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戰略性競爭

臨近畢業了，大家的論文寫好了嗎，下文是戰略性競爭，希望大家有所收穫!

xx年中日關係風急浪高。伴隨日本民主黨外交政策轉向及全球和地區局勢的新變化，中日之間固有矛盾激化，戰略競爭面上升。xx年，中日關係能否有所改善、重新回到穩定發展軌道，令人關注。

民主黨取代自民黨執政被稱為“不流血的平成維新”，給日本帶來了求新、求變、求進的歷史機遇。但一年零三個月的現實證明，民主黨精英們在漫漫xx年等待上台期間苦心打造的理論與戰略並不實用，它把日本外交帶入了僵局，也使自身陷入執政困境。

與自民黨相比，民主黨對政治大國化目標的追求似乎更直接、更執着。鳩山政權嘗試通過對美説“不”，提升日本在同盟結構中的地位，通過適當拉開距離提醒美國重視。“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從對美角度看也是為了“挾亞自重”，增加政治籌碼。但“疏美近亞”的政策招致國內保守派強烈抵制，而韓國“天安”艦事件則成了壓垮鳩山內閣的最後一棵稻草。

後任菅直人內閣在基地搬遷問題上對美妥協，承諾按當年自民黨政權與美國達成的協議辦，繼而“全力恢復日美信賴關係”。這一結果不僅是日本對美“獨立外交”的挫敗，也是對日本政治大國化戰略的一次打擊。而且對美妥協也未能換取基地問題的順利解決，沖繩地方選舉結果證明，日美之間的這一關鍵問題將繼續拖下去。

包括日美關係在內，日本大國外交普遍亮起紅燈。俄羅斯領導人登上日俄爭議的“北方四島”，導致日俄關係新一輪緊張。據稱，俄方已不準備根據1956年日俄《共同宣言》的有關內容與日本進行領土談判。中日之間，“9·7撞船”事件中民主黨政權不顧中國立場、堅持以日本國內司法程序處理，嚴重損害了兩國政治互信，關係的修補可謂任重道遠。對“9·7”事件的不當處理導致菅內閣支持率下滑16個百分點，對中日關係及民主黨政權本身都構成了打擊。

一連串的外交失敗凸現民主黨執政和領導能力的欠缺，説明它還沒有完成從反對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型，而對外關係成了“重災區”。為了自身目標及修復日美同盟的需要，菅直人內閣積極配合美國的全球和地區戰略，包括“重返東亞”，以顯示日本仍有能力支撐美國的戰略調整，但結果是進一步使鄰國受到傷害。日本與鄰國普遍存在領土爭端，而xx年“三島問題”——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與韓國的竹島(韓國稱獨島)、與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同時出現。

中日韓三邊合作近年來迅速發展，根據三國領導人會議共識，xx年擬在韓國建立三國合作祕書處，研究涉及三國合作的重要課題，全面促進和加強三國合作。但日本外交卻顯露出“拉韓製華”傾向，損害了三邊合作的政治基礎。一是在安全上參與美韓聯合軍演，強化三國“共助體制”;二是強調日韓共同擁有自由民主價值觀，這與自民黨政權的價值觀外交已無任何區別。

內政變數

日本國內政局，則是影響關係走向的另一大不確定因素。民主黨國內政績同樣令選民失望。7月參議院選舉後，執政黨聯盟只獲得242議席中的110席、反對黨卻佔到132席，再現“扭曲國會”格局。執政黨主導的法案在參議院隨時面對反對黨的阻撓，菅內閣執政環境險惡。在自民黨政權時期，40%的內閣支持率一般被認為是維持政權的底線，而最新民調顯示，現內閣支持率已經下滑到21%左右。

理論上xx年日本沒有國會選舉，但現實也許會出人預料。

日本政治社會正處於歷史轉型期，內政對外交的影響重大而直接，近年來中日關係所受到的影響也是更多地來自於日方。從自民黨小泉到安倍再到福田，從麻生到民主黨鳩山再到菅政權，對華政策的每次調整都有國內政治的背景。而上述日本國內局勢，至少會給中日關係穩定發展帶來兩點懸念。一是如果菅直人下台，誰接替菅當首相，對外政策又會怎樣變化?民主黨執政經驗不足，政策統一性、一貫性不強，加之黨內矛盾重重，新人上台造成政策起伏的概率更大。二是內政再次動盪，會不會波及對外關係?

《日本經濟新聞》xx年初曾發表社論，分析民主黨對外政策，稱該黨“從在野黨時期形成的從內政視角處理外交、極具危險性的習慣”最令人擔心。的確，“為內而外”是民主黨外交政策的突出特點，而且隨着國內政治季節的到來，它對民意的反應會尤其敏感，對外關係有因內政需要而被犧牲的危險。

對中防範

中日矛盾大而言之可分作兩類：一是力量對比、形勢變化、政策調整造成的戰略與利益衝突。“9·7”事件實際就説明中日矛盾的焦點已經從小泉時代的歷史觀衝突轉移到現實問題上，中日之間戰略性競爭的一面進一步凸顯。二是由各種背景堆積而成的“心理問題”。它和現實利害衝突相互激發、同步升級，而缺乏政治、戰略互信是問題的核心。

譬如，在中國購買日本國債問題上，無論是增持還是減持，都會招致日本國內的多方議論，懷疑中方“動機不良”。以中國gdp超日為標誌，兩國力量對比目前處於“錯肩”階段，日本對華戰略心態微妙，猜忌心理將使兩國之間問題的處理更加複雜。

上述背景下，xx年日本對華政策及中日關係的兩面性將持續增強。中日合作特別是經貿領域的合作關係近年來長足發展，已到了“無法為第三方所替代”的深度合作階段。對加強日中經濟合作，民主黨內無論是知華派的經濟財政大臣海江田萬里、還是對華強硬的外相前原誠司，也都存在共識。然後，中日關係合作性的上升並未導致其競爭性的削弱，合作所帶來的鉅額商業利益並未及時有效轉化為政治互信、戰略互信，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作為民主黨對華兩面政策的結果，xx年安全對抗將成為中日矛盾最突出的部分。近日，日本政府正式通過了新《防衞計劃大綱》，並確定了未來五年的中期防禦力整備計劃。大綱中首次寫入有關重視“動態防禦”的構想，並強調加強日本西南海域防禦，同時明確提出“應對中國，加強防禦”。

新防衞大綱毫不隱諱地將重點放在了中國，明確提出在增強日本西南海域海空防禦的同時，在日本的離島部署陸上自衞隊。作為民主黨防務政策的“新概念”，重視情報蒐集和“警戒監視”中國海軍的“動態防禦力”構想也被首次寫入大綱。為應對中國海軍在東海的“頻繁活動”，大綱規定海上自衞隊潛艇數量由16艘增至22艘，以提高在西南海域的“監視能力”;航空自衞隊那霸基地的戰鬥機團由1個師團增加為2個師團，預防別國戰機對侵犯日本領空;在距中國最近的沖繩縣與那國島部署“沿岸監視隊”，在相關地區部署陸基反艦導彈。

值得關注的是新大綱對“中國問題”的定性。xx年版大綱稱中國的軍力崛起“令人憂慮”，而新大綱則明確提出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憂慮事項”。防衞計劃大綱是日本安全防務政策的指導性文件，但這次似乎也給對華外交定了調，專門提出日本要聯合擁有“共同價值觀”的韓國、澳大利亞、東盟有關成員國及印度，在與中國存在爭議的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堅定姿態”。

不難預見，由於日本新防衞計劃大綱的出台，中日關係將走向新一輪緊張，重歸穩定發展任重而道遠。

上文是戰略性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