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幹羣關係的調研報告

在有着9億農民的中國，農村的穩定發展事關全局。隨着農村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的幹羣關係也發生了深遠的變化，正確把握和妥善處理農村幹羣關係對於調動基層幹部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和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以及塑造黨和政府在廣大農民中的形象有着巨大的作用，同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中之義。

20xx年暑假前夕，我們顯得異常忙碌，考試的陰霾還沒有揮去，艱苦的實習任務就已經下達，於是我們馬不停蹄地開始了辛苦卻很充實的5天基層調研。實習第一天我們在安靖學校聽了黨政辦公室主任對安靖鎮概況的介紹。通過他的介紹，我們得知安靖鎮經濟發展水平穩定處於全縣前三，他很自豪的告訴我們要是比人均收入，安靖鎮應該是全縣第一。我們不禁很期待接下來的幾天的調查，盼望着用我們的雙眼來證實書記的介紹。

可是在實際調查中我們發現在這個經濟強鎮，村民與村幹部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很和諧，經過我們的調研，發現村民和村幹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拆遷和村務民主兩個方面。我特意把採訪實錄整合起來，搭構起來一個“辯論堂”，邀請雍渡村的數位村民和村官作為正反兩方，圍繞“拆遷風波”和“民主分歧”兩個主題展開辯論，在激烈的“辯論”後道清楚村民和村官之間的矛盾……

一、拆遷風波

踏上雍渡村地盤的第一印象就是這裏的路很差，汽車駛過塵土飛揚，雨天則泥濘不堪。街市很繁華，店鋪茶館一應俱全。道路兩側成排的規劃好的四層公寓樓有的已經建成，有的已經成型，樓房外表被塗上了統一的塗料，很是壯觀，走在居住區，一牆之隔的是劃給海霸王集團的2019多畝地，遠遠望去，基本荒蕪着。好不容易輾轉找到了本地人，我們停下來作採訪。

這是一箇中年婦女，帶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兒，壓濾機濾布丈夫在本村工地做小工，當得知我們是西南交大的學生，她彷彿看到了救星，還沒等我們説明來意，她就主動提出要帶我們去看看政府幫他們建造的居民樓，雖然我們不能全部聽懂她的四川話，但是通過她憤怒的言語和肢體語言，我們還是瞭解到她對這棟樓房的不滿，以及對村委會的怨恨。她用手勢丈量着地板，跟我們説，每人36個平方，鄰村是每人45個平方，即使這樣這36個平方還有水分，她把頭伸出窗子遙指着街市的方向説“他們”（指村委）把好地皮出租給外地人，而村民卻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好處，聞風跟上來的村民們附和着。當她説道房子的質量也存在問題時，一旁的阿姨激動了，拉着我們的手要我們去看一下他們家的房子……走過一段粗糙的石子路，我們來到了一棟尚未完工的居民樓，從外表看這棟樓和其它的樓一樣外表光鮮，走進去，從上樓梯開始我們就發現問題了，樓梯沒有扶手，樓體表面水泥脱落，牆上的水泥更是粗糙，那位阿姨用鑰匙對着牆面一刮水泥直掉，牆面立即留下了一個小坑，來到樓上，我們發現樓上的地板一片狼藉，我們甚至擔憂窗户是否會掉下去……房子的質量令人觸目驚心，我們拍了照片。我們問這位阿姨：房子就這樣給居民嗎？她説：是！我們愕然。我們問：房子質量不好找誰解決，村委不管嗎？她説：村委讓她們找承包商，承包商不是找不到人就是置之不理……她還跟我們説，為了房子的事情，村民曾經上訪過，據説還鬧得挺大，村裏鎮裏都出面干預了，結果不了了之。説完她無奈又氣憤地歎了一口氣。

隨後我們帶着疑問在鎮政府找到了拆遷項目辦的一位負責人，在他那裏我們得到了如下陳述：興建的新居民區是村委以招標的方式，委託承包商建造的，安置房的產權就是農民的宅基地，房子都是統一設計，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監管的，而這一切都是由第三方承包完成；村民自己可以在施工的時候自行察看監督，房屋有問題可以找村幹部……快結束對他的採訪時，他告訴我們可能房屋建造質量的確不太完美，但可以保證房屋結構沒有安全問題。

可是在後來我們對一位卸任村幹部的採訪中，他説道：在房屋建造過程中村官之間存在官官相護，濾布謀私利的情況，現在政策規定徵地者負責被徵土地上村民的社保，但這筆錢基本被村官們吞了；每個生產隊都有人上訪，但以雍渡村拆遷問題最為嚴重；從前幾天的調查中可見一斑；而且有相當數量的土地荒蕪着，村幹部們想方設法把這些土地租出去，但得到的利益去向不明。圖：新居建造中

然而之前我們和村主任座談時他説：新農村建設需要項目拉動，否則就是一句空話。從今年7月1日起，徵地所得土地流轉費中的60%會被強制性轉到社保局用來辦理居民個人醫療保險和生活保障，因為當地人比較好吃懶做，怕把錢給他們就全花了或者賭了。頻繁的上訪有時是有別有用心的人操縱的。村官真的難做，一方面要聽從上級命令，一方面還要代表民意，自己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決策權。

二、民主分歧

當我們拿着問卷尋找本地人填時，遇到了一位當地的大哥，今年31歲。我們和他攀談開來。他説他很關心村裏的事務，經常去看村裏的村務公開欄，但是覺得村務公開，特別是財務公開不是很真實。我們問他村裏是否有村務決策會議，他説有，但是自己從來沒有參加過。我們問他是否參加了最近的一次村委換屆選舉，他説是，但是人已經選定了，所以只是名義上的選舉，實際上沒有自主權。我們問：那村民有意見是否可以向村委反映？他説向村民意見收集箱投意見是徒勞，就是和村委當面説，他們也只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我們來到一位大叔家，他正閒坐在自家空蕩蕩的樓房底層吃花生，説明身份意圖之後他邀我們坐下來談。談話中我們得知這位大叔曾經當過好幾年的隊長，曾經在團委做過事，愛人是婦女主任，還是黨員。這位大叔很健談，對村裏的事務，從招商引資到人情世故都很瞭解。當我們問道村裏基層民主的情況時，他很堅決的對我們説：那都是假的！用句不好聽的話説，現在的官員都是對外勾結，對內傾軋，所謂基層民主，村民自治都流於形式。我們問：村幹部是選舉產生的嗎？他回答説：選舉是有的，但是在選舉之前，鎮裏面就已經確定人選了，在選舉的具體操作流程中，會用各種手段來確保。他講了其中一種比較“經典”的手段，那就是在寒冬臘月的深夜，讓收集選票的人帶着選票到每家每户去喊門填選票。試想寒冬臘月的深夜誰還有精力和心情認真看選票，仔細權衡！所以很多情況下就讓收集選票的人隨便填了了事……説到底，這是對選民選舉權的變相剝奪。説到這兒，他變得激動，説基層民主的現狀相對於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倒退了，他已經對基層民主喪失了興趣，自己在2019年就拒絕了參加選舉，自己不再在村委做事就是因為看不慣這些欺詐的行為。我們勸他消消氣。待稍許平靜之後，他又跟我們説起為什麼村委這麼熱衷於招商引資是由於招商引資會給他們帶來不菲的回扣，而且也非常符合鎮裏的思想。當村幹部門把精力集中到招商引資上，就沒多少精力放到村民最關心的事情例如村裏環境（説着他指給我們看尚未完工的路，路上沒有留下綠化帶的位置），這幫人就是在用村裏的集體資源為個人謀利，例如自己的經濟情況跟村長的大富大貴就是鮮明的對比（他為了修房子甚至賣了鋪面）。當我們問到村務決策會議時，他説參加決策的都是村裏的老黨員，那些老黨員由於年邁對現實情況不太瞭解，容易被籠絡和欺騙。我們問道：那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嗎？他説：那是當然，這是得益於大趨勢，不是哪個人的功勞。

後來和村主任的座談中，村主任這樣説道：村委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很難保證村民100%的同意村委的做法。新農村建設需要實體項目拉動，否則是空話。村裏有重要事件公示制度，村財務1個月公佈一次，社半年公佈一次，大家參與管理是比較積極的。他談到了民主與人的劣根性，説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給子説自己的意見會亂套，影響村務實行的效率。村委正在籌建鄉村圖書館，健身台，甚至價格昂貴的天網，村委在努力改善村裏的環境！我們注意到在填問卷時，村主任認為取消農業税後村民自治面臨最大的障礙有邪惡勢力和宗族勢力。

後來我們採訪了一位中年婦女，她説道：公開的村財務賬目她看不懂，也不知道有沒有摻假，村裏的理財小組也不查賬。她家的日子不好過，為了修房子，鋪面都已經賣了，現在連田也沒有了什麼都得買，説着看見路上誰掉了一隻茄子，她趕緊不好意思地跑過去撿了回來。她憤恨的話語和表情好像對村裏面安置房的做法很不滿意，但是我發現她很閒適，並沒有像我老家江蘇那兒的同齡人一樣忙碌……

拋開復雜的人情世故，我們至少能總結出以下幾點問題：

1.羣眾對幹部的不信任感增強。老百姓普遍不相信村幹部，特別在財務和人事方面，這種不信任感更強，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受無商不奸，無官不貪的傳統思想影響，然而更重要的現實原因是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村幹部和村民都趨於理性化。在新的背景下，幹羣關係的理論基礎已經變成了在“公而有私”的基礎上利用合法的手段實現個人和集體的經濟理性的考慮。首先，個人是否當村幹部取決於這一舉動能否給個人帶來額外的利益，而村幹部權力的合法性取決於村民個人以及公共利益得到滿足的程度。於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建立的，鄉村幹部與羣眾之間的基於勞動中人人平等和鄉土人情的親密無間的關係被拉遠了，羣眾不願搭理鄉村幹部，甚至有困難時，除非不得已也不去找幹部；而幹部不願深入農户家中與農民談心，瞭解他們的疾苦，為他們的生產、生活乃至家庭出謀劃策。羣眾只有在徵收税款、計劃生育時才能見到他們。其中，雍渡村村民無奈的上訪更是這種不信任達到極端的表現。

2.村委的角色錯位。村委就其性質而言是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它的合法性應該存在於當地的村民之中，它的作用應該是代表並保護當地老百姓的利益。可是在現實中村委被行政化了，首先，通過“村財鎮管”鄉鎮政府控制了村委的財權；再者，通過組織和人事上的干涉（例如上文中説到村委改選時人選已經內定了），鄉鎮政府控制了村委的人事權，這兩個舉動就把村委的合法性基礎改變了，造成了村組幹部的準行政化。於是村委決策的出發點就不再是廣大村民的利益了，而是鄉鎮政府的命令指標，此所謂“上若好之，下必甚焉”，而這一切也不全是鄉鎮政府的過錯，因為它作為國家基層行政部門，也是這句話中的受害者。這也正是採訪中村主任説沒有真正決策權的原因。沒有了自治主體性的村委，實際上成了基層政府的任務執行工具，從而在利益分配中能得到一杯羹，若不如此，不願意吃羹的就會被願意吃羹的所取代，基層政府知道，不吃羹是沒有力氣幹活的，於是可以包容或者默認或者視而不見這種偷吃行為。

3.缺乏有力的監督。這一點在拆遷風波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本來在村民自治理論框架下，村民最大的監督效力寓於當地村委的合法性中。村民通過選舉來制約村委的行為無疑是最具有威懾性的，然而村委的行政化就直接把選舉監督給扼殺了，由於鄉鎮政府與村委的事實利益同一性，從而鄉鎮政府也不可能對村委實施監督。當農民作為單個主體不能保護自己的利益時，自然想到了抱團，於是就產生了村主任反映的所謂“邪惡勢力”和“宗族勢力”，這其實是村民無法通過正當渠道表達自己呼聲自然產生的一種“變態”手段。當然，越級上訪也能説明監督渠道不暢的事實。

4.缺乏有效的溝通。市場經濟大行其道，農村的幹羣關係再也不像以前人民公社時那樣“田頭不見田尾見”了，特別是在像雍渡村這樣的村莊，傳統農業已經式微，村幹部與村民的直接聯繫更少，於是原本一個很小的問題沒有得到及時解決，在村民中越傳越訛，最後造成一場軒然大波。最好的溝通就是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所以村幹部還是要繼承人民公社時的優良傳統，跟老百姓拉近距離，這樣才能及時有效地掌握羣眾中出現的新情況，才能及時解決之。

市場經濟和城鄉一體化的浪潮勢不可擋，激烈的變化對農村幹羣關係提出了更高的挑戰，如何應對，還在於利益相關各方的協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