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現代化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背離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推翻了皇帝，結束了中國二千餘年的專制統治，而是為中國傳統社會畫了一個句號，使19世紀中葉開始被迫進入近代的中國相對説來拋卻了舊傳統的束縛，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開闢了一條通路，斬斷了中國社會任何後退的可能。中國只有義無反顧地向前走，猶豫、彷徨、畏縮不前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下尚可理解，但任何倒退、復辟、歸復舊制的企圖都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不要説人民不願放棄共和國的公民地位而去做專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統治者自身也深感畢竟時代條件不同了，“惟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國”，而無法再存絲毫復辟之想。

如果就中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看，辛亥革命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一方面結束了中國的傳統社會，另一方面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隨着時間的推移，它的後一個方面的意義必將愈加突出，愈加重要。不過，辛亥革命畢竟來得過於迅猛，它不僅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從而使革命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無法穩住局勢，恢復秩序，推動中國在現代化的軌道上持續發展，反而因舊轍已壞新軌未立而陷入空前混亂;而且，由於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畢竟是前無古人的盛世偉業，既無成功的經驗可以憑藉，又無失敗的教訓可以汲取。於是我們便不難看到一個極其可怪的現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觀效果與主觀願望每每嚴重背離。雖然尚不能説它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喪失了一次重要機會，但畢竟由於其實踐的客觀效果不佳而給20世紀的中國留下了許多隱患，投下了許多陰影。人們有理由懷疑，資產階級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國國情，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否有其發展前途，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否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這一階段?凡此種種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並不僅在於20世紀的早期，實際上關涉到整個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中國。我們暫且無意對辛亥革命進行全方位探討，只願站在現代化的理念上分析辛亥革命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何以嚴重背離，從而或許有助於對上述諸種疑問建立一適當的同情和較為準確的理解。

現代化是一個綜合性極強的概念，它不僅具有複雜的內涵和外延，而且具有極強烈的階段性或時代性特徵。不過，對一個民族來説，所謂現代化，不外是克服自身的封閉性和狹隘性，確立一種世界觀念，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從而使自己的發展呈現出與世界同步的現象。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説，現代化不僅沒有階級的分野，和某一特殊的社會屬性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而且現代化不可能具有同一的模式，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只能根據自己的不同國情，確定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和途徑。

然而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説，現代化的要求雖然來自中國社會的內部，但它的啟動畢竟導源於外來因素，而且過於突然和急劇。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促進了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界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也就是説，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既符合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化的必然趨勢，又實際上擾亂了這種必然趨勢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階段。因而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從開始啟動就帶有某些超前或被迫的意味，無法建立一種循序漸進的現代化模式。

可以説，中國現代化的超前與失序，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調理，遂使矛盾愈積愈深，終於演化成一個又一個的激進運動，結果便是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中國的現代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後退不能，前進不得，往復循環而不得其要領。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説，辛亥革命的爆發一方面具有內在的必然性和久遠的歷史意義，另一方面在客觀效果上與革命倡導者的主觀願望發生偏離乃至相反，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從內在必然性一方面説，辛亥革命之發生是中國歷史的必備環節。因為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實現，雖然並不一定要依附於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的基礎上，但中國的現代化也決不可能建立在中國傳統社會專制體制上。換言之，即使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並不一定是當時中國已具備的東西，但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必須發生某些變動和改變，則具有相當必然的意味。

事實上，自從19世紀中葉中國被迫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社會便再也無法停滯在某一凝固狀態，而是不停頓地發生着一系列裂變和改革。至少是在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的數十年間，清政府的統治者們確曾意識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危機，確曾致力於模仿並採用西方的設備和制度，以便恢復和加強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所謂 “同治中興”，不僅意味着兩宮皇太后重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有才幹的漢人，授之以兵權和事權，取得了鎮壓太平天國，以及雲南、貴州回民起義等各種 “騷亂”，贏得了和平建設的國內環境，而且實際上“中國開始引進西方技術即在此時，廣東、上海、北京辦起外語學校，福州興建海軍造船廠，上海、南京等城開始設機器製造局，並在外國專家的幫助下設置現代海關”。 顯而易見，中國如果在這條道路上持續走下去，隨着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基本關係的改變，政治體制的變革也遲早要提上議事日程，中國的現代化或許能以健康的狀況向前穩定發展。

經過幾十年相對穩定、相對和平的發展，到了19世紀80年代或再遲一些時候，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不僅再次成為亞洲的第一強國，而且在世界範圍也開始恢復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應有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也開始產生，它雖然由於客觀環境的制約，具有明顯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等嚴重的內在缺陷，但它畢竟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分化出來的新興力量和進步勢力，必將隨着自己勢力的不斷成長而義不容辭地擔當起推動社會進步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責任。易言之，伴隨着他們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他們決不會安分於傳統社會 “士農工商”的末席，而必然要求獲得對國家事務的參與權力，必然要求合乎他們利益的民主政治。馬x忠在1877年描述自己考察歐洲的感受時説：“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税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 馬x忠的這一思想轉變過程，實際上是中國早期民族資產階級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要求並不過分，而且伴隨着經濟發展和他們自身地位的不斷提高，社會關係的改變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是繼續發展的應有之義。這一點正如馬克思曾經揭示的那樣：“人們不會永遠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説，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喪失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可見，人們藉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着新的生產力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必然關係的經濟關係。” 也就是説，隨着新的生產力獲得，舊的社會形式無法不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就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

清朝晚期的最高統治者當然不可能對這一規律建立明晰認識，否則，他們從一開始便會堅決拒絕一切變革。然而在事實上，中國的變革不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呼籲，而正是在中國最高領導者的倡導下開始的。不過，當以自強為主要和唯一目的的運動進行到一定的時候，“不料卻發現他們自己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借用一項西方事物導致他們必須借用另一項，從引進機器而需要引入技術，從引入科學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制度”， 從而最終必將超過清政府對改革所能承當的極限，清政府實際上面對進退兩難的選擇困境。

如果不帶有偏見的話，我們應該承認，晚清政府未嘗不想謀求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未嘗不想使中國早日完成向現代化的轉化。不僅晚清的實權人物西太后確曾真誠地主張進步與革新，因為如果沒有她的默許和支持，恐怕不僅沒有晚清的“新政”之舉，1898年的維新運動也無從發生。而且在西太后之後的清廷掌權者，既無力拉着歷史的車輪倒退，將局面歸復到西太后之前，更無心這樣去做。他們實際上繼續着西太后在世時業已開始的政治改革，於192019年10月4日宣佈正式成立各省諮議局(新疆省緩辦)並開議。不論清政府這一舉措的實質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為政治改革打開了通路。

不過，清政府畢竟不是現代政府，它雖然渴望向現代社會轉變，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但這種轉變、進步與發展畢竟要保持在適度的範圍內，即以不損害皇權和作為統治階級的滿洲貴族的利益為基本前提。用西太后的話説：“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 也就是説，不論清政府怎樣地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它都不可能放棄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更不會自行放棄他們的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