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談判口才：“贛州談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在盧溝橋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在事變爆發的第二天，就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蔣介石在日軍急劇擴大進攻，全國人民強烈要求抗戰和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不得不改變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對日軍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於7月17日宣佈實行抗戰。

為了適應抗戰需要，根據黨中央指示，贛粵邊特委在江西大餘池江召開幹部大會，決定將贛粵邊紅軍游擊隊改為抗日義勇軍，並表示願與國民黨地方政府談判合作抗日。七·七事變爆發20多天後，國民黨軍隊陸續停止了對贛粵邊各地紅軍游擊隊的進攻，報紙上也刊登了一些國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項英、陳毅在大餘縣看到報上刊登的彭育英被任命為贛州專署招撫委員會副主任的消息。他們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於士紳家庭，留學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氣節。項英、陳毅決定與他先接觸，於是以陳毅的名義，給彭育英發“快郵代電”，闡明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並派人送去。

8月27日，彭育英親書“感祕代電”專函，派其祕書魯炯雯進入梅山游擊區，將電函轉送給陳毅，希望紅軍游擊隊能派一負責人出山談判，時間越快越好。項英、陳毅和特委領導人研究後，寫好覆函，於9月3日交警衞員潘聾古親自送至大餘縣政府。彭育英接函後，非常感謝共產黨人深明大義，當即回信約陳毅到鐘鼓巖親自晤談。鐘鼓巖的洞真觀有一主持叫曾廣桃是萬安縣人，也是彭育英的同鄉，曾任鄉蘇維埃政府主席，主力紅軍長征後潛蹤於此，由他接待，雙方都同意。

為應對談判，陳毅提出了將南方各游擊區聯合起來成立一支抗日力量，與北上紅軍主力形成南北呼應的正確主張。他被推選為中共贛粵邊特委和贛南抗日義勇軍的全權談判代表。

9月6日早飯後，彭育英從西華山鎢業管理局借得一輛汽車，盛備茶點糖果，由祕書魯炯雯、管印文書賴志剛、經徵處主任王培恩和公務員、勤務兵各一人陪同，前往廣東南雄的鐘鼓巖洞真古觀等候。約10時左右，陳毅打着油紙傘，一行5人從梅關古驛道來到鐘鼓巖，彭上前迎接，自我介紹：“我是彭育英。”陳毅接着説：“我就是游擊隊老陳。”隨後，彭、魯邀陳毅和另一位游擊隊代表來到洞真觀中的一廂房內交談。談判一開始，陳毅就向大家説：“南方紅軍游擊隊歸我們指揮，但現在如何處理要聽我黨中央的。不過南方各省的游擊隊要聯合起來，這是肯定的。希望你們給予交通方便。”彭育英對陳毅所提的一些條件不敢做主，請陳毅到贛州，與江西省政府代表和第46師代表談判。

9月8日，大餘縣政府派魯炯雯為代表，游擊隊以陳毅為代表，在池江區公署舉行正式談判。由於經過前幾天陳、彭書信往來和親自晤面，彼此比較瞭解，因此談判很順利，氣氛也很好，最後共同商定了“釋放各縣被扣押的共產黨人”等7條。9月11日，彭育英備車陪同陳毅等游擊隊代表赴贛州與國民黨省黨部、專署和駐軍代表談判，所談事宜基本達成共識。9月20日，江西省當局派專車來大餘接項英、陳毅赴南昌與國民黨高級代表談判，最終解決了南方8省紅軍游擊隊的下山、改編問題。從此，大餘和贛粵邊各地的紅軍游擊隊均先後下山集中、整訓待命。

在這又一次大轉變的重要歷史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一些中國共產黨人，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產生了右傾思想，而陳毅卻始終清醒地堅持既反對“左”又反對右的兩條戰線鬥爭，這決定了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能始終站在黨的正確路線的立場上，作出重大的貢獻。他滿懷豪情，作《國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調寄《生查子》詞一首：“十年爭戰後，國共合作又。回念舊時人，潸然淚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堅定勉吾儕，莫作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