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

辛亥革命離開現在已103週年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卓越貢獻和光輝的業績，這場革命所產生的偉大而深遠的影響，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它所留下來的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也為後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鑑。

可是，長期以來，對這場革命的功過得失，還存在着種種不同的議論。在國內，由於辛亥革命雖然趕跑了皇帝，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人們往往易於強調“革命尚未成功”的一面，對它的巨大歷史功績估計不足。在國外，不僅有人貶低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甚至有人荒謬地認為辛亥革命是巨大的歷史過錯，如果沒有辛亥革命，讓清朝政府推行它的“新政”，中國老早就現代化了!

在紀念辛亥革命103週年的今天，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作出更加符合實際的評價。我覺得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辛亥革命將清朝送進了歷史

如同中國曆代王朝結束時的大部分情形一樣，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並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樣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化，經濟上危機，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其實真實的情形或許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於一系列突發事件，又有其必然的歷史關聯，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歷史的必然。

其實，如果從歷史進程上説，辛亥革命的發生主要導源於兩個事情，一個是清廷將責任內閣弄成了皇族內閣，另一個是鐵路國有化政策導致全國性騷亂。而面對這兩個事情，清廷不知退讓不知妥協，或者退讓遲了妥協晚了，效果也就沒有了。

按照清廷192019年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走向立憲國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個具有有限責任的政府，只有這個責任政府宣佈成立了，從皇帝那裏分享了權力，君主立憲體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後來確實是這樣做的，只是清廷錯誤理解了憲法大綱的精神，將這個事情給做砸了。在清廷宣佈的十三個內閣成員名單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員竟然佔了九名，這當然引起了立憲黨人的不滿。立憲黨人多年來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過政治改革分享權力，現在清廷公然堵塞了這條路，怎能不讓這些改良主義者徹底失望怒火中燒?

立憲黨人的憤怒並沒有引起清廷的足夠重視，清廷援引憲法大綱強調任命百官是皇上的專權，現在君主立憲了，滿漢平等了，為什麼還一定刻意強調滿漢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釋當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據，只是很難由此説服立憲黨人。第一，憲法大綱那樣規定皇權至上有具體的背景，因為那時的皇上是年富力強的英明君主，現在的小皇上怎能與光緒大帝比?第二，責任內閣宣佈前，中央部院實行的滿漢首長雙軌制，漢大臣雖然比滿大臣略少，但也不至於少到現在這個比例，既然説滿漢平等了，不分種族和出身了，那為什麼滿漢比例不能隨人口比例顛倒過來呢?

如果説責任內閣變成皇族內閣阻斷了立憲黨人在政治上的路，那麼與此相聯的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則是從經濟上剝奪了立憲黨人和那些民族資本家在經濟上的機會，略有“國進民退”的意思。當然，如果僅僅從鐵路建設本身説，盛宣懷推出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具有正當性，因為民族資本在那之前幾年搗鼓的鐵路，或者技術不過關，質量不過關，或者因為資金挪用、被佔，潛藏着巨大的金融風險。朝廷適時出手用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用四國銀行團的貸款兑換各省自籌資金承建的路權，理論上無疑是正確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懷沒有想到以立憲黨人為主體的各省鐵路公司特別是資金被嚴重挪用嚴重虧損的川漢鐵路公司高層會用民粹主義對付他。

川漢鐵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來當然是有問題的，但在那個時候，當“不明真相”的民眾被動員起來了，甚至成立了保路軍之類的政治組織後，朝廷的政治選擇顯然更值得檢討。清廷既沒有開誠佈公表達立場，沒有適度退讓，沒有將經濟上切實受到傷害的一般民眾與鐵路公司高層區別開來，而是採取鴕鳥政策，自5月至9月長達四個月的時間，竟然聽之任之，拿不出辦法果斷止損。

長時間的僵持總不是辦法，僵局總要打破。特別是當四川保路軍中已經滲入許多哥老會成員甚至革命黨的情況下，保路運動的性質也在變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來越濃。9月7日，四川總督府門前發生流血慘案，三十多條生命終於打破僵局，一場改良主義的運動終於向革命急劇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義上淪為劣勢。朝廷此時如果致歉善後，妥善處理，或許還有和緩的機會，無奈清廷沒有向柔性方向選擇，而是選擇了強力鎮壓。湖北新軍被抽調入川了，武昌防務空虛了。更重要的是，全國持續快半年的混亂局勢使新軍將領新軍士兵坐不住了，他們覺得自己對國家對朝廷負有責任，應該站出來説話，於是就有了 192019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湖北新軍以一場軍事譁變的方式表達態度，施壓朝廷。一個偶然事件終於掀翻了一個兩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終結了兩千年帝制

新軍是大清國的柱石，是清廷過去十幾年投入巨大創建的一支新型軍隊，只是這支軍隊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始終沒有完成職業化轉型，始終對於國內政治懷有濃厚情結。不過實事求是地説，湖北新軍發難，湖北軍政府的成立，雖説是對朝廷施加壓力，但並不一定要革命，並非執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對湖北新軍的政治要求給予積極迴應，大約不戰而屈人之兵並非不可能，清廷或許應該很容易地將那些官兵勸回軍營。無奈，清廷依然沒有清楚自己的處境，依然被自己的強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鎮壓。然而，各省新軍對於清廷的自信並不認同，他們不是響應清廷的號召給予配合，而是響應了湖北軍政府的號召，相繼宣佈光復，宣佈獨立，宣佈脱離清廷。更可怕的是，拱衞京師的新軍第二十鎮在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等人領導下發動灤州兵諫，要求清廷即刻下詔罪己，重回君主立憲正確軌道，儘快召集正式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不得干預政務，皇族永遠不得充任內閣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

灤州兵諫為清廷指出了一個正確方向，清廷在隨後也確實按照這個方向走了一大段，攝政王引咎辭位，下詔罪己，清廷發佈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撤銷皇族內閣，由資政院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全權負責組建新內閣。公平地説，清廷的這些讓步和新政策都是對的，雖説遲了些，但真的認真執行，切實兑現，革命雖然已經在局部地區發生，但從總體上照樣有機會重建和平，恢復秩序，重回君主立憲的軌道，大清王朝應該還有存在的機會。

清廷在灤州兵諫發生後的迴應是對的，也算是及時的，袁世凱在此後的處理也是有力的堅定的，他在用強力手段壓制湖北新軍的同時，不忘柔性安撫，期待用政治談判化解政治危機。在袁世凱軟硬兩手策略壓制下，湖北軍政府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凱繼續君主立憲的政治安排，一場席捲全國的政治危機完全有可能很快結束。然而到了這個關鍵時刻，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終於浮上了枱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滿洲貴族的王公大臣特別是正在擔負着政治責任的王公大臣卻不願接受這樣的政治安排，不願就此交出已經攫取的政治權利。和平的改良主義色彩的政治變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沒有革命，也就根本無法解開這個扣，革命於是再次成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不識時務，拒絕改革，拒絕讓權，拒絕分享權力，終於激怒了北洋新軍將領。被派往前線鎮壓湖北新軍的新軍第一軍總統、湖廣總督段祺瑞派員與革命黨領袖黃興取得聯繫，雙方代表於1911 年12月20日就中國未來政治安排達成諒解：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國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憲政治體制成為歷史，孫中山和革命黨人追求十幾年的民主共和政體成了未來中國的惟一選項，守舊的不思進取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不論怎樣兇悍怎樣顢頇，其實都成了歷史，都成了被別人安排的局外人，儘管還算是利益相關者。

段祺瑞與黃興的政治共識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正確方向，稍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孫中山既是政治對手，又成了共同勸退清帝的同盟軍。在他們的努力下，南北和談終於達成，各方力量終於就中國未來、清皇室的未來安排等達成協議，清帝退位，優待皇室，中國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兩千年的君主專制終於被送進了歷史，從此之後，民主共和政體不論遇到怎樣的挫折或艱難險阻，但中國人的民主信念卻從來不曾動搖過，任何試圖恢復帝制恢復專制的想法與做法再也沒有實踐的機會，沒有一絲可能性。

辛亥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標，從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來説，毫無疑問是要模仿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架構重建中國政治體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從孫中山開始鬧革命起，模仿的卻是法國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箇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所以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不懼犧牲，一次次失敗，依然一次次繼續，用武裝暴為中國歷史發展營造了一個巨大動力。

換言之，如果我們強調清廷在最後十幾年確實有過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進步的話，這個改良和進步的動力，不再是列強的壓力，而是中國社會內部的壓力。這就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十幾年奮鬥犧牲的意義。

辛亥革命的前半場，確實是按照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提供的腳本進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義爆發後，特別是當清廷陣前換將，起用先前被廢棄的漢人高官袁世凱取代滿洲貴族出身的陸軍大臣蔭昌，全權負責處理武昌起義的善後之後，南北對峙迅速由孫中山所説的滿漢衝突轉變為漢人之間的對決，孫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導的民族革命立馬失去合法性、正當性。

更為蹊蹺的是，南北對決的雙方基本上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無太大關係，南北主力陣容其實都是清廷在最後十幾年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新軍。南方的主力是張之洞的湖北新軍，北方的主體是袁世凱的北洋新軍，他們雖然分屬兩個系統，但畢竟都是漢人，都同樣接受了近代東西洋思想的影響，特別是由於那時朝廷從來沒有想到過軍隊中立化，而總是鼓勵新式軍人關心政治，於是這批近代軍人到了關鍵時刻竟然成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兩個月之久，南方的條件非常簡單，先是要求朝廷儘快答應立憲派多年來的要求，這也是朝廷預備立憲規劃中已有的項目：提前立憲，立即召集正式國會。這個要求只是將規劃中的項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對於這樣的要求吞吞吐吐，於是弄得全國不耐煩，十四省相繼起義，宣佈獨立，號稱光復。從此，君主立憲也就成了過去，南方革命黨人在這樣的形勢下，提高了要價，要求朝廷承認民主共和，否則就訴諸武力，準備北伐，直搗龍亭。

革命黨人要北伐當然也沒有那麼簡單，問題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應南方的要求，什麼事情都會發生，一場混亂，或者如法國大革命那樣一場持續數年的政治復仇血腥屠殺，也未必不會出現，於是中國人的政治智慧面臨着一場空前的考驗。

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是簡單的中國人的中國，外國資本經過甲午戰後持續進入，已經在中國經濟構成中佔據相當份額，持續的政治動盪不僅不合乎中國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強的要求，國際國內都希望南北中國人能夠各讓一步，達成妥協，重建秩序與和平。於是，經過漫長的南北和談，應該説南北雙方都有讓步。清廷犧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種誰也沒有想到的方式實現了晚清政治領導人一直念念不忘的“萬世一系，皇權永固”。假如不發生後來的帝制復辟，滿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裏稱孤道寡，那也真是別有一番風味。

南方革命黨人也有讓步和犧牲。在新軍將領要求下，南方革命黨人沒有堅持過去多年所説的“驅逐韃虜”的政治立場，而以比較妥協比較柔性的立場尊重大清國的歷史，尊重一個王朝為國家為未來作出的犧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條件和文件時，儘量關照清廷統治者的感受和尊嚴，沒有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更沒有進行清算，或宜將剩勇追窮寇。

現代政治就是一個妥協的協商過程，辛亥革命留給中國留給人類的最大啟示，就是中國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戰而屈人之兵”，共贏雙贏多贏，大家都沒有輸。這些啟迪在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中被淹沒了掩蓋了。我們今天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其實更應該用一種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參加者，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為這一事件的和平解決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