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讀後感 （農村版）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讀後感 （農村版）

一直不是很關心政治的我第一次這麼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因為關於徵地制度改革的討論和傳言一直不斷，眼見的弊政與專家的觀點都很多，究竟中央會怎麼改，怎麼革，一直關注着。《決定》中關於土地制度的一段：“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小徵地範圍，規範徵地程序，完善對被徵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範圍，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

“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是目標，通過什麼制度什麼手段來建立，鄰省成都的模式可能值得我們學習。

“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這個觀點多年以前業內專家已經提出，我也一直不理解，為什麼集體建設用地的徵地補償標準大大低於農用地補償標準，按理説，集體建設用地轉為國有建設用地，只徵不轉，報批難度小，很多税費不需繳納，即可實現較高的土地價值，因此其價值應比農用地更高，但補償價格卻大大低於農用地補償價格，顯然不符合市場規律。作為徵收主體，地方政府一方面節省了很大一筆税費支出，一方面在補償上支出更少，增大的利潤空間完全收入囊中或讓利給用地方。《決定》出台，一直執行的補償政策調整勢在必行了，我區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步伐亦該加快了。

“縮小徵地範圍，規範徵地程序，完善對被徵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縮小徵地範圍，規範徵地程序是對公權力的限制，法律規定，國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集體土地實施徵收，但一直以來，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很模糊，或許這之後將會進行明確的界定了，徵地會更加難了，落後的貴州，發展中的鐘山，將如何應對?而完善對被徵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難!

“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範圍，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有提法 機關團體用地應按住宅用地出讓，個人比較贊成。中央三令五申禁建樓堂館所的令栓不住政府部門的手，原因之一是土地得來全不費功夫。節約集約用地應從機關團體抓起。

“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土地補償的集體提留從權利上看似合理，然而實際中，提留款使用缺乏監督，名義上是村集體提留，實際上可能是村幹部集體提留，集體與個人怎麼分配，國家與個人怎麼分配，期待更為合理保護個人財產的方案。

“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這條值得琢磨，土地管理法和房地產管理法，兩大法律規定未開發前的土地不能轉讓，據説目的是避免炒賣土地。然而土地作為市場中的一種商品，必然存在交易的需要，於是藉助各種名義的私下土地轉讓屢見不鮮。作為政府，尊重市場規律，合理引導交易行為才是應有之義，市場的需要，宜疏不宜堵。

大體看來，決定的出台，1999年執行至今土地管理的很多制度將發生根本變化，繼續關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