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再回到盯住美元的制度時代

導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日益凸顯。有觀點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邊際效應會遞減，需要結合供給側改革做些必要的調整。以下是由本站小編J.L為您整理推薦的中國不能再回到盯住美元的制度，歡迎參考閲讀。

那麼，貨幣政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係如何?貨幣政策未來的走向又將如何?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採訪了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長樊綱。

樊綱説，中國經濟長期的問題就是供給側的問題，而調節需求的政策是短期政策，長期政策和短期政策需要兩相結合。

不能用長期政策替代短期政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通常所説的體制改革、發展教育、創新、產業結構調整這一類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生產力的提高和長期的增長趨勢，也就是潛在增長率提高的問題。

這方面的改革通常被認為是一種長期的問題，不是短期內一下子就能解決的，不像印發貨幣對需求馬上就有影響。“這個問題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也是困難最多的問題，要解決的話需要時間。”

貨幣政策和宏觀政策屬於短期調整。在供給給定的情況下，如果突然出現需求過剩，通常需要抑制這種過剩，防止通貨膨脹;需求不足時，通過宏觀政策去彌補這種不足。

嚴格説來宏觀政策是調節需求方的，而這些改革政策是調節供給方的，這兩個方面都是需要做的。在不同的情況下和不同的時間點需要利用這些政策來穩定供求關係，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經濟能否增長一般取決於四個基本要素：一是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這涉及到教育的發展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二是資本的積累、儲蓄、資本運營的效率提高，包括資本市場的發展和直接融資渠道的發展。

三是創新和技術革命， 以及企業創造力的發揮。四是體制改革，包括法治、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國企和民企的關係。

不能説用長期政策替代短期政策，否則金融危機來了怎麼辦?為了應對危機，還是得采取一些需求方面的政策。

進一步改進外匯體制

目前，中國經濟的種種迷茫來自於哪裏?未來，又將如何走向?

過熱是主因。過去十年中，中國經濟出現了兩次過熱，並且引發了大量的後遺症。上世紀90年代那次過熱後，政府花了多年的時間來清理，一直到2019年經濟才恢復正常增長。

現在正在清理過熱的後遺症，產能過剩和債務問題等在週期意義上都屬於過熱的後果，還需要一定時期的調整。度過這個週期後，中國經濟會邁入下一個階段正常的增長。

今年12月1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距離上一輪評估整整五年後正式宣佈，人民幣將於2019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別提款權)，這被譽為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里程碑。

儘管人民幣要真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是這標誌中國實力的提高，也標誌中國貨幣的穩定性。“我們的通脹率一直較低。

通貨膨脹率最高的一次是1994年的24%，其他年份8%、9%就算是比較高的了。而其他很多國家動輒20%，100%甚至1000%。”

要進一步改進我國外匯體制，第一步就是不要再回到盯住美元的制度，而是與各國貨幣相關聯，從而推動越來越多的國家因為儲備功能而使用人民幣，讓人民幣的國際化真正上升到新水平。

“今年匯率之所以波動性大， 就是因為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又回到了盯住美元的制度。本來我們正式的制度是盯住一個籃子，按照一個籃子實現浮動，但是最近幾年又變成盯住美元了。”

人民幣對美元很穩定，但是過去幾年日元和歐元相繼貶值，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包括澳元和加元，也對美元大幅貶值。這就使得盯住美元的人民幣被嚴重高估，市場上就形成了人民幣貶值的預期。那麼我們一調整人民幣的定價制度，一下子就出現了震盪。

直接融資是真正的短板

2019年，中國資本市場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外界呼籲完善股票市場各種規則，同時需要更多的政策和立法來保障各種直接融資渠道的暢通和形式的穩定。

中國資本市場高度欠發達，直接融資到現在佔整個社會融資的比重仍然非常低，過去有些時候是2%--3%，今年也不會超過10%。

而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即使像德國和日本這樣銀行起的作用比較大的經濟體，直接融資都會佔到30%--40%，美國直接融資佔的比重甚至佔60%--70%。

中國真正的短板是直接融資。銀行應該只提供間接融資，提供流動性資本，真正發展的資金包括產權重組的資金都應該是直接融資來提供。

從天使投資到風投到一輪一輪的PE，到IPO之前的投資，都是直接融資，這一塊應該大力發展，包括民間私人的基金都應該積極發展。

中國其實不缺錢，儲蓄率將近50%，但是大量的錢怎麼用好?讓市場來決定資源的配置，使資本發揮更好的作用，也是提高供給能力和生產力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