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調查報告4篇大綱

本文目錄貧困調查報告當代貧困生現狀調查報告城鎮貧困人口調查報告範文關於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調查報告

關於貧困大 一、大學聯考之後的困擾

也許是長期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在廣大中國家長的心裏仍然存在着這樣一種想法：“學而優則仕”，學習好就是好學生就有能力，學習好就意味着將來會有一個好的前途……在城裏人的腦子裏這種想法尚且流行，更別説在知識，經濟普遍不發達的農村，只有把學上好了才有出路，這種想法更是深入人心。對於家庭不富裕的學生來説，這一點更成了他們擺脱困境的出路，甚至被認為是唯一的出路。

在我的印象之中，從小到大班裏學習成績好的好像總是那幾個，而且那幾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貧困生。他們的家庭一年的收入只有白領家庭一個月的工資，甚至還要少，而這些家庭的收入一大半都用於孩子的讀書上。這些貧困生從小就被灌輸只有通過學習才能過上好的生活，才能擺脱貧困，擺脱做農民的命運。因此這些貧困生在學校裏面的成績一般都很優秀，他們將讀書不僅僅是看成獲取知識的途徑，更多的是他們走出貧困的一種手段。但這也只是總體情況，並不是每一個貧困生的學習成績都是比較優秀的，這一部分的貧困生由於家庭的貧窮只好帶着他們的讀書夢，並希望它能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實現，從而這種思想不斷地繼承下去。

由於貧困，這些學生們在擇校時，儘管自己的分數很高，他們考慮的首先因素往往就轉移到學校的學費多少上，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暑期，我深入農村接觸了不少貧困生，他們之中有成績非常好的，也有大學聯考落榜的。其中有一位留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到他家去的時候，是個早晨，我走了大概三個小時的山路。路上很少有人家，不過只有一個感覺，就是我一直沿河上的，一段行程之後，在路人的指引下，我看見了一座用黃泥製成的土磚建築的房屋。進去以後，林青(化名)和他母親熱情地接待了我，林青是一個挺活潑的人，很健談。他今年已上大二，在西北工業大學讀書。

“我填志願時，只考慮了兩個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不能上一個太差的大學，另一方面，學費是一個我不能不考慮的問題，所以我只能選擇西北方向的學校，我不希望給家庭帶來更多的負擔。”

林青在大學的成績不錯，接連四個學期都拿了獎學金，林青還有一個妹妹在讀高中。據林青的母親説，林青的父親在外務工，她在家務農，一年的收入加起來也不過五六千塊錢。除掉家裏的日常開銷，根本就無力供兩個孩子讀書。林青在無奈之下只好申請了助學貸款。在農村似乎家家户户都除了務農之外，還有一種賺錢的方式，沒事的時候就摸錫紙，據説一打錫紙大概有一千多張，可以賣10元，平均一下，一張錫紙還不到一分錢，一天下來摸的熟練的也就一百來張。不光是這樣，夏天的時候錫紙由於高温，常常會發出一種刺鼻的氣味。林青的母親沒事的時候也就靠這個賺點錢，另外還製作一點香找人代銷。就是這樣也還不能滿足林青的大學學費，更不用説生活費了。林青在大學裏，不光要學習，還要做兼職。學生的調查報告

“我這個學期帶了兩份家教，勉強能夠安排好時間，使學習與工作能夠同時進行。“

對於林青這樣的學生來説，學費問題是家裏的主演負擔。但他總算是金榜題名，跨進了大學的大門。同時對於那些家庭狀況不好，學習成績又不怎麼理想的學生來説，存在的問題就更多了。

這樣的情況在我身邊就有很鮮活的例子。

儲娜(化名)

是我小時候的玩伴，我們從小在一起長大，她比我低一個年級。

她現在是宿州師範專科藝術系的一名學生。讀高三時，她的父親由於乙肝，最後演變為肝硬化，治療無效死亡。父親去世之前，家裏的主要開支除了用在兩個孩子的學費和家裏的日常開銷外，大部分用在了儲娜父親的治療上，家裏的主要收入僅僅就是儲娜母親經營的一家小鞋店。XX年大學聯考儲娜沒有達本科線，在高中時儲娜學的一直都是藝術，所以大學聯考的時候她參加的是藝術類的考試，分數下來以後，儲娜沒有達本科線，但是她也不想從此就失去讀書的機會，於是她報考了一所大專院校的藝術專業。眾所周知，藝術類專業的學費一直很高，對於這樣一個家庭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儲娜每年的學費接近8000元，真不是我們這樣的家庭能夠承受的，不光是儲娜，還有儲娜的弟弟，他今年讀高二，下半年他也要讀高三了……”

“畢業以後也不知道就業情況怎麼樣……”

在大學聯考這種體制和氛圍下，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填志願，還是招生人員的一個小小選擇，決定的卻是一個人的一生。這份名為《中國貧困生調查報告》的公益調查結論顯示，XX年，有6成貧困大學聯考生湊不齊學費。報告稱，包括生活費在內，平均每年每個貧困大學聯考學生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於他們的平均家庭總收入4756元，超過2/3的家庭入不敷出，81%的家庭總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達 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內。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一位官員尖鋭地指出：“如果説大學聯考是進入大學校門不可迴避的門檻，那麼對於那些貧困家庭而言，大學學費則是另外一道不可逾越的隱性門檻。籌措學費的困難，甚至遠遠超過大學聯考的困難，現在，6成順利通過大學聯考的學生正面臨這道比大學聯考更難跨越的隱行門檻。大學新生的貧困問題，已經成為一個超越教育範疇的社會問題。”

二、進入大學之後的困擾。

今年來，黨中央、國務院下大力氣構築完善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原來為家長揪心、學校擔心、學生憂心的貧困生入學難、在校讀書難的現象已經有了較大改觀。其中一項重要的措施就是設立國家助學貸款。但是這項措施實施的到底怎麼樣?有沒有真正的解決貧困大學生的問題呢?

過去，助學貸款政策為解決貧困大學聯考生的大學經濟難題發揮了重要作用，通常人們認為，經濟越困難的家庭越願意選擇貸款，但在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關於貧困聲問題的調查中，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意外地發現，貧困大學聯考聲對助學貸款的需求呈兩頭細中間粗的“紡錘狀”分佈：

分析認為，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低收入家庭的貧困的學生更需要社會的資助，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因為還貸款能力更強，對還貸能力的自信決定了他們更願意申請助學貸款。而對於家庭收入稍高的貧困學生來説，上大學後勤工儉學等方式補貼生活費或者學費的選擇更為突出，畢竟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在該羣體中相對較強。

報告披漏的一組數據讓人感到吃驚。調查顯示，截至XX年8月，我國普通本專科在校生數是1561餘萬人，其中貧困大學生405萬人，約佔學生總數的 26%。然而，截至XX年底全部大學生中，獲得助學貸款的比例約為11.4%，約有178萬貧困大學生未能取得助學貸款.

“國家助學貸款的提供總量和實際需求之間存在顯著的缺口.”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表示.

通過分析研究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正中提出，第一學期學費能否解決決定着貧困大學生大學夢圓或破碎.

在獲得調查數據並根據既有資料的分析基礎上，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研究認為，在目前的貧困學生中，民族院校的貧困聲比例最高，國家補貼院校貧困生比例較高.

報告顯示，12.7%的貧困生因交不起大學第一年學費可能放棄大學;6成貧困大學聯考生不能湊齊大一第一學期的學費，大量考生大學聯考前最擔憂大學期間的學費.

進入大學後，正如前面所説的，大學期間的學費是貧困聲考慮最多的問題，許多貧困生也就將助學貸款作為自己的學費.但是問題是，不是每一個貧困學生都能申請到國家助學貸款，也不是每一個申請到國家助學貸款的人都是貧困生..貧困生在學費上得到解決後，所謂民以食為天，圍繞貧困生的不僅僅是學費問題，還有生活問題，首先他們必須在學校裏活下去，只有生活下去才有其他的可能性.

在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一份貧困生問題調查報告中，據凋查，從家庭收入來看，這些貧困生家庭的平均收入在4100左右.庭收入不到400元(家庭月收入不超過330元)的佔三分之二.而現在平均每個學舌功能每年學費就在5400元左右，其中還不包括日常生活費.

據調查，貧困生的生活費每月只有217元，在大城市，這217元只能滿足學生吃飯等基本需求，一半以上貧困家庭提供的生活費在101----300元之間， 還有17%的家庭不提供生活費.而貧困生周圍的同學有四分之三的人每月開支在300----700元之間，平均576元左右，是貧困生的兩倍.

當代貧困生現狀調查報告貧困調查報告（2） | 返回目錄

政和縣位於閩北山區偏北處。由於位置偏僻經濟基礎差多年來未能摘掉貧困的帽子。因此，在不足三千學子的政和一中貧困生人數就高達總數的10%。現作如下調查：貧困生的構成

一、大多數貧困生都來自於農村。家庭成員眾多，壓力沉重難以擔負學費，農村計劃生育工作也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是造成貧困生人數眾多的根本原因。

二、貧困生的另一大來源地是下崗職工家庭，由於他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導致兒女的學業難以繼續。這是下崗問題所造成的另一隱患。

三、貧困生的學習生活

政和一中從國中到高中共六個年段。其中大多數的貧困同學是靠學校、縣團委、縣婦聯等有關部門採取發送補濟金，設置獎學金，以及減免學費等手段來幫助同學減輕困難。其它的均由親屬或“一幫一”結對子等手段來解決。

在校被列為補助對象的同學大多是學習勤奮刻苦、名列前茅者。

如榮同學家庭突然變故。父親喪失勞動力，在讀大學的哥哥又因病休學在家。全家人僅靠爺爺微薄的退休金來維持生活。然而榮同學揹負着沉重的家庭壓力依然咬緊牙關刻苦學習，一直保持年段前五名的成績，但他每月的生活費僅僅只需30餘元。

再如張同學因母親病重，家庭需鉅額的醫療開支，由學校學生會組織獻愛心活動，廣大師生踴躍支持，為此該同學解決了部分費用。因此，張同學心懷感激。不僅勤奮學習更發揮自己體能的優勢，在各大賽勢上都取得優異成績，為母校增光。

四、社會各界對貧困生的援助

團縣委的“希望工程”，婦聯的“春蕾”計劃以及許多方面成功人士的慷慨解囊都為貧困生解決了物資方面的巨大困難，並在精神方面給予莫大的支持與鼓勵。如縣婦聯就發動女幹部採取“一幫一”結對子。不僅給予女同學經濟方面的支援。更讓他們體會到親人的關愛與温暖。

我們相信政和一中貧困生的狀況會越來越好。

城鎮貧困人口調查報告範文貧困調查報告（3） | 返回目錄

按照市委辦公室《關於開展“扶助貧困羣體，建設幸福延安”調研活動的通知》精神，我縣及時安排部署，由縣委農工部牽頭，扶貧、民政、街道辦等部門參與進行了深入調研，現就我縣貧困人口情況彙報如下：

一、貧困現狀

xx位於延安市南部，屬省級貧困縣，總面積4182平方公里，轄8鎮2鄉 1個街道辦事處3個社區服務中心、240個行政村，總人口1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1.2萬人。XX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5497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8元。

1、農村貧困現狀

按照省定1600元的貧困標準，我縣農村貧困人口約2.4萬人，其中位於洛河峽谷及支流等重點區域19687人、貧困村數128個、轄320個自然村;按照市定1800元的貧困標準，我縣農村貧困人口2.6萬人，其中位於洛河峽谷及支流等重點區域21090人，貧困村數128個、轄320個自然村;非重點貧困村中的貧困人口約4910人。

我縣農村貧困人口主要分佈在在高塬溝壑、洛河峽谷及支流葫蘆河等流域，這些地區生存條件較差，主導產業尚未形成，扶貧難度很大。我縣農村貧困人口經濟收入主要以種植業為主，佔全部經濟收入的90%以上，從事種植業的貧困人口約85%以上;養殖業佔全部經濟收入的2%、從事養殖業的貧困人口為5%;工資性收入佔全部經濟收入的7%，其中從事服務業的佔3%，外出務工人員佔7%。農村貧困人口中60歲以上佔24%、45歲以上佔48.3%、18歲以上佔88.4%、16歲以上的89.3%.農村貧困人口中60歲以下高中及其以上學歷佔5.7%、國中學歷佔38%、國小學歷佔37.3%、文盲19%。

農村貧困人口中享受養老保險8081人、低保7140人、救助10640人。XX年以來，移民搬遷35處、931户、4291人，脱貧2.152萬人。

2、城市貧困現狀

按照生活保障線標準，我縣城鎮“三無”人員166人;有一定勞動能力和不固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收入仍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貧困居民2665户6653口人，下崗職工370人，失業人員436人，零就業家庭46户，分別佔貧困人口5.6%、6.6%、1.7%，因災、因病生活困難的家庭292户，城鎮貧困户中經營性收入26.5%，工資性收入73.5%。無住房户居民633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共有XX户，5240口人。

3、貧困主要原因

目前，我縣城鄉貧困因素很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農村貧困人口貧困原因：一是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條件差，主導產業尚未形成。我縣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塬溝壑、洛河峽谷及支流葫蘆河等流域區域。這些地區資源缺乏、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惡劣，沒有形成主導產業，有近30%的農户用水、吃糧、花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暖而復寒、飽而復飢的情況也較為嚴峻，剛剛脱貧不久的羣體抗災能力弱，稍有變故就可能重新返貧。二是貧困人口多，整體素質差。貧困人口由於知識貧乏，文化水平低，現代科技意識、商品意識不強，自給自足思想嚴重，再加上大多體弱多病，勞動能力弱，外出務工受限，發展產業項目受限，創收門路非常有限。三是財政投入強度偏低，扶貧成效鞏固較難。國家扶貧項目覆蓋面偏小，資金投入較少，如今年連片開發的三個貧困村，每村100萬元的資金量，50%用於貧困户的產業扶持，30%用於基礎設施建設、20%用於村容村貌整治。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村容村貌整治的資金只有50萬元，只能用於貧困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一年的扶貧結束了，扶貧成效並不明顯，一旦沒有了國家的支持，現有的成果將很快恢復原狀，更難以鞏固提高。

城鎮貧困人口貧困原因：一是部分企業倒閉，下崗職工增加，並且這一羣體大多年齡偏大，職業技能不符合社會需要，再就業難度大，無收入來源。二是城區失地農民，從業難，生活無來源。三是部分家庭因災因病致使家庭負債，生活困難。

二、採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近年來，縣委政府十分重視貧困人口工作，積極爭取國家對城鄉貧困人口扶貧優惠政策，大力實施扶貧開發，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大病救助等工作，使扶貧、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農村扶貧開發工作。XX-XX年，全縣累計投入扶貧資金3793.08萬元，共啟動實施扶貧重點村72個，農村安全飲水9處，集雨窖灌3394眼;組織實施貧困人口搬遷931户4291人、危房改造78户355人;投放扶貧貼息貸款6390萬元，建立互助資金協會11個，投入社會扶貧資金3146.84萬元;組織培訓轉移輸出貧困户剩餘勞動力1036人，農民實用技術培訓4萬多人次，這些有效地改善了貧困村羣眾的生產生活條件，提高了貧困户自我發展能力，全縣貧困人口由XX年的2.63萬人下降到 0.478萬人(按1196元貧困標準)。二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城鎮居民截至目前共有XX户，5240口人納入了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範圍，占城鎮人口的3.1%。發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23.8萬元，實現了困難居民保障全覆蓋，做到了應保盡保。並積極開展了各項救助工作，臨時救助126人，發放救助金41.8萬元，大病救助121人，發放救助金72.2萬元。積極組織下崗職工、失業人員開展各種職業技術、家政培訓，組織引導無業居民再就業。

三、意見和建議

1、加大財政投入，着力改善農村基礎條件。自然條件差是我縣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工作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貧困地區生存環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工作決策、安排資金項目時，首先要優先照顧到人的生存環境問題，要千方百計幫助貧困地區搞好基礎設施規劃，加快農業基本建設特別是農田水利、農村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水、電、路綜合治理，不斷優化農業生產條件，這是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基礎。加快發展老區農村教育、文化、衞生等各項社會事業，逐步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整體水平，這是實現農民增收的保證。同時，加大小額信貸、互助資金支持力度，重點解決貧困人口發展生產資金短缺問題。

2、實施移民扶貧,改善惡劣生存環境的人口居住條件。對那些自然資源匱乏、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極差、交通不便的貧困地區人口實施移民搬遷。按照市上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移民搬遷必須向縣城、重點鎮、社區集中，而我縣重點鎮、社區主要集中在塬面鄉鎮，而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道鄉鎮，計劃在洛河峽谷地帶規劃一些社區，把移民搬遷的重點向川道社區輻射。

3、加大對農民實用技術培訓和教育扶助的力度。加大對農業科技培訓的投入，開展農民實用技術培訓，使大多數貧困人口掌握一至二項實用技術和操作技能，為貧困農民發展生產和外出務工創造條件。對貧困農户子女就讀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每學年給予一次性補助或提供助學貸款，以此進一步緩解低收入農户的子女教育費用壓力，促使貧困家庭子女改變命運，真正解決低收入家庭的脱貧問題。

4、創造條件拓寬城鎮貧困居民的就業渠道。一是招商引資創辦工業企業，使下崗職工、失業青壯年開創優惠政策進入廠礦企業工作就業。二是根據社會需求，政府組織培訓，使無業人員掌握一定的技能，發展勞務輸出。三是對確無勞動能力的，做好養老保險、社會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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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按照國際慣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10%或65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7%時，標誌着該地區或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1999年中國政府宣佈正式進入老齡社會。而貧困老齡化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人口結構並不是依靠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進步導致的生活水平提高而進入老齡化社會，相反，卻是依賴強制性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生育率和人口死亡率從而使老年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日趨增大。這是一種與西方發達國家完全不同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方式，我國只用了2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要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人口年齡結構由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這並不能正確反映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關係。截至XX年11月1日零時，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總人口為130628萬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為14408萬人，佔總人口的11.03%，與XX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0.67個百分點，而其中大概有8500萬人生活在農村。[①]因此，貧困老齡化問題主要發生在人口眾多的農村，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在世界上僅次於日本排列第二，農村人口的老齡化速度又是城鎮居民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幾倍。[②]人口老齡化，尤其是貧困老齡化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速度、國家政策制定等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同時，由於人口貧困老齡化產生的農村養老問題向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越來越緊迫的要求。老齡化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使其成為制約各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球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6.29億，平均每10個人中就有一位60歲或60歲以上的老人。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全世界平均每5個人中就有一位60歲或60歲以上的老人，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接近20億，超過14歲以下兒童人口的總數。到2150年，每3個人中就將有一位老人。[③]日本現有人口將近1.277億，其中65歲以上的人佔19.5%，隨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日本的退休年齡從65歲延遲到65歲以上，出現了職工超年齡負荷工作的現象，日本的老齡職工佔總職工人數的7.4%，這使得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大國的養老保障資金吃緊。在法國，近年來雖然總人口數在不斷上升，但人口老齡化趨勢還是在不斷加強。截止XX年1月1日，法國本土人口達6020萬，如果加上海外領地和海外省的人口，法國人口總數超過了6200萬，而75歲以上老人的比例約佔人口總數8.7%，是1962年時的兩倍，與此同時，20歲以下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也從1962年時的32.2%降至23.8%。這只是幾個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實例，各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都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為了瞭解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形成的原因以及當代農民生活的現狀，為解決現階段的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提供一些建議，筆者於XX年7月20日至8月5日走訪了湖南省邵陽市洞口縣山門鎮路邊村的十幾户農民家庭，對農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老人的養老情況、生活現狀進行了調查。此次調查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主要的調查對象都是60歲以上老人，受到文化水平和視力條件的限制，筆者就通過問詢的方式記錄下了主要的調查參數。同時，由於該村村長外出的原因，就只能通過電話訪問的形式瞭解了當地主要的經濟狀況和人口結構。在調查對象的選擇上，考慮到家庭養老是中國傳統的養老模式，而兒子又是贍養老人的主要承擔者，因此選取了老人的兒子在家務農、外出務工、在本地務工以及兒子還在上學等幾種家庭的類型作為調查對象，而在兒子外出務工的家庭中，又選取了兒子收入高低不同的家庭作為樣本，主要是想反映不同的贍養能力是否對老人贍養狀況存在差距。由於此次調查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限，因此就沒有進行大樣本的調查，只是抽取幾個代表性樣本進行調查，但這並不影響調查報告的參考價值。

ii.調查結果及分析

一、被調查地區的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

路邊村位於湘西，距離省城長沙380公里，距離洞口縣城26公里，離廣東800多公里，近年來，湖南省加強了道路交通建設，320國道和即將開通的邵懷高速公路從洞口縣經過，但路邊村因為離縣城位置較為偏遠，並沒有真正享受到交通便利所帶來的好處，但對於該村外出務工人員來説還是大大方便了他們的出行，節省了時間和經濟成本。路邊村坐落在雪峯山[④]腳下，翻越雪峯山即可到達懷化市漵浦縣，因為四面環山，森林綠化較好，該地區自然氣候宜人，盛產柑橘，柑桔是該地區主要的經濟作物，但近年來由於該地區不注重柑桔品種的改良，傳統柑桔受到了改良後的新品種的嚴重挑戰，並因為價格低廉、口感欠佳，加上交通運輸不便，使該地區的柑桔缺乏競爭力而漸漸退出市場。桔農的種植積極性大大受挫，原來用來種植柑桔的土地都換種其它的農作物。據統計，XX年該村柑桔種植面積228畝，到XX年已減少為62畝，種植面積縮減了72.8%[⑤]。如今，該村種植的柑桔主要是供自己食用，流通到市場的數量極少，因此，在此次調查期間，很多家庭都沒有關於柑桔產量的相關數據。

路邊村總人口2560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620人，佔總人口比重的24.2%，是全國老年人口所佔總人口比重的兩倍還多。全村人均收入1948元，其中農業產值大約佔21～26%，其他收入有80%來自務工收入[⑥]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約900人，主要的務工地域為廣東、福建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在本地或本省的務工人數極少。通過調查發現，很多務工人員都是通過親屬介紹進入工廠工作，許多子女為上個世紀80年代出生的家庭由於父母年紀尚輕(均在三五歲至五十歲之間)，勞動能力較強，加上子女正是勞動壯年時期，在接受國中或高中教育後直接跟隨父母或他人南下打工，從而出現了所謂的“務工家庭”，因此，也就出現了在筆者所調查的村子人煙稀少，童叟相依的情景。

路邊村耕地總面積1927畝，水稻是當地主要的糧食作物，該村旱地面積較少，人均不到0.4畝，旱地主要是田埂和一些小山坡，用於種植蔬菜、花生、土豆等農作物。由於湖南省位於以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的丘陵地帶，而路邊村又坐落在雪峯山腳下，一年四季雨水豐沛，耕地成狹長塊狀分佈，且面積狹小，不適於機器耕作，但現在基本普遍能夠採用柴油機動力收割，這為減輕農民負擔作出了貢獻。此外，油菜、玉米、高粱、小麥等旱地作物也有所種植，但種植面積不大，僅僅有很少一部分家庭在收割完晚稻後種植一點點旱地作物，以餵養家禽或用於榨油。而近年來，由於糧食價格偏低，但用於糧食種植所需的農藥、肥料、種子等農資物價局高不下，糧食種植無利可圖，再加上勞動力大部分外流，糧食耕作辛苦勞累，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大大受挫[⑦]，而外出務工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柱，農民對農作物收入不再形成依賴，大部分農民都不再種植兩季，而是改種一季稻只滿足全家一年的口糧，因此出現了夏耕時節良田荒閒的現象。在筆者所調查的家庭裏，有85%的農民只耕種一季稻，或種植小部分雙季稻。筆者認為，良田的閒置不僅給農民帶來了經濟收入的減少，更是成為國家糧食減產的重要原因。此外，當地鄉鎮企業數量為數不多，因此並不能像江浙一帶的鄉鎮企業一樣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而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營業務的鄉鎮企業更是屈指可數，因此，“農村產業化經營”、“改變農民收入的增長方式”對該村來説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可以肯定地説，路邊村的情況只是中國農村經濟狀況的一個縮影，要貫徹執行中央的“三農”政策，真正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二、對被調查地區貧困老齡化現狀和成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貧困老齡化與發達國家的老齡化不同，主要是指一國人口結構進入老齡化的趨勢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由於該國經濟實力有限，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老齡化人羣的社會福利並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醫學技術的發展而得到顯著提高。通過調查，筆者發現農村的貧困老齡化問題比城鎮人口的貧困老齡化要嚴重得多。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只是初步在城鎮得到落實，而要建立農村的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對擁有8億農民的中國來説也只是一個設想。

(一)被調查地區貧困老齡化問題的特點

1、貧困人口老齡化的速度越來越快

根據筆者的調查，路邊村XX年總人口達到2560人,其中60歲以上人口620人，佔總人口比重的24.3%,總人口比XX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的2397人增長了6.8%，年均增長1.1%，高於全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0.63%[⑧]，60歲以上人口數與XX年的556人相比增長了11.5%，高於全國0.76%的增長水平。由此可見，農村貧困老齡化的速度要高於城市，這樣一高一低，才使全國60歲以上人口的增長速度維持在0.63%左右。到XX年，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處於生育高峯期出生的人將進入60歲的人羣範圍，屆時，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達1.2億。而農村是中國人口在生育高峯期的主力軍，由於受到“人多力量大”等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在以手工勞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農村，能夠養育更多的子女以增加家庭的勞動力數量從而謀求更多的“工分”成為人們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主要追求，“二老加三四個子女”的家庭模式成為普遍的家庭人口結構。在筆者所調查的十幾户家庭裏，受訪老人的兄弟姐妹平均在三個左右，且這些兄弟姐妹要麼已經年邁60或者即將邁進入60高齡，有的甚至有五兄妹之多。足以可見，農村在推動中國人口老齡化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但是，中國農村農民的生活現狀並沒有隨着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得到明顯的改善，尤其是60歲以上的老齡人，他們從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獲得的好處也僅僅侷限於基本的温飽問題的解決。由於中國的農業經濟並沒有得到像工業經濟一樣深刻的改革，農業經濟的發展速度遠遠落後於工業經濟的發展速度，無論從技術革新、制度改革還是收入增長方面來説，農村經濟都不及工業經濟的成效顯著。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這對農村的經濟制度改革，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重大的挑戰，農民收入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難上加難。如此，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就不會像發達國家的老年人一樣衣食無憂，貧困老齡化成為現實。此外，雖然醫療條件和醫學技術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這隻對城鎮居民的老年人才是福音，因為他們可以靠退休工資、或醫療保險、或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兒女的經濟支持來享受先進的醫學治療，而對於農村老年人來説，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因而也只能“望醫興歎”。這對控制農村人口的死亡率的作用不及對城鎮人口死亡率的顯著。在筆者所調查的村子，80歲以上老人為61人，約佔60歲以上人口總數的9.8%[⑨]，低於全國12%的水平，這可以説明醫學技術的發展，醫療衞生條件的進步並沒有為提高該地區人口壽命起到預期的作用。

2、農村的貧困老齡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總的來説，中國的貧困老齡化是在中國經濟並不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是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特殊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有着不同的成因。在發達國家，一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伴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生產社會化、商品化和人口再生產現代化的出現而產生的。經濟的飛速發展,增強了社會福利保障能力,因而生育率持續下降,而現代科技的進步,醫療條件大為改善,死亡率鋭減,人口壽命延長,導致人口年齡結構逐步老化。人口的老齡化和經濟發展是正相關的。而在中國，人口生育率的降低是長期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在1999年中國政府宣佈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在70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也只有中國、格魯吉亞、摩爾多瓦、亞美尼亞四個國家的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當時日本的人均gdp為35567美元，美國為34047美元[⑩]，這種收入之間的差距是非常懸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年，中國的城市化、商業化和工業化已經有了飛速的發展，各個不同城市的面貌可以説都煥然一新，這從近年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飛漲就可以得到證實，但根據筆者之前在農村生活的所見所聞與此次調查的對比，筆者發現，農村生活面貌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村舍依舊維持着七年以前的樣子，只是多了些許新樓房，而這種房屋的翻新並不佔大多數。此外，由於當地經濟條件有限，該村道路多年失修而泥濘不堪、坑坑窪窪，這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標準相差甚遠。而在筆者調查的所有農户中，僅有三户家庭能夠達到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但仍然達不到XX年的全國人均XX美元的水平，而且在這些收入相對較好的家庭，其收入主要是家庭中的兒子兒媳在廣東打工獲得，並不是依靠農業生產所得。儘管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勞動力都在廣東務工，但各個家庭的務工收入卻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筆者所調查的農户裏，務工年收入最高的可達30萬，最低的不到2萬元，[11]該村外出務工人員約有900人，占人口總數的31.2%，年齡大多在18歲至50歲之間，其中18至40歲之間的人口約佔80%，因此留在家中的就只剩一些小孩和老人，由於缺乏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加上近幾年農資產品價格高漲而糧食價格又偏低，農民失去了種糧的積極性，也就出現了當地由“雙季稻”改種“一季稻”的狀況。這不能不算是當地勞動力流失的人口結構造成的，而與此同時也是適應了人口流動發展的結果。

3、貧困老齡化引起的農村養老問題亟待解決

由於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的速度和規模都呈上升的趨勢，而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遲遲不能建立，加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日趨嚴重。

(1)家庭養老模式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挑戰

中國的養老模式主要是以傳統孝文化為基礎的家庭養老模式，子女一般是老人贍養義務的主要承擔者，因此家庭成為農村養老的基本單位和核心，家庭結構、家庭成員的收入水平和道德觀念決定着老人的養老狀況。而自從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後，國家加強了對農村人口的生育控制，傳統的認為子女越多養老就越容易得到保障、“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養老觀念受到嚴峻挑戰，“四.二.一”[12]的家庭結構逐漸成為中國家庭的主要結構，而在農村，唯一的差別就在於一對夫婦可能會撫養一個或兩個小孩。隨着家庭規模的小型化、結構的簡單化、核心化，不僅降低了農村家庭的養老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家庭勞動者的經濟負擔和心理負擔，此外，社會化過程中帶來的年輕人價值觀和家庭觀的變化，使年輕人和父母之間的代差越來越大，年輕人和老年人在生活方式和觀念方面的差異，在強化老年父母獨立生活的同時，也進一步弱化了家庭的養老功能。隨着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養老根基受到動搖，因此生活狀況也將變得更加惡化。在筆者所調查的路邊村，老人的養老情況令人堪憂。有一位近80歲的老人，領養了一個兒子，老伴因病早逝，由於傷心過度哭瞎了一隻眼睛，但兒子一方面由於經濟不夠寬裕，另一方面也缺乏孝心，對老人的病置之不理，老人與之理論卻遭到毒打致使其腦部嚴重受傷而時常失憶。如今，老人生活雖能自理，但已喪失勞動能力，領養的兒子一年到頭分文不給老人，只負責老人的伙食，但卻必須以老人為其打理家務為交換，老人苦不堪言。當然，這只是一個特例，但據筆者調查，老人與兒媳之間的生活不和諧是普遍現象，這使得當地老人的養老保障受到挑戰。有一對老年夫婦，雖然兒子在外的務工收入在當地是鳳毛麟角的高收入，但對老人的贍養卻只是基於基本的贍養義務給與老人一定的金錢，對老人的精神慰問卻少之又少，婆媳之間的矛盾可謂日積月累，不可開交。很多老人因為養老得不到保障，70歲高齡了還要上田間勞作以維持生活。足以可見，農村的家庭養老模式對農村養老沒能形成真正的保障作用，需要通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農村的養老現狀。

(2)貧困老齡化使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增加了難度

目前，我國城鎮現養老保險體制主要包括三大塊：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主要是針對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和個體勞動者,企業繳費比例一般不超過本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的20%,個人按本人工資一定比例繳費,1997年不低於4%,以後每兩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最終達到8%,按本人繳費工資的11%為每個職工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户;②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主要是針對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實行,其養老保險費全部由國家或單位負擔,個人不繳費,資金實行現收現付制,養老金給付以本人工資為基數,按工齡長短計發;③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主要是基於自願原則實施的一種僱主責任計劃,單位和個人供款實行完全基金積累模式,並採用個人賬户管理。應當説,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制是比較完善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但在農村，基本上尚未出現養老保險體制的雛形，在調查中發現，有70%的人願意在經濟條件允許的前提下參加養老保險，農民對養老保險的觀念有了改變，但由於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在筆者所調查的幾户家庭裏，購買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而根據1999年國務院發佈的《社會保險費徵繳條例》第三條規定：“基本養老保險費的徵繳範圍為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同時還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可以規定將城鎮個體工商户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範圍”如此看來，佔我國老年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中的老人根本不在基本養老保險範圍之內,因此也就不可能享受到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農村的養老保險體制存在了政策缺失。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農村也未能得到落實。我國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把城鎮居民納入了“低保”範圍，根據各個地方的消費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各地的“低保”金額也不同。在筆者所調查的地方，最低生活保障金為80元，雖然金額較少，但當地生活水平較低，勉強能滿足最低生活水平，而當地廣大農村的老人基本上享受不到這種政策的優惠，倒是國家對農村獨生子女家庭的補助政策獲得了農民的好評。[13]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沒能在農村落實，一方面是因為國家的財力有限，而農村人口卻佔據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之多，這財力缺乏與人口眾多之間的矛盾難以解決。另一方面，由於農民的自產能力較強，基本上能自己解決温飽問題，而且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贍養老人方面還能起到一定作用，在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沒能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

(二)對解決農村貧困人口老齡化問題的一些建議

1、正確認識農村貧困人口老齡化問題

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老齡化問題雖然因為國家的人口政策導致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老年人是社會的財富和資源,而非單純的消費者。雖然農村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較低，但他們仍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在子女外出務工的情況下，老人就成了家庭生活和農田勞作的主角，他們年邁高齡卻還要為子女撫養兒女，這使我國現階段呈現的總人口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急劇下降的情形得到了緩解。因此，要大力宣傳中華民族的以孝為先的傳統倫理道德，在全社會形成一個尊老、敬老、愛老的社會氛圍，充分認同老人為社會所作的貢獻，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一種慰籍。

2、儘快建立一個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保障為輔的全方位養老機制

如前所述，家庭養老是中國農村養老的主要模式，這種養老模式的主體地位在短期內還不會隨着經濟的發展而有所削弱，因此，仍然要強調家庭養老在農村養老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並在當前形勢下把其作為養老模式的重點來抓。由於家庭養老效果的好壞與子女的收入及其對老人的態度直接相關，農民增收就成了問題的關鍵。農民增收既是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利器也是中央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國家要放寬政策鼓勵農民工進城就業，以增加農民收入，同時要大力宣傳和發揚中國傳統的孝文化，不斷提高子女贍養老人的意識，只有雙管齊下才能使農村老人的養老得到真正的保障。另外，不斷完善和發展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為主包括農村養老金制度、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務體系以及維護老年人利益的法規在內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最主要的是加強農村養老保險體制的建立。農村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險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明確其法律地位，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各個環節做到有法可依，以取信於民。基於養老保險制度難以在農村建立的現實，各地區可以根據當地的經濟條件採取不同的養老金徵收制度。在經濟發展較快、鄉鎮企業發展迅猛的江浙、東南沿海省份的農村可以採取個人自養制，即農民根據自己的收入狀況購買養老保險，基本上與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制度一樣，只是在養老保險繳費額上可以定得低一點;此外，還可以實行集體輔助養老金制度，這是一種家庭養老和集體養老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模式是農民自己繳納一部分養老保險金，集體補助一部分，國家分擔一部分，但要採取“以個人保障為主、集體輔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的方式予以發展，這種養老保險制度已經在我國的些地方進行試點，如廣東中山市的農村已有105個行政村逐月或逐季或逐年向老年人發放“養老輔助金”，月均33.69元，受惠老人佔老年農民的28%。[14]

3、切實採取措施,逐步解決農村老年人口醫療保障問題

醫療費用在農村老人的生活開支中佔據很大的比例，農村老人都有一種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因此在日常生活上的花費不大，但一旦生病則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農村老人的醫療費用不像城市裏的老人有醫保或單位報銷，農村老人的醫療費用只有靠自己支付或者子女承擔一部分，加上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十分有限，因此，農村老人的醫療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在筆者調查的幾户家庭裏，75歲以上老人的醫療開支平均在400——600元/年之間，但全年的生活開支約為3000元左右，醫療開支約佔開支總額的17%。因為這些高齡老人體弱多病，喪失勞動能力，而其子女也都即將跨入花甲之年，收入微薄，對老人的供養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農村高齡老人的醫療保障問題成為解決農村醫療保障的重點。此外，還要加強衞生宣傳和健康教育，儘量減少農村老人的發病率;對農村孤寡老人實行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等“五保”供養制度,提高供養水平;建立特困醫療救濟基金，建立社會互助制度,動用社會力量提高農村老人的供養水平，使農村老人得到全社會的關注等等。以上各項提高農村老人供養水平的措施都是以國家經濟穩定、健康、快速發展為背景，以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為依託，以農民為主體才能得到落實，因此，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政府具有一定的財力，中國的貧困老齡化問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

iii.小結

農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這並不能説明中國農村的問題就解決了，農村經濟就得到發展了，農村面貌發生的變化是由於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果，但農民收入增長並不是基於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依靠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收入等其他非農收入。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以及城鎮周邊的農村，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再工業經濟的帶動下有了很大的飛躍，但這些地區只集中了中國農村的一部分人口，大部分農村還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農業產業化的步伐甚慢。中央已經注意到“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如今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並根據戰略目標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民增收的政策。農民增收是中央工作的重點，也是解決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關鍵，這是一個長期而浩大的工程，它是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的一件大事。農民增收和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是相輔相成的，農民增收有利於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解決，而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解決有利於農民增收。雖然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尚未引起國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會間接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只有在家庭、社會、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農村的貧困老齡化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中國農村的老人才能真正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所樂”。

題記：通過此次暑期調查，使我對當前農村經濟形勢有了大概的把握，對農民的生活現狀和農村面貌有了全新的認識。“三農”問題始終是歷屆中央政府亟需解決的問題，也是歷屆政府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毫不諱言的説，誰能把中國八億農民的問題解決了，那就為造福中華民族、造福全人類做出了重要貢獻，那他就是歷史的創造者，就會被載入史冊而名垂千古，足以可見“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和挑戰性。以xx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領導集團已經向解決“三農”問題發出了號角，但通過此次調查，中央政府關於“三農”問題的決策並沒有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農民還是怨三道四，對當前社會提出了很多不滿，主要有以下幾點：

1、中央政府的“三農”政策是從農民利益出發，立足農村實際而制定的，因此應該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和針對性。但由於農村人口占據中國人口的大部分，而從中央決策到基層實施需要層層政府機構的作為，且政府要員對自身利益考慮得較多，對農民的利益考慮的少，中央政策的執行遇到了障礙。農民認為，當前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是民眾的福祉為出發點的，應該值得高興，但由於當前政府機關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真正落實到農民頭上的好處很少，農民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產生了懷疑。如從XX年開始，國家規定中央政府給農民的種糧補貼為24元/畝，但在筆者調查期間，種糧補貼還沒有得到落實，而去年的這個時候農民已經拿到了補貼，農民開始懷疑是村官或上級部門扣留了中央財政的撥款補助，因此對中央政策的執行者失去了信心。

2、糧食價格是種糧農民最關心的問題，但當前的糧食價格卻一直持續低迷，據筆者調查，當前的稻穀價格在70元/百斤，相比於XX年糧食價格的85元/百斤降低了21.4%，但是，最主要的是，用於糧食種植的農資產品價格卻一直走高，種植糧食的利潤甚微。此外，農付產品的價格也很低，但農付產品的成本卻相對較高，以養豬為例，農民賣整豬的價格為2.8元/斤，按一頭豬200斤計算，賣一條豬的毛收入為560元，但一頭乳豬的成本大概是65元，而一條豬從乳豬到出欄需要吃150塊錢的飼料和80塊錢的糧食，算下來養一頭豬的淨利潤僅為265元，如果不是專業養豬户，不具備規模經濟效應，還需要付出很多的勞力和心血，這樣下來，養豬也顯得無利可圖，並不能作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方式。

3、農民對當前人口政策的執行情況感到不滿。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在控制中國人口快速增長方面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隨着近年來流動人口增多，政府對流動人口管理的難度也隨之加大，很多“黑户”人口也隨之增多。在筆者調查的村子，在外務工大約900人，約佔總人口的35%,很多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經常是單身外出，但回來時卻帶上了妻兒，在其再次外出時就是全家出動了，這些在外出生的嬰兒由於其父母年齡未到或是超生未能及時落户，這給政府的人口統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因此，“黑户”人口及低齡父母的現象在農村已不足為奇，而這對我國人口普查的真實性提出了挑戰，不難看出，中國人口普查是含有一定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