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中國式管理”

魯迅先生曾經批判過一些中國人的“古已有之”的情結：把所有現代的東西，都拿到古代去尋找依據，然後又用古代的某些東西來代替現代的東西，提出了一些“看上去很美”其實似是而非的“灰色幽默”式的命題和結論。然而，這樣的思維方式在中國其實屢見不鮮，最近台灣大學教授曾士強所大力鼓吹、並被大陸企業界一些人士所追捧的“中國式管理”，就是“范仲淹的雷鋒精神”這類思維方式所產生出來的偽命題。

什麼是“中國式管理”？按照曾教授的解釋，就是“以中國管理哲學來妥善運用西方現代管理科學，並充分考慮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以及心理行為特性，以達成更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國式管理其實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強調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歷程。中國式管理以“安人”為最終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經為理論基礎，合理地因應‘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人事現象；主張從個人的修身做起，然後才有資格來從事管理，而事業只是修身、齊家、治國的實際演練。”

這個定義，包含着曾教授的幾個重要論點：第一，中國有“管理哲學”；第二，“中國管理哲學”可以“妥善運用西方現代管理科學”；第三，中國式管理可以“達成更為良好的管理效果”；第四，中國式管理“其實就是合理化管理”；第五，只有從個人的修身做起，然後才有資格來從事管理。

下面，我想對這一定義及其所包含的論點提出自己的疑問：

一，中國有管理哲學嗎？筆者當然不否認，中國的哲學思想裏面包含有管理思想，或者説，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裏面，有些是可以對管理科學有所啟發的。但這樣的思想是零星的，是散見於中國的各類典籍中的，是不成體系的。中國不但沒有一個哲學家或者思想家對“管理”提出一系列的理論或思想，甚至也沒有誰把中國哲學家們的這些零星的思想進行整理過，所以，傳統中國還遠遠説不上有“管理哲學”的存在。退一萬步講，即便“中國管理哲學”這一説法成立，那麼其具體所指又是什麼？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儒家主張“修己安人”，主張“治心”，法家的代表韓非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道家乾脆就説“無為”。不但各派相爭，而且同宗相異。儒家代表中，孔子，荀子，孟子，他們對普通民眾的態度和觀點都大不一樣。那麼，所謂的“中國管理哲學”，究竟指的是什麼？是哪一家哪一派？管理思想是要運用到實踐中的，在具體的實踐中，我們 要是遵從中國式管理哲學，究竟是要儒家的“治心”，還是要法家的“規矩”，還是乾脆都不要，“無為”？曾教授自己也説過：“從管理科學來看，沒有中國式管理；從管理哲學來看，又有中國式管理。”那麼，如果“中國管理哲學”是個偽概念的話，“中國式管理”又毛將焉附？

二，“中國管理哲學”可以“妥善運用西方現代管理科學”嗎？我們知道，“現代管理學”是從管理大師德魯克寫於1946年的《公司的概念》開始算起的。因為在德魯克之前，所有的企業管理幾乎都是在談論“企業和利潤”，從德魯克開始，才談論“組織和績效”，所以德魯克才會怒道：將管理的目的看作是獲取利潤，簡直是驢脣不對馬嘴的胡説八道。實際上，德魯克自己早就説過，《公司的概念》並不是描寫“企業管理”的書、而是描述“組織管理”的書籍。而中國的“組織管理”，是脱胎於中國奴隸社會、發揚光大於中國封建社會的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根據的家族式管理和獨裁垂直式管理，它是適應中國長期的農業社會的管理方式的，這種管理方式早已無法適應工業時代和知識時代對組織管理的要求，也已經跟不上中國融入社會的步伐。非常遺憾的是，一些中國的教授、學者，對於德魯克的巨大貢獻也是一知半解，而所謂的結合中國特殊國情等典型的中國式的智慧語言，在錯誤地解讀着現代企業組織管理。

第三，中國式管理可以“達成更為良好的管理效果”嗎？即便我們承認“中國式管理”的説法，那麼，它可以“達成更為良好的管理效果”嗎？筆者對此深表懷疑。首先，一種管理思想必須有它的載體來作為“論據”。而所謂的“中國式管理”卻缺乏這樣的載體。曾經有好事者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歸因於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但仔細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實際情況，就不難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遠非我們想象的那樣。韓國文化中有中國儒家文化的成分，但它和日本文化一樣，一方面是在吸收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揚棄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的基礎上，揉和了濃烈的民族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在大量吸收美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韓國特色的文化。香港文化中既有中國文化傳統，又有英國文化的大量滲入。新加坡文化和台灣文化一樣，基礎是儒家文化，但精神卻是西方文化，具有現代化的韻味。而且迄今為止，在儒家精神的本部——中國大陸，從“中國式管理”走出的國際性大企業數量也太少。2004年《財富》雜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前50名當中日本企業仍佔7席，中國只有1席；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營業收入1531億美元、排名第6，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營業收入583億美元、排第46名。很顯然，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和政府巨大的基礎建設投資為國家電網公司進入世界500強作出了決定性貢獻。在這種情況下，所謂“中國式管理”只能是一種奢談。其次，看一種管理方式的未來，可以先看它在過去的成果。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不乏真知灼見和偉大的思想。但是，它們在實際運用中卻早已變形走樣。在國家的管理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皇帝的旨意和政府的律令，而是官場上的潛規則，凡是讀過吳思先生的《潛規則》一書的人都深有感觸。即便是現在，中國傳統的官場政治在企業中的運用所形成的“公司政治”，都一直是中國管理最大的攔路虎和最難對付的敵人。其他諸如“窩裏鬥”、“朕即天下”、“庸人集團”、“碰杯萬歲”、“有罪推定”、“諸侯割據”、“安插耳目”等，都是傳統“中國式管理”帶來的“遺產”，“每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但三個中國人就是三條蟲”，正是對所謂“中國式管理”的最大諷刺。如果這些“遺產”不清除乾淨，中國恐怕永遠難以踏入先進管理的行列，更遑論達成比西方管理科學“更為良好的管理效果”？

第四，中國式管理“其實就是合理化管理”？曾教授解釋説：“中國式管理其實就是合理化管理。”“合理”是什麼呢？他説，所謂合理就是合乎規律。這一解釋卻是典型的西方方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應現在“規律”一詞的，從來不是“理”，而是“天”，是“道”。曾教授説：“與西方式管理不同，中國式管理就是真正倡導以人為本。”事實上，如果稍具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中國從來沒有過“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從來都是以“官”為本位。“以人為本”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從願望出發得出的結論。此外，曾教授在《管理大道》第3篇第4章又説 “中國管理就是中道管理”，在這裏，“中道”的意義已經與“合理”相去甚遠；而且，“中道”在中國從來都是作為一個理想或概念而存在，在社會組織的管理中也從來沒有實現過（否則就不會有循環性的農民起義了），所實現的，不過是庸俗的辯證法而已。

第五，“只有從個人的修身做起，然後才有資格來從事管理”？從整體上看，中國傳統文化對個人道德修養的關注遠遠超過對組織管理的關注。在西方管理研究中，企業管理主要是針對組織，個人道德修養屬於勵志學範疇，前者代表是德魯克，後者代表是卡內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管理思想，沒有發展出任何深奧的管理理論，只揭示一個原則，即管理者當以德治國，為政與為德，根本分不開。孔子提出這樣的原則的時候，有它的時代背景，即周代的社會組織以宗族為單位，依宗法制，在宗法制度中的政治大小集團不過是若干大小宗族的化身，在這樣的親密團體中，在上位者個人的道德能產生直接的效用。戰國以後，社會鉅變，孔子的德治理想已經失去了客觀依據，但秦漢以降的儒者始終未能突破原始儒家修齊治平的格局。而以後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強調個人修養相反，“厚黑學”卻成了我們這個文化中組織生存的潛規則。歷史上那些有些成就的帝王將相，大多都是在個人道德上存在着許多污點的人。潛規則的產生，根本原因是因為“正規則”的無法施行，是因為它對個人道德修養的要求超過了實際可能而產生的“反彈”。

……至此，筆者可以得出結論了：“中國式管理”是一個偽命題；即便勉強承認這一説法，它也不能給現代的中國企業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助益。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政治組織體系中，一直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管理”概念，更不要説是管理哲學、管理科學或管理技術了：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角落中的，是由各種原始羣落和血緣關係自發組成的組織，以及政府（朝廷）自上而下的統治體系，它們賴以維持的，多的是“治”，是政治，統治，是RULE，少的是“理”，少的是管理，治理，ADMINISTER。那麼，為何這樣一個不難認清的“理論”，卻在一片歡呼聲中粉墨登場，一時間贏得了眾多的掌聲呢？這裏面有着太多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

“中國式管理”理論的提出，首先有着深遠的歷史背景，它是上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現代新儒學在管理界的反映。上世紀20年代，為了迴應近代中國內憂外患下累積着的那些問題，也是深受着現實中由“五四”啟蒙者們鼓倡而成的全面、激烈的反傳統思潮的刺激，另種類型的知識者以“吾曹不出，如蒼生之奈何”的擔當，以接續民族歷史文化命脈的使命意識，從文化保守主義的學理立場進行着思考、探尋和努力，由此而有了現代新儒學的出現。其基本特徵是，強調繼承、發揚孔孟程朱陸王，以之為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根本精神，並以它為主體來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學’）和西方哲學（如柏格森、羅素、康德、懷特海等人）以尋求當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現實出路。從歷史上看，現代新儒學已經歷了三期發展，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是第一期現代新儒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是第二期現代新儒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是第三期現代新儒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從空間上看，上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政治原因，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大多在台灣以及海外，台灣成為現代新儒學的重鎮。出身台灣的曾教授的“中國式管理”，正是在這一思想背景下產生的。

“中國式管理”理論的提出，當然還有深刻的現實原因。其一，改革開放20多年來，大陸企業界對“管理”越來越重視。但苦於自身沒有這一方面的資源，就只能學習西方的管理技術。特別是90年代以來，各種管理思想蜂擁而入，但這些管理思想並沒有給中國企業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四處抓瞎的浮躁的企業家們已經漸漸失去了對西方管理思想的信任和耐心；其二，民族主義思想也是這一理論產生的現實背景。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人的自信心逐漸恢復。但當人們發現，所謂“管理”就是“西方式管理”時，總是心中有所不平和壓抑。“中國式管理”管理的提出，恰好滿足了人們的心理期待，它所提出的“達成更為良好的管理效果”的未來黃金世界般的許願，無疑激發了中國企業界的巨大熱情。

但是，有着思想背景和現實原因的理論，未必就是經得起考驗和質疑的理論。首先，現代新儒學的思想觀點，只是在學術領域裏有一席之地，即便如此，它也經受着廣泛的懷疑。反對者們質疑，在現代社會，儒學傳統究竟還有多大價值，它能否將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換句話説，我們今天還抱着孔孟程朱陸王那一套，是值得還是不值得？是順應潮流還是逆水行舟？再者，本世紀中國人的諸多災難，這筆帳究竟應該算在誰的頭上？也就是説，中國問題的不能解決，究竟是新文化運動思想的流佈所致，還是因為儒學傳統的陰魂不散？儒學的基本思想，是適應於小規模生產的傳統經濟的，它是否還適應於現代的工商社會和信息社會，是需要加以追問的一個大問題。而就現實來説，一種情緒上的滿足和發泄，實際上是一種非理性的認知。在這種非理性認知的控制下，一種看似合理的理論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的“人種優劣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階級鬥爭論”，都在這種非理性認知的控制下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的大破壞和大災難。

筆者不否認中國的哲學思想中，有許多可以拿來啟發我們的管理思想。但是，筆者認為，現代中國在２０世紀已經進行了重大轉型，西方文化比傳統文化在事實上更影響着人們的工作和生活，而且這一趨勢並未改觀。在當前的中國，最緊迫的，不是急於去挖掘那些古董和陳屍來為自己的無知壯膽，而是靜下心來，虛心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與科學（管理就是一門科學，你把它拔得再高也沒用）。在這中間，一些最基本的東西要做到，比如誠信，包括對員工的誠信和對客户的誠信，如果連誠信都做不到，而妄談什麼管理科學、企業文化，無異於緣木求魚。多少年來，中國一直在學習西方，但成果並不令人滿意。但是，這不是西方管理科學的錯，而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浮躁和短視。試問，究竟有多少企業家認真讀過德魯克的著作？有多少企業家又認真讀完松下幸之助的《經營管理全集？放着充滿智慧和“大道”的著作不讀，而是與與市場上那些低等的“管理著作”一起狂歡，從“奶酪”到“執行”，從“ＸＸ決定成敗”到“ＸＸ是個好員工”，從“三國”到“西遊”，從“狼”到所有的動物，從“沒有藉口”現在的“中國式”……狂歡過後才發覺，原來我們什麼都沒學到。

對於中國企業，我們有着太多的困惑與痛楚。今天中國企業管理所遭遇到的尷尬和困惑，是中國社會整體性變革中所遭遇到焦慮的一部分，也是浮躁的中國企業管理者和浮躁的 “專家、學者”急功近利的必然結果。（曾仕強）

來源：中人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