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會議上總結講話

同志們：

大家在討論中普遍認為我們這次會議十分必要，是非常及時的。**副總理在昨日座談會的講話中強調城市規劃是第一資源，要求各地要充分發揮城市規劃對城鎮化和城鎮健康發展的引導作用，再次明確了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的重要性、指導思想和主要任務。汪光燾同志的講話內容非常全面，問題分析透徹，也對同志們進行了城市總體規劃修編重要性和基本要點的教育。結合兩位領導的講話精神，我對本次會議做一個小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城市總體規劃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二是一些地方在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三是糾正此類盲目性的基本策略。

一、城市總體規劃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已經強調了城市政府的主要職能在於規劃、建設和管理城市。在這三者之間，城市規劃是龍頭，沒有規劃就沒有健康有序的建設和管理。但是，我們以往在講城市發展成績時，很少有提及規劃的功勞，反而是將城市建設的過失歸咎於規劃，城市規劃往往成了替罪羊。大家都記得上世紀60年代大躍進時期，城市發展過快，各地亂建設曾是風起雲湧，那時我國還沒有《城市規劃法》，卻居然作出了城市規劃停三年的決定。幸好這隨後的三年正是我國經濟發展處於蕭條期，各地也無錢搞建設，才不至於出現大的問題。假如在當前我國城鎮化高速發展過程中，也作出城市規劃停三年的決定，這就意味着火車頭的動力非常足，卻把軌道撤掉了那樣糟糕。因為城鎮化就像一列快速行駛的火車，城鄉規劃是軌道，是保持火車健康運行的軌道。如果把軌道拆掉，火車沒有軌道而繼續行駛，你説會出現什麼問題?所以，我們現在都認為規劃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必須指出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即我國的城市總體規劃管理體系在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方面功不可沒，其作用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效地指導了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使城市的功能日趨完善。到過印度及非洲一些國家的同志都深有感觸，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大多數城市中，30?d50%的面積被貧民窟所佔據，城市道路擁擠不堪，污水橫流，自來水普遍受污染等造成疾病流行。但是我國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因為城市規劃有效地指導了城市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保證了城市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城鎮化的進程促使人口分佈從農村的鬆散狀態轉向了緊湊，人們交往的密度和頻度大大提高了，城市規劃在指導基礎設施合理分佈、保證城市環境衞生、制止流行疾病的傳播等方面發揮了主要的作用。現代城鄉規劃就是起源於歐洲的黑死病和其他流行疾病的防治。我國的城市規劃在這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保持了我國城市緊湊型的發展形態。除了開發區，我國城市建成區人均用地面積，建國50多以來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建成區人口密度居世界前例，是世界上城市土地集約化使用成績最佳的國家。特別是進入快速城鎮化階段後的十多年來，我國城市集約用地的成績也非常突出，人均用地面積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當然，各類開發園區脱離城市總體規劃的調控造成土地大量浪費則另當別論。開發區實際上是在挑戰我們的城市規劃。當初設立開發區的出發點是好的，是想避開老體制建一個新區，但到了現在，在新經濟體制和城市規劃法比較完善的情況下，挑戰城市總體規劃當然成了一個嚴重問題了。因為現行城市規劃標準中規定人均100平方米用地，是包括了除了農業以外的工業、綠化、商業、居住和交通等所有的基礎設施的用地。中國是世界上至今為止成功保持城市緊湊型集約用地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三是起到了各級政府宏觀、中觀調控和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作用。曾培炎副總理指出，城鄉規劃的節約是最大的節約，城鄉規劃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近幾年來，城市規劃對城市基礎設施、房地產市場、舊城拆遷改造和建築業都發揮了調節作用，對保證宏觀經濟健康和發展城市建設有序進行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四是發揮了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作為規劃實施工具的“一書兩證”，在協調社會各類利益主體的矛盾，尤其在土地制度改革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政府監管作用。我國的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沒有城市規劃和“一書兩證”制度和控規，其局面的混亂程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五是保護了一大批的城市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文化名城。全國共有102座歷史文化名城和數百個積澱着民族瑰寶的歷史文化街區。這些不可再生的歷史寶藏全賴於城市規劃的有效保護。至今為止所有的歷史文化名城都編制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部分城市還納入數字化

遙感監測的範圍。

六是規範了全國各地的規劃體系變革。作為法定規劃體系中較高層次的城市總體規劃，在編制實施的過程中也對各地風起雲湧的各類變革起到規範作用。在其指導下，深圳的法定圖則，廣東省的區域規劃、控規的立法，四川省的規劃督察員制度，江蘇省集約用地，湖北、山東、安徽等地的近期規劃和區域總體協調規劃等，有許多好的經驗和創造。事實證明，在發展過程中，城鄉規劃本身也需要變革。

七是突出了對城市全面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指導作用。規劃是第一資源。現在大家都強調，研討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如中部崛起，首先要從城鄉規劃入手。東北振興也是從規劃着手，西部大開發更是在規劃上起步並抓好落實。城市總體規劃作為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理性的工具，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

八是推動了社會主義法治的進程。社會主義的法治過程實際上是民眾自我覺醒和啟蒙的過程，是用法律協調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關係的過程，是把自身的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直接用法律進行調節的過程。法治的本質之一是制衡公共權力使用隨意性，規劃法在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總之，城市總體規劃功不可沒。如果沒有城市總體規劃，可想我們全國各地的城市發展戰略從何而來?城市總體規劃及其編制管理者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的無名英雄。在西方國家，城市總體規劃被稱之為comprehensive planning 或 master planning，也就是指此類規劃具有其他規劃無法取代的綜合調控性質。

正因為總體規劃如此重要，所以我們對它的修編也格外重視。

二、當前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的若干盲目性

城市總體規劃在保證我國社會經濟和城市的健康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主流是好的，這一點要肯定。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在當前高速城鎮化的過程中，一些城市領導也存在着某些急躁情緒，一些地方在城市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存在着若干的盲目性，這要引起我們的警惕。高速城鎮化的過程，可以説是一個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種各樣的思想文化流派蜂擁而來的大潮，是一個大變革的年代，更需要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認真分析研究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存在的各種矛盾。我覺得，我們有不少的城市規劃修編都存在輕重不同的某些盲目性問題。當然，城市規劃總體上是健康的，但是盲目性也不能否認和忽視，哪怕95%是好的，存在5%的盲目性，也會對我們的第一資源產生影響。所以，我們應該為了人民的利益儘可能追求完美。

當前，城市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在全國總共661個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的大都市或國際化城市，有30多個城市要建cbd。這是曾培炎副總理在昨天的座談會上總結的。我想真正要建cbd的城市數字可能翻一番還多。cbd的概念當前在國際上已經不流行了，現在是business park，即商務公園的概念，對跨國公司才有吸引力。高樓林立的集中商務區概念已經不倡導了，但我國現在不少城市領導人還盲目熱衷於cbd。今年5月份在南京開了一個cbd的國際研討會，居然有400多人到會，如按一個城市來2個人算，就有200個城市，可見cbd的熱度仍很高。一座城市要得到全球的認可當然重要。但在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下，有的城市會成為城市網絡的節點而得到繁榮，有的會被邊緣化而失去發展的動力。所有城市都向區域的中心擠，向網絡化的節點上擠，顯然是不現實的。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座城市要取得國際的認可，就要有特色的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風貌、特色的城市產業，以特取勝，而不是盲目地拔高城市的定位，或克隆國外大城市上世紀初流行的cbd。

二是盲目擴大城市人口規模。確實像兩位領導所説的那樣，要準確預測城市未來的人口規模是極其困難的，城市規劃師不是算命先生。特別是城鎮化的高速發展，20年以後城市人口規模到底是多少更難預測。那麼為什麼又要重視城市人口規模呢?這不是矛盾嗎?但是正因為國家的土地調控政策需要根據城市人口規模對用地進行審批管理，所以這種擴大人口規模的衝動就越來越強了。原來地方政府是“跑部錢進”，現在不要錢了，也不要項目，就要城市人口規模指標。這既有客觀的體制策動，又有主觀的盲目性。

三是盲目提倡多組團的城市空間佈局。片面地認為多組團的城市空間佈局就是城市生態良好。其實，多組團與單核心的城市佈局適應的條件是不同的。多組團佈局適應於規模非常大的城市，一般是市區人口規模超過150-200萬人的城市才會考慮多組團。多組團又適合於發展非常快的城市，像深圳那樣9個組團並列同時發展，這在世界城市史上是罕見的。在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對城市發展空間盲目地進行多組團佈局，首先將導致城市集聚效應的大大降低;其次是能耗大增，土地利用效益下降;第三是基礎設施的成本成倍增加。我們所説的另一種多組團佈局，主要是針對那些歷史文化名城，我們主張採取雙核心城市的模式，新建區遊離於古城之外，互相不要干擾，不要多箇中心重合。對於像上海、北京等超大型城市，我們主張多中心。這一次北京總體規劃修編中，確定了“兩帶多中心”的空間佈局。對於一般的中小城市，我們還是主張單核發展，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按照基礎設施的建設佈局走向，發展交通走廊式線狀城市或者根據地型地貌發展指狀式城市，這比盲目地多組團式的城市佈局要好得多。對於多組團的城市空間佈局，不要盲目追求，而是要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產業制宜。

四是盲目進行舊城的成片改造。一些地方領導對外賓介紹自己所在城市時非常驕傲，有2、3千年的建城史，但是我們卻無法看到這個城市的歷史痕跡。老城區是城市之根、文脈之本和風貌特色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眾多文物古蹟聚集的聚寶盆。大部分西方國家對在二戰期間被炸平了的城市古建築，都按照原風貌重新建起來，現在獲得了巨大的觀光收益。相當多的城市，60%以上的收入來自於無煙工業，來自於越來越多的國際遊客。那我國50年以後還能給世界留下什麼樣的城市風貌呢?也許來自國外的遊客看到我們許多城市將來就變成這樣了：站在高樓往下望，世界各國的建築都有了，唯獨沒有中國風格的建築，沒有本地風貌的建築。我們應該如何保護和創造城市的特色?許多人認為，西方建築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為它們的建築是石頭建的;而我國的古代建築大都是木頭建的，木頭爛掉了，建築就倒塌了。同時為了人民羣眾利益，為了防止火災，應該對老城區實施成片的改造，推倒重來。這真是大錯特錯了。西方建築師則認為，正是因為他們的建築是石頭建的，所以維護的成本非常高，不像木頭建築，只需對朽爛的部分進行更新修復就可以了。你説木頭的建築就不能保持城市特色?最好到日本的京都去看看，它號稱東方文化之都，所有的建築式樣都是從中國唐朝照搬過去的，城市的風貌保持得很好，沒有任何高層建築，基本是三、四層，城市的整體風貌十分諧調。我們城市的風貌保持得怎麼樣?有一個歷史文化名城的市長居然把富有當地歷史文化特色的一條街全部拆了，最後由一個規劃師設計搞成了歐陸風格的步行街，一些西方人來看了以後，認為他們到中國是來看中國特色的，結果還是他們家鄉的建築，非常失望。

五是盲目迎合小轎車的交通需求。片面強調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規劃建造大馬路、立交橋和拓寬舊街道。決策者們是坐小汽車的，他們希望能加快行車速度，以至於在城市規劃過程中盲目佈置超寬的馬路、不分青紅皂白地拓寬機動車道、砍伐行道樹、取消自行車道。個別南方城市還對取消自行車道予以立法。現在，西方所有的城市都恢復了人行道、自行車道。耗能最低的城市是一個可步行的城市walkable city，而我們現在有的城市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國本是一個自行車大國，而現在發生的一些事件卻是很有諷刺意義，上海有幾個白領人士告訴我，他們一天要開2、3個小時的車(大部分是堵車時間)為了鍛鍊身體，下班後先開車到健身房，騎假的自行車1小時，再開車回來。我們的城市道路寬度遠遠比歐洲這些國家的城市道路寬得多，為什麼沒有組織好交通?主要是路網不夠而不是城市的道路寬度不夠，消滅綠化帶、人行道、自行車道來確保小汽車暢通，是再愚蠢也不過的事。西方多數城市為了保證公交車、自行車暢通，正在紛紛壓縮一般機動車道的寬度，從需求上控制私人小汽車的使用以達到整體節能的目的。

六是盲目地進行功能分區。片面強調功能單一的各類園區。西方國家在1XX年前就曾經發展過功能單一的工業城和卧城(sleeping town)，後者僅用於居住，上班又在另外一個地方。那個時期的城市可謂是焦炭城，工業區污染非常嚴重，居住與工業必須分開。而我國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在城市中發展的是低污染、勞動力密集、低耗能的工業，這種工業用地完全可以與居住或其他用地混合。西方國家現在強調的就是土地混合使用模式，這樣可以做到節地、節能、節材和減污。西方的城市規劃中提出了土地混合使用和推行績效規劃(performance zonning)，意思是什麼呢?規劃對一個建築的使用功能的強調是弱化的，但對建築所帶來的噪聲、污水排放、廢氣的排放三個指標則是嚴格限制。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新型工業、it產業與居住、商業、教育混合在一個地方，從而做到就業與居住就地平衡，沒有“鐘擺式”交通的弊端，這是最節能的城市。我們正在致力於建設資源節約

型社會、建設節約型城市，為什麼實際工作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呢?我們應該把各類開發園區與城市新區和衞星鎮建設統一起來，不能變成兩張皮。

七是盲目進行周邊環境的再造。昨天有報道説，我國西部某一缺水的城市，在城市外圍開挖一個人工湖，其面積比西湖還大5倍，何必呢?有的城市在容易發生洪災的地方填河變路，按理泄洪疏導都來不及，卻把河填掉，變路了;風貌單一的城市劈山為地，城市內部或周邊山丘及其綠化本來應該是由城市規劃嚴格保護的，用於引景入城或供市民休憩的公園，少數城市卻把山推平等等，這些都是違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規律的。一些地方領導想為官一任，就應該在地球上留下烙印，思路錯了就變成了遺臭，這也玷污了我們當市長的名聲。雖不是説大多數市長都是這樣的，但661個城市中有幾個市長有這樣片面的認識也是非常糟糕的。

八是盲目地體現第一責任人的權威。中央領導再三強調市長是城市規劃的第一責任人。有些市長或書記就這樣認為，我既然是第一責任人，就應該有絕對權力修改規劃。這麻煩就大了。有的城市一換屆，書記、市長就急於修編城市總體規劃，出現了一屆政府一張規劃的現象。錦濤同志在去年的經濟工作會上指出，城市規劃一定要有嚴肅性、權威性。但是他講的嚴肅性、權威性是指法的權威、法的嚴肅，而不是指個人的。城市規劃第一責任人是市長，指的是規劃搞得不好，市長要受到處罰，不是説你真的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而是負有責任。當然，市長也有相應的權力，一般城市規劃委員會的主任就是市長，這説明權力和責任是平衡的。

城市總體規劃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修編過程中，面對城鎮化高速發展形勢和法制還不健全、人們道德覺悟還不那麼高的現實背景，出現了以上八個方面的盲目性。儘管這些盲目性只出現在局部地區、或者説是少數個人行為，但是正因為城市總體規劃是第一資源，所以在這個環節發生錯誤影響就大了。總體規劃錯誤就會導致建設錯誤，建設的錯誤往往是難以彌補的。

三、糾正總體規劃修編盲目性的基本策略

城市總體規劃的修編，總的來説是要根據家寶同志在總結北京總體規劃修編成功經驗時提出的“政府組織、專家領銜、公眾參與、科學決策”的要求進行。

第一，明確修編的原則。修編城市總體規劃的原則是什麼?培炎同志在昨日的講話已講得非常透徹，主要應遵循以人為本、社會公平的原則;經濟社會和生態協調發展的原則;城鄉互動、區域協調的原則;資源集約最大化的原則;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原則;提高城市競爭力的原則等。這些原則都應該在總體規劃修編的過程中加以堅持。

第二，規範修編的審批。規劃修編不是要不要審批的問題，而是要規範化。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規劃修編的週期短於法定週期，這是正常的。即使是城市規劃法，在西方

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也是5?d7年動態調整的。如果城市總體規劃一經制定20年不用調整，那才是不現實的。既然規劃存在動態變化，那就容易出現“一任書記、市長，一張規劃”這種盲目現象。所以我們就要強調規範規劃修編的審批。根據汪光燾同志的意見，我想在這麼幾種情況下，規劃需要重新修編並報批：一是上一輪規劃實施時間到期的。二是建成區已接近或超過原來的規劃區，城市總體規劃當然要重新修編，這是對城市發展調控的需要。三是影響城市發展格局的重大項目的設立。如舉行亞運會、奧運會，需要重新佈局衞星鎮，總體規劃不修編行嗎?首鋼搬遷，總體規劃不修編行嗎?四是規劃之間的銜接。五是行政區劃調整。除此之外，應採用總體規劃局部調整的方法來替代而不一定要重新修編規劃。總之，總體規劃的修編審批應該有適當的規範，既要適應快速城鎮化期間強化對城市發展的調控需要，又要能對“一屆政府、一張規劃”的盲目性起到制止的作用。

第三，突出規劃的強制內容。強制內容是規劃的底線，但是強制內容的範圍應該減少，不能搞得太多，而且有些規定的強制內容可以授權省廳進行調整，各省根據不同性質的城市(是否歷史文化名城)有所增舍。強制性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規劃區的範圍。規劃區實際上是一個規劃調整圈，規劃區範圍的擴大是保護區範圍的擴大，是規劃管制範圍的擴大，是為了保證城市健康發展的需要，這一點很重要。現在，規劃修編中的城市規劃區的範圍都在擴大，這是正常的。北京市現在的總體規劃的規劃區範圍含蓋了所有的行政區，把西邊的山地全部劃入規劃區範圍，就是為了保護山地。如果不把山地納入規劃區範圍之內，失去規劃的管制就會導致在山區亂砍樹、亂建房或開山炸石。所以，家寶同志反覆強調北京的山是要保護的，山是北京的一個城市特色。為了保山，把山也劃入規劃區，這是很對的。二是禁止開發的地區，一定要嚴格劃定。經科學劃定的永久性基本農田應該是禁止開發的。我們希望這些基本農田都應該是科學劃定的，不能在現

在的規劃區外圍簡單地再劃一個圈就是基本農田了，這是不對的。三是風景名勝區、濕地、水源保護地、地質災害帶等都應該作為禁止和限制開發區域。四是重要的基礎設施用地一定要留出來。像合肥的總體規劃，我覺得其設想還是比較好的，規劃中的6個污水處理廠，分散佈局、中水就地回用，這就是資源節約型的總體規劃思路。五是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保護的界線。六是生態治理的目標和防災工程。強制性內容是城市總體規劃的底線，是城市發展的基本骨架。底線是不可輕意改變的。如果要改變，必須要通過嚴格的程序。所以，對於總體規劃的修編審批，應該突出強制性內容，減少對一般指導性內容的審查，從而保證編制審批的及時性和科學性，提高對城市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力度。這對我們城市的健康發展是很有利的。

第四，注重專家領銜。不論是在總體規劃修編前的專題研究，還是規劃編制結果的審查，都要注重專家領銜。專家要領銜規劃編制的全過程，規劃的跟蹤研究、監督檢查也要由專家領銜。任何一個城市總體規劃的修編，都要由其規劃審批機關相對應的部門派出或指定一些專家檢查把關。如總體規劃由省政府審批的，就由省建設廳指定派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專家到這個城市，為這個城市的規劃把關。現在有這麼一種傾向，一些城市的書記、市長為了使體現其個人意志的規劃得以通過，就有所選擇地找若干專家，像風景區規劃的會審就找旅遊專家來，這樣當然就容易通過了。打個比方，一隻熊貓生病了，需要請專家來救治，結果請來了一個美食專家，美食專家能對生病熊貓的救治出什麼高招呢?燉湯。你説這樣的專家能為規劃把什麼關?所以，規劃編制與審查應該以城市規劃類專家為主體，吸收其它方面的專家參加，絕對不能請不懂行的專家來評審或修訂城市總體規劃。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夠深刻的了。如深圳市近年來準備搞一個城市內部的污水處理方案，邀請了單一的水利專家來做，結果搞了一個污水大搬家的方案，投資額達幾百個億。城市規劃專家和污水處理專家們都表示反對。一次次的研究討論，足足搞了一年零五個月，花了幾千萬元。最後由錢正英帶隊的綜合型專家隊伍來了，認為水利部門原來搞的規劃是徹頭徹尾的錯誤。對於城市總體規劃的審定來講，必須以城市規劃專家為主，再結合其他專家共同領銜審查。組建以城市規劃專家為主體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不論對保證總體規劃的修編質量，還是提高對城市重大基礎設施論證研究的科學性來説，都是很重要的。

第五，強調持續研究。這是曾培炎同志在昨日的講話中所強調的。每個城市都要有1、2個或者3、5個重點研究的課題。而且每一輪總體規劃的修編都有1、2個研究的側重點。新一輪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要解決城區空間有機分散佈局的問題。因為北京是一座超大型城市，主城區人口已經超過了900萬人口，必須建立若干衞星城分流人口，所以提出來“兩帶多中心”的佈局，這就是本次規劃修編的核心。如再不進行空間分離的話，那北京此次的總體規劃是失敗的。為解決北京的空間佈局問題，在開始進行總體規劃修編一年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就召集了一些專家進行了北京空間形態的專題研究，提出了“兩帶多中心”方案，這就是一個持續研究、重點研究的結果。只有進行超前的重點研究，才能使得整個規劃的修編取得比較好的效果。

第六，倡導部門合作。部門合作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相關部門要協同，合作與服從是一致的。現在，我們強調城市規劃法是基本法之一，要求所有的單位都要服從規劃法。規劃修編內容涉及鐵路、交通、航空、軍事機關等部門，在規劃的討論、修編過程中，一定要廣泛地徵求這些部門的意見，只有徵求了他們的意見，我們的規劃可以在他們的任何大院之內實施。因為這個規劃是經你們討論同意的，必須遵守。更何況經審批的規劃具有明確的法律地位，任何下位法律都要服從規劃法。現在我們發現，正在編制的京滬高速鐵路沒有一個入口是與城市規劃協調的，這就遇到問題了，根本的原因是高速鐵路建設規劃與城市總體規劃協調不夠。二是要與土地利用規劃相銜接、相協調。大家之所以認為河北省的經驗非常重要，就是因為山東、河北都採用了這種辦法。城市總體規劃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這兩個規劃，既要強調規模上的協調，更要強調佈局上的協調，只有空間佈局上的協調才可以把建設用地、基本農田協調起來。任何一種制度，它的成熟都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城市規劃作為一種制度，在西方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在中國也有50年的歷史。我們的院校培養規劃專業本科生，院校專業設置要花多長時間?我們可以自豪地説，我國城市規劃作為一門工程科學和社會制度，起碼得到了有50年曆史的院校相關專業的培養制度的支撐、法規的支撐、人才的支撐。如果這些都沒有，光是訂出一個制度來，發一個文件，叫各地執行，後果是非常糟糕的。現在是不同成熟程度

的制度在碰撞，這就需要我們具備高度的政治技巧，高度的協調能力。我們主張在省一級統一協調比較好，因為省以下的土地是統一管理的，在這個層次上進行協調比較有意義。對此，建設廳要主動，建設部當然也負有一定責任，你們提的意見都有合理性。所以倡導部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優化公眾參與。公眾參與是一種民主化制度，應該相信羣眾、依靠羣眾，充分地吸收民智來保證規劃修編的科學性。總體規劃作為一種法定的規劃，必須要有全體市民的監督和擁護。所以説我們主張規劃研究成果公示、規劃的多方案公示、規劃的結果公示，而且要組織專家、羣眾對話。羣眾的意見採納與否，其原因也要公示，規劃審批以後再公示。這裏強調專家與羣眾對話是吸收民智、引導民主最好的途徑，專家領銜與公眾參與兩者是可以相互強化的。

第八，強化監督檢查。我們要縮短規劃的審批週期，嚴格專家把關，嚴格部際評審，但更重要的我們要推行規劃督察員制度，同時還要佈置規劃的效能檢查。同志們都要求進行一次全國的規劃法檢查，所以，我們這一次將聯合監察部對全國的規劃進行一次效能檢查，實際上也就是一次城市規劃執法檢查，希望各個省廳和市長高度重視。檢查的主要內容包括：是否依法修編和執行規劃、行政領導是不是越權干預規劃、相關部門是不是協同實施規劃，同時要檢查到底是誰在挑戰規劃法。當然我們也要檢查城市規劃的審批流程是不是公開、公正、廉潔、高效。

總之，我們應該通過以上八個方面的措施來糾正少數地方、少數同志在規劃修編過程中存在的盲目性。希望大家能夠把思想統一到兩位領導的講話精神上來，回去以後既要充滿信心，又要腳踏實地，更要抓住機遇，把我們的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做得更好!

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