，既給自己預留了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又保持了國家機器應有的威力。

（六）公安機關的處理方式要講策略，要正確分析形勢，善於抓住戰機，將執法成本降至最低限度。用兵之道在於不戰而勝，兵不血刃，以儘可能小的代價換取儘可能大的利益。公安機關也要講效益。雖然這僅僅是微觀的技術層面的問題，但操作不當造成的損失有時不亞於決策的失誤。與其劍拔弩張，不如儘可能以疏導化解的方式妥善處理羣體性事件、防止矛盾激化。

在具體操作層面，公安機關要注意保證後勤力量的充足，平時加強訓練，提高應戰應急處置能力，不打無準備之戰，保證警力集結速度的提高，快速反應。兵貴神速，快能贏得主動，公安民警要“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並注意整體作戰，優化配置。處置的原則應該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局面，根據事態發展，掌握放收尺度，既能讓事件的參與者出出氣，發泄一下情緒，通過宣泄過濾心情，又不至於失去控制，以至養癰遺患，釀成事端。整個處置過程要有條不紊，緊張有序，形成統一指揮下的整體作戰態勢；從最壞處着想，朝最好處努力，以最小代價爭取最大成效。

“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是防止矛盾激化的處置原則，但必須實事求是，必須是在維～律尊嚴，維護公安機關執法權威和保護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換言之，“三個慎用”不等於“三個不用”。當事件的發展尚未危害社會治安秩序、尚未觸犯刑律時，“三個慎用”原則可以幫助對事件降温，將矛盾化解在初級階段，而一旦事件的發展失去控制，事件的參與者行為失去理性，公安機關就必須從維護執法權威、保護民警的角度，善用警力，果斷出警。不能為了避免事態擴大，一味強調民警忍讓，甚至危及自身的安全。不能

以文明執法犧牲法律的尊嚴。

對暴力襲警的行為，必須依法嚴懲。同時，在處置現場，由於羣眾情緒激烈，容易發生身體衝突，警察在剋制的基礎上，必須提高自我防範和自我保護的意識，個人防護裝備齊全，並配備非殺傷性武器，避免不必要的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