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觀後感

文/ 克思

——新形勢下如何做好江油羣眾宣傳工作的思考

（xx年10月8日）

xx説：“做好宣傳工作，要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眾，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①”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在新形勢下宣傳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羣眾宣傳工作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從源頭上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xx年9月30日星期五，江油市委宣傳部組織廣大幹部職工觀看了電影《辛亥革命》。影片中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烈在不同場合進行的深情並茂的演講、辯論和宣傳的畫面使我對於在新形勢下如何做好江油羣眾宣傳工作產生了幾點啟迪和思考。現將有關情況彙報如下：

一、因人而異，量體裁衣。

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孫中山等辛亥革命黨人所進行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鬥爭中，革命好比一駕馬車，武裝鬥爭和羣眾宣傳就像馬車的兩個輪子，二者缺一不可。國父的羣眾宣傳工作做得相當到位，水平相當高，其中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國父（趙文暄飾演）的宣傳總是能因人而異，量體裁衣。總是能根據對方不同的身份地位、職業經歷、文化素養、思想性格、處境心境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宣傳方式和策略，使他的革命理念和崇高思想深入人心。在此，我可以舉出幾段情節：

1.廣州起義失敗後，國父在華僑籌款大會上的宣傳就是很經典一個例子。國父宣傳的對象是在場的華人華僑，海外華僑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身在異鄉常常遭受洋人的欺凌、屠殺和奴役，心中最希望的就是中國能夠早日強大，中華民族能夠早日復興。國父在演講前並沒有故意隱瞞廣州起義已失敗的事實，而是直接向在場的華僑華人説：剛剛得到消息，廣州起義失敗了……吾黨菁華，付之一炬。這些年輕人,有的才華橫溢,有的家境優越,有的新婚燕爾，為什麼甘願捨棄自己的生命？為什麼明知犧牲還要一往無前？為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為的是一種信念，一種信仰！……”在場的華人華僑們無一不被國父慷慨激昂的宣傳感動得熱淚盈眶，唏噓不已。他（她）們在聽完國父的宣傳之後不僅沒有因為廣州起義失敗喪失對革命事業的信心，反而紛紛毀家紓難，慷慨解囊，更加義無反顧的資助國父的革命事業。毛澤東同志晚年回憶國父時曾深情的説：“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②”悲壯的語言常常更具有一種宏偉的感人力量。國父這一段悲愴的宣傳，真正達到了化悲痛為力量、化失敗為勝利、化精神為物質的效果。

2.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為了鎮壓革命，急忙派出駐英公使唐維庸（陶澤如飾演）積極向四國銀行遊説，妄圖以國家主權為抵押貸得鉅款以充軍用。為了與清廷抗衡，國父不顧個人安危，單刀赴會火速趕往歐洲勸説四國銀行不要貸款給清廷。這時，國父所面的宣傳對象已變為銀行的經理、董事們。這些人和華人華僑完全不同，對中國是否強盛、中華民族是否復興毫不關心，他們的腦子裏唯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經濟利益。針對這一情況，國父巧妙的改變了宣傳策略，閉口不談民族復興，而是大肆宣講清廷不過是一個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專制政府，如果四國銀行貸款給清廷用於鎮壓革命的話，不僅將遭到全中國人民的詛咒和痛恨而且他們的鉅額貸款也必將化為泡影，毫無任何經濟利益可言。國父的一番話直擊這些金融大佬們的要害之處。最終成功的促使四國銀行做出“暫停貸款給清廷”的決定。極大的鼓舞了革命士氣，有效的摧垮了清廷垂死掙扎的經濟基礎。尤其值得我們借鑑的是，國父在演講時是直接使用英語，而與之對壘的清廷駐英國公使唐維庸面對四國銀行的經理們只能不停的通過翻譯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國父氣勢磅礴的宣傳攻勢面前毫無招架還手之力，只能狼狽不堪的落荒而逃。

3.為了爭取各界人士對革命偉業的支持，國父十分重視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影片中，國父積極策動唐維庸的女兒唐曼柔（王子文飾演）臨陣倒戈，反戈一擊。雖然唐曼柔是唐維庸的女兒，但是從影片中她的衣着打扮我們就能很容易看得出來，唐曼柔是一位久居海外，深受西方文明影響的新型知識女性，迥然不同於清朝傳統女性。因此，國父對她所作的宣傳又不一樣。當她與國父談及“革命與死亡”的話題時，國父用十分浪漫的語調説：“死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要改變命運，為天下人謀取永久的幸福，是許多年輕人用生命的代價換取讓活着的人更好地生活……”這番美好理想和幸福憧憬相交織的話語使得唐曼柔堅定地站在了革命這一邊，寧肯揹負“不忠不孝”的罪名也要與自己的父親和清廷徹底決裂。在國父與唐維庸就四國銀行借款與否的鬥爭中，出面為國父擔任法語翻譯。唐曼柔在關鍵時刻的反戈一擊讓四國銀行的大佬們感覺：“連唐維庸的女兒都跑去支持孫中山了，看來大清國真的沒啥希望了。”因而不敢繼續助紂為虐。唐曼柔的支持直接影響了現場的辯論氣氛，扭轉了辯論局勢，使歷史的天平向革命勢力一方傾斜。

反觀國父的對手隆裕皇太后（陳沖飾演）和宣統皇帝（蘇晗燁飾演）面對搖搖欲墜的政治危局，既無任何解決問題的對策辦法又無一句凝聚人心的宣傳鼓動。只會坐在御座之上向羣臣痛哭流涕，眼睜睜看着政權被推翻，黯然退位。二者相較，高下立判。

二、形式多樣，激盪人心。

由於時間的限制，《辛亥革命》這部影片僅有100分鐘。為了更好地探索羣眾宣傳工作的內在規律，找到新形勢下做好江油羣眾宣傳工作的辦法。在國慶期間，我查閲了《中華民國史》③和《文史資料選輯》④中的相關記載。通過查閲這些歷史文獻資料，我發現：在辛亥革命中，以國父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從事羣眾宣傳工作除了有“因人而異、量體裁衣”的特點之外，還有幾項特點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國父年輕時口才就很好，逢事“議論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語”。早在香港學醫期間，國父便與革命同志“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國父成為職業革命家後，更是把宣傳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

革命黨中還有許多傑出的演説家。比如：鑑湖女俠秋瑾，“每大會集，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説，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以撰寫《革命軍》而聞名全國的鄒容“凡遇學生開會，容必爭先演説，犀利悲壯，鮮與倫比”。敢罵慈禧的著名學者章太炎先生也是演講高手，他在“蘇報案”出獄後來到日本。他利用革命黨人和留學生集會歡迎的場合，作慷慨激昂的長篇反清演説，令聽者蕩氣迴腸，為之感奮，當時天正下雨，聽講者數千人竟“鹹植立雨中，無不動容”。

在羣眾宣傳工作中，文字宣傳比口頭宣傳有其無可替代的優勢。尤其報刊這種當時新興的傳媒形式，特別為革命黨人所重視。早在1899年，被清廷污衊為“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先生就奉國父之命在香港籌辦起《中國日報》，該報“宣傳排滿，做革命黨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麼題目，內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滿思想在內，為一般讀者所愛讀”。隨着革命形勢的不斷髮展，革命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從內地到港、澳乃至海外（特別是在日本），簡直是鋪天蓋地。據辛亥元老、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馮自由先生在《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一文中的統計，清末各種革命報刊達到110餘種。

除報刊外，革命書籍也是革命黨人所常用的宣傳工具。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革命黨人編撰了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傳小冊子。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qiú書》這樣學理藴涵的著述，也有像劉成禺（漢公）的《太平天國戰史》那樣的借古諷今之作，更多的則是直截了當的宣傳反清排滿思想的革命讀物。可以説當時的革命書籍既具有針對不同層面讀者的形式多樣化特點，又有着異曲同工地宣傳革命的統一內容指歸。遍地開花，羣芳爭豔。使清廷防不勝防，人心失盡。焦頭難額，無計可施。

三、出奇制勝，妙計百出。

《孫子兵法.軍勢篇》中説：“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革命黨人在從事羣眾宣傳工作時，直接宣傳反清排滿思想是最為日常和主要的內容。像由鄒容撰寫的《革命軍》，陳天華所作的《警世鐘》、《猛回頭》等書冊形式的宣傳品，其直言不諱地正面呼號反清反帝、奮起革命，其鼓動力，不啻萬鈞雷霆。但革命黨人並不排斥在羣眾宣傳中使用“奇招異術”從側面攻擊清廷，贏得民眾支持。

比如，時任山西同盟會評議部部長的景梅久先生就利用報紙屢施奇招。由於清廷的新聞檢查制度十分嚴苛，他常常正話反説，往往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武昌起義爆發，他撰寫了《鄂亂懷疑篇》一文，明明對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知之已確，深信不疑，文中偏寫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張揚革命之聲勢，但他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説清方還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據長江上流，為南北重鎮，水陸形勢之區，兵備集屯之域也”這樣的言辭報道；明明知道原清軍將領黎元洪並不出名，只是被革命黨人臨時推舉為大都督才勉強參戰指揮，卻故意稱“歐人稱為第一流名將”，如此等等。其實在當時，凡是對時局真相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他筆後的真相。顯然，這與一般的“曲筆”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種“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惡作劇”般的調侃。

再比如：武昌起義爆發初，《國風日報》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廣告及社會新聞外，正面一版全是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號字道：“本報從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閲者恕之！”結果，這期白報一出，人心更是洶洶不定，都亂猜起來嚷嚷着説：“大概革命軍完全勝利了，清兵大失敗了！各省都響應起來了罷！不然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廷感到如此更為不妙，便又派警察來報館告訴編輯：“除過靠不住的謠言，準你們登載就是。”景梅久等人正中下懷。的確，一張“白版”，給了讀者更大的猜測和想象空間，會衍生出諸多傳聞，加重對清廷不利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擾亂情勢，這自然正是革命黨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謂“此處無字勝有字，此時出奇勝入正”。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當時革命黨人在羣眾宣傳戰線上“出奇制勝”的招術可謂五花八門，不勝枚舉，它們與正面的反清排滿宣傳緊密配合、相輔而行，極大的增強了宣傳效果，贏得了民眾支持，鼓舞了革命鬥志。

四、白話宣講，淺顯直白

眾所周知，革命黨人多數是知識分子，國父等領袖和骨幹人物更是博覽羣書。因此在革命初期，個別革命黨人常愛用艱晦文言文進行寫作。比如章太炎在19xx年的《神州日報》的發刊辭上寫到：“自古哲士哀時，達人礪俗……”。這樣的文字，不要説在今天，即使在當時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讀得懂的。但很快，革命黨人就能嫻熟的運用白話文向社會公眾特別是下層民眾進行宣傳了。從此以後，革命黨人的羣眾宣傳工作面貌煥然一新，事半功倍。

比如：福建大都督府參事會議員、老同盟會員林白水先生在《中國白話報.發刊詞》中寫到：“文言文報刊全是給知識分子看的，任你説得怎樣痛哭流涕，總是‘對牛彈琴’，一點益處沒有的……革命的希望都在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那十幾歲的小孩子阿哥、姑娘們……但他們即使識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歡或看不懂那種“之乎者也，詩云子曰”類“離奇古怪的文章”。林白水自己“為着這事，足足和朋友們商量了十幾天，大家都知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做白話報罷”。這種以白話報刊來作為向普通大眾宣傳的方法有效的擴大了革命影響。

反觀清廷出資所辦的《政治官報》等御用報刊幾乎都是以文言文撰寫、編輯、裝排和發行，訂閲者僅侷限於各級衙門的官員和幕僚，私人自費訂閲者寥寥無幾，在民間影響甚小，完全無法和革命黨人所辦的白話文報紙的影響力相抗衡。

五、在新形勢下做好江油羣眾宣傳工作的啟迪和思考

最近，xx同志要求領導幹部不管處在哪個層次和崗位，都應該讀點歷史，尤其要注重學習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歷史⑤。我感覺，我們不僅要學習歷史事件，還要注意從汲取歷史事件的經驗教訓，從而歸納總結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精髓。然後，再用這些規律和精髓來指導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宣傳工作。只有這樣做，才能算是認真貫徹落實了習副主席的講話精神。單位領導組織我們大家觀看《辛亥革命》這部電影其實就是學習、借鑑歷史的一種很重要的方式。從電影和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期間，革命黨人在羣眾宣傳方面的這一系列高水平的策略和手段，為推翻清王朝、結束帝制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幾點值得我們加以學習借鑑。

1.要因人而異，不要千篇一律。羣眾宣傳，説到底是要講給羣眾聽的。宣傳搞得好不好，不僅要看宣傳內容是否有道理，還要看羣眾能不能夠準確理解，樂於接受。如果我們宣傳的內容羣眾聽不懂，或者壓根就不想聽，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此搞羣眾宣傳一定要看對象，一定要量體裁衣，一定要因人而異。

我國春秋時代，有一位名叫鄧析的思想家説過：“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説；此言之術也。（見《鄧析子》）”意思是説，我們要搞好羣眾宣傳工作必須要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對象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方式，要話因人異，區別對待。即或是最優秀的演講家傳播的最高明的道理，如果不考慮聽眾的態度及條件，也不可能獲得理想的效果。國父搞羣眾宣傳就充分運用了這一真理。

2.要形式多樣，不要因循守舊。隨着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廣大羣眾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斷增長並日益多樣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內容、形式、手段等各個方面入手，提供多樣化的宣傳產品和形式，努力滿足不同地域、層次、羣體、年齡羣眾的精神需求。同時，堅持差異性原則，為羣眾提供更多富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羣眾的不同需求。加快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文化信息資源共享、農村電影放映、農家書屋、鄉鎮文化站等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建設，加快完善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影劇院、體育場、綜合文化站、文化廣場、文化公園、街道文化中心等陣地，做到文化惠民、文化樂民、文化安民。新的形勢下，我們不但要佔領報刊雜誌、廣播電台、電視電影等傳統宣傳陣地，還要積極佔領貼吧、網站、手機短信等新陣地。重視對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的建設、運用和管理，有效引導羣眾宣傳熱點焦點，牢牢掌握羣眾宣傳的話語權和主動權。

3.要千方百計，不要固步自封。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起蛇來卻能得心應手。這説明，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找到事物的客觀規律！要想搞好羣眾宣傳工作，有一條很重要的規律就是必須要千方百計開動腦筋。什麼叫千方百計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計者，就是九十九計加一計。如果現在我們一個人能夠提出那麼幾個方几個計來。宣傳部下轄的各股室、各部門加起來就會有多少方？多少計呀?所以，只要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人盡其才，悉用其力，那麼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任何困難都是可以解決和克服的，新形勢下的江油羣眾宣傳工作就一定能夠做得更好！。

4.要通俗易懂，不要佶屈聱牙。讓羣眾聽懂我們所宣傳的內容是對我們從事羣眾宣傳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恰恰也是最主要的考驗。因此，我們面對羣眾講話時一定要儘量使用通俗易懂、明白如畫的言語來表達。這樣才能讓羣眾迅速、準確地接受和理解，才能給羣眾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如果我們在宣傳工作時一味追求新奇甚至故弄玄虛，用一些艱澀難懂的詞彙術語，讓羣眾聽起來非常吃力，就會影響宣傳效果、會場紀律和羣眾情緒。不僅費力不討好，事倍功半，羣眾還不買賬。唐代文學家韓愈把這種文體稱之為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因此，我們要儘量少引用（或不引用）羣眾不熟悉的詞彙和典故，多采用羣眾生活中常見的俗語、俚語、成語和故事，讓羣眾覺得和藹可親。

來部不久，部領導就要求我思考一下新形勢下如何做好江油的羣眾宣傳工作，但由於我從來沒有搞過羣眾宣傳，也沒就羣眾宣傳工作進行過認真細緻的調查研究，故而未敢妄加置喙。這次通過觀看電影《辛亥革命》以及查閲相關史料，才使我對羣眾宣傳工作有了一些啟迪。其實，關於如何做好新形勢下江油的羣眾宣傳工作，各級領導早已洞鑑在心，遊刃有餘。我本不該冒昧妄言，部領導安排我思考這個問題，既是對我的考驗和鍛鍊更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所以明知自己見解粗淺，文詞疏鄙。依舊不敢稍有隱瞞。班門弄斧於前，謹供領導執政參考。

註釋：

①《人民日報》xx年6月20日，《xx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時的講話》，

②《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xx年7月版。

④《文史資料選輯（1-100期合訂本）》，中國文史出版社，全國政協編撰，1986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