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調查報告

i.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按照國際慣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10%或65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7%時，標誌着該地區或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1999年中國政府宣佈正式進入老齡社會。而貧困老齡化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人口結構並不是依靠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進步導致的生活水平提高而進入老齡化社會，相反，卻是依賴強制性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生育率和人口死亡率從而使老年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日趨增大。這是一種與西方發達國家完全不同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方式，我國只用了2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要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人口年齡結構由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這並不能正確反映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關係。截至XX年11月1日零時，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總人口為130628萬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為14408萬人，佔總人口的11.03%，與XX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0.67個百分點，而其中大概有8500萬人生活在農村。[①]因此，貧困老齡化問題主要發生在人口眾多的農村，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在世界上僅次於日本排列第二，農村人口的老齡化速度又是城鎮居民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幾倍。[②]人口老齡化，尤其是貧困老齡化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速度、國家政策制定等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同時，由於人口貧困老齡化產生的農村養老問題向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越來越緊迫的要求。老齡化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使其成為制約各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球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6.29億，平均每10個人中就有一位60歲或60歲以上的老人。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全世界平均每5個人中就有一位60歲或60歲以上的老人，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接近20億，超過14歲以下兒童人口的總數。到2150年，每3個人中就將有一位老人。[③]日本現有人口將近1.277億，其中65歲以上的人佔19.5%，隨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日本的退休年齡從65歲延遲到65歲以上，出現了職工超年齡負荷工作的現象，日本的老齡職工佔總職工人數的7.4%，這使得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大國的養老保障資金吃緊。在法國，近年來雖然總人口數在不斷上升，但人口老齡化趨勢還是在不斷加強。截止XX年1月1日，法國本土人口達6020萬，如果加上海外領地和海外省的人口，法國人口總數超過了6200萬，而75歲以上老人的比例約佔人口總數8.7%，是1962年時的兩倍，與此同時，20歲以下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也從1962年時的32.2%降至23.8%。這只是幾個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實例，各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都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為了瞭解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形成的原因以及當代農民生活的現狀，為解決現階段的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提供一些建議，筆者於XX年7月20日至8月5日走訪了湖南省邵陽市洞口縣山門鎮路邊村的十幾户農民家庭，對農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老人的養老情況、生活現狀進行了調查。此次調查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主要的調查對象都是60歲以上老人，受到文化水平和視力條件的限制，筆者就通過問詢的方式記錄下了主要的調查參數。同時，由於該村村長外出的原因，就只能通過電話訪問的形式瞭解了當地主要的經濟狀況和人口結構。在調查對象的選擇上，考慮到家庭養老是中國傳統的養老模式，而兒子又是贍養老人的主要承擔者，因此選取了老人的兒子在家務農、外出務工、在本地務工以及兒子還在上學等幾種家庭的類型作為調查對象，而在兒子外出務工的家庭中，又選取了兒子收入高低不同的家庭作為樣本，主要是想反映不同的贍養能力是否對老人贍養狀況存在差距。由於此次調查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限，因此就沒有進行大樣本的調查，只是抽取幾個代表性樣本進行調查，但這並不影響調查報告的參考價值。

ii.調查結果及分析

一、被調查地區的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

路邊村位於湘西，距離省城長沙380公里，距離洞口縣城26公里，離廣東800多公里，近年來，湖南省加強了道路交通建設，320國道和即將開通的邵懷高速公路從洞口縣經過，但路邊村因為離縣城位置較為偏遠，並沒有真正享受到交通便利所帶來的好處，但對於該村外出務工人員來説還是大大方便了他們的出行，節省了時間和經濟成本。路邊村坐落在雪峯山[④]腳下，翻越雪峯山即可到達懷化市漵浦縣，因為四面環山，森林綠化較好，該地區自然氣候宜人，盛產柑橘，柑桔是該地區主要的經濟作物，但近年來由於該地區不注重柑桔品種的改良，傳統柑桔受到了改良後的新品種的嚴重挑戰，並因為價格低廉、口感欠佳，加上交通運輸不便，使該地區的柑桔缺乏競爭力而漸漸退出市場。桔農的種植積極性大大受挫，原來用來種植柑桔的土地都換種其它的農作物。據統計，XX年該村柑桔種植面積228畝，到XX年已減少為62畝，種植面積縮減了72.8%[⑤]。如今，該村種植的柑桔主要是供自己食用，流通到市場的數量極少，因此，在此次調查期間，很多家庭都沒有關於柑桔產量的相關數據。

路邊村總人口2560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620人，佔總人口比重的24.2%，是全國老年人口所佔總人口比重的兩倍還多。全村人均收入1948元，其中農業產值大約佔21～26%，其他收入有80%來自務工收入[⑥]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約900人，主要的務工地域為廣東、福建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在本地或本省的務工人數極少。通過調查發現，很多務工人員都是通過親屬介紹進入工廠工作，許多子女為上個世紀80年代出生的家庭由於父母年紀尚輕(均在三五歲至五十歲之間)，勞動能力較強，加上子女正是勞動壯年時期，在接受國中或高中教育後直接跟隨父母或他人南下打工，從而出現了所謂的“務工家庭”，因此，也就出現了在筆者所調查的村子人煙稀少，童叟相依的情景。

路邊村耕地總面積1927畝，水稻是當地主要的糧食作物，該村旱地面積較少，人均不到0.4畝，旱地主要是田埂和一些小山坡，用於種植蔬菜、花生、土豆等農作物。由於湖南省位於以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的丘陵地帶，而路邊村又坐落在雪峯山腳下，一年四季雨水豐沛，耕地成狹長塊狀分佈，且面積狹小，不適於機器耕作，但現在基本普遍能夠採用柴油機動力收割，這為減輕農民負擔作出了貢獻。此外，油菜、玉米、高粱、小麥等旱地作物也有所種植，但種植面積不大，僅僅有很少一部分家庭在收割完晚稻後種植一點點旱地作物，以餵養家禽或用於榨油。而近年來，由於糧食價格偏低，但用於糧食種植所需的農藥、肥料、種子等農資物價局高不下，糧食種植無利可圖，再加上勞動力大部分外流，糧食耕作辛苦勞累，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大大受挫[⑦]，而外出務工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柱，農民對農作物收入不再形成依賴，大部分農民都不再種植兩季，而是改種一季稻只滿足全家一年的口糧，因此出現了夏耕時節良田荒閒的現象。在筆者所調查的家庭裏，有85%的農民只耕種一季稻，或種植小部分雙季稻。筆者認為，良田的閒置不僅給農民帶來了經濟收入的減少，更是成為國家糧食減產的重要原因。此外，當地鄉鎮企業數量為數不多，因此並不能像江浙一帶的鄉鎮企業一樣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而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營業務的鄉鎮企業更是屈指可數，因此，“農村產業化經營”、“改變農民收入的增長方式”對該村來説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可以肯定地説，路邊村的情況只是中國農村經濟狀況的一個縮影，要貫徹執行中央的“三農”政策，真正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二、對被調查地區貧困老齡化現狀和成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貧困老齡化與發達國家的老齡化不同，主要是指一國人口結構進入老齡化的趨勢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由於該國經濟實力有限，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老齡化人羣的社會福利並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醫學技術的發展而得到顯著提高。通過調查，筆者發現農村的貧困老齡化問題比城鎮人口的貧困老齡化要嚴重得多。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只是初步在城鎮得到落實，而要建立農村的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對擁有8億農民的中國來説也只是一個設想。

(一)被調查地區貧困老齡化問題的特點

1、貧困人口老齡化的速度越來越快

根據筆者的調查，路邊村XX年總人口達到2560人,其中60歲以上人口620人，佔總人口比重的24.3%,總人口比XX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的2397人增長了6.8%，年均增長1.1%，高於全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0.63%[⑧]，60歲以上人口數與XX年的556人相比增長了11.5%，高於全國0.76%的增長水平。由此可見，農村貧困老齡化的速度要高於城市，這樣一高一低，才使全國60歲以上人口的增長速度維持在0.63%左右。到XX年，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處於生育高峯期出生的人將進入60歲的人羣範圍，屆時，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達1.2億。而農村是中國人口在生育高峯期的主力軍，由於受到“人多力量大”等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在以手工勞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農村，能夠養育更多的子女以增加家庭的勞動力數量從而謀求更多的“工分”成為人們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主要追求，“二老加三四個子女”的家庭模式成為普遍的家庭人口結構。在筆者所調查的十幾户家庭裏，受訪老人的兄弟姐妹平均在三個左右，且這些兄弟姐妹要麼已經年邁60或者即將邁進入60高齡，有的甚至有五兄妹之多。足以可見，農村在推動中國人口老齡化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但是，中國農村農民的生活現狀並沒有隨着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得到明顯的改善，尤其是60歲以上的老齡人，他們從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獲得的好處也僅僅侷限於基本的温飽問題的解決。由於中國的農業經濟並沒有得到像工業經濟一樣深刻的改革，農業經濟的發展速度遠遠落後於工業經濟的發展速度，無論從技術革新、制度改革還是收入增長方面來説，農村經濟都不及工業經濟的成效顯著。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這對農村的經濟制度改革，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重大的挑戰，農民收入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難上加難。如此，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就不會像發達國家的老年人一樣衣食無憂，貧困老齡化成為現實。此外，雖然醫療條件和醫學技術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這隻對城鎮居民的老年人才是福音，因為他們可以靠退休工資、或醫療保險、或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兒女的經濟支持來享受先進的醫學治療，而對於農村老年人來説，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因而也只能“望醫興歎”。這對控制農村人口的死亡率的作用不及對城鎮人口死亡率的顯著。在筆者所調查的村子，80歲以上老人為61人，約佔60歲以上人口總數的9.8%[⑨]，低於全國12%的水平，這可以説明醫學技術的發展，醫療衞生條件的進步並沒有為提高該地區人口壽命起到預期的作用。

2、農村的貧困老齡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總的來説，中國的貧困老齡化是在中國經濟並不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是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特殊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有着不同的成因。在發達國家，一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伴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生產社會化、商品化和人口再生產現代化的出現而產生的。經濟的飛速發展,增強了社會福利保障能力,因而生育率持續下降,而現代科技的進步,醫療條件大為改善,死亡率鋭減,人口壽命延長,導致人口年齡結構逐步老化。人口的老齡化和經濟發展是正相關的。而在中國，人口生育率的降低是長期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在1999年中國政府宣佈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在70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也只有中國、格魯吉亞、摩爾多瓦、亞美尼亞四個國家的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當時日本的人均gdp為35567美元，美國為34047美元[⑩]，這種收入之間的差距是非常懸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年，中國的城市化、商業化和工業化已經有了飛速的發展，各個不同城市的面貌可以説都煥然一新，這從近年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飛漲就可以得到證實，但根據筆者之前在農村生活的所見所聞與此次調查的對比，筆者發現，農村生活面貌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村舍依舊維持着七年以前的樣子，只是多了些許新樓房，而這種房屋的翻新並不佔大多數。此外，由於當地經濟條件有限，該村道路多年失修而泥濘不堪、坑坑窪窪，這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標準相差甚遠。而在筆者調查的所有農户中，僅有三户家庭能夠達到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但仍然達不到XX年的全國人均XX美元的水平，而且在這些收入相對較好的家庭，其收入主要是家庭中的兒子兒媳在廣東打工獲得，並不是依靠農業生產所得。儘管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勞動力都在廣東務工，但各個家庭的務工收入卻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筆者所調查的農户裏，務工年收入最高的可達30萬，最低的不到2萬元，[11]該村外出務工人員約有900人，占人口總數的31.2%，年齡大多在18歲至50歲之間，其中18至40歲之間的人口約佔80%，因此留在家中的就只剩一些小孩和老人，由於缺乏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加上近幾年農資產品價格高漲而糧食價格又偏低，農民失去了種糧的積極性，也就出現了當地由“雙季稻”改種“一季稻”的狀況。這不能不算是當地勞動力流失的人口結構造成的，而與此同時也是適應了人口流動發展的結果。

3、貧困老齡化引起的農村養老問題亟待解決

由於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的速度和規模都呈上升的趨勢，而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遲遲不能建立，加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日趨嚴重。

(1)家庭養老模式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挑戰

中國的養老模式主要是以傳統孝文化為基礎的家庭養老模式，子女一般是老人贍養義務的主要承擔者，因此家庭成為農村養老的基本單位和核心，家庭結構、家庭成員的收入水平和道德觀念決定着老人的養老狀況。而自從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後，國家加強了對農村人口的生育控制，傳統的認為子女越多養老就越容易得到保障、“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養老觀念受到嚴峻挑戰，“四.二.一”[12]的家庭結構逐漸成為中國家庭的主要結構，而在農村，唯一的差別就在於一對夫婦可能會撫養一個或兩個小孩。隨着家庭規模的小型化、結構的簡單化、核心化，不僅降低了農村家庭的養老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家庭勞動者的經濟負擔和心理負擔，此外，社會化過程中帶來的年輕人價值觀和家庭觀的變化，使年輕人和父母之間的代差越來越大，年輕人和老年人在生活方式和觀念方面的差異，在強化老年父母獨立生活的同時，也進一步弱化了家庭的養老功能。隨着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養老根基受到動搖，因此生活狀況也將變得更加惡化。在筆者所調查的路邊村，老人的養老情況令人堪憂。有一位近80歲的老人，領養了一個兒子，老伴因病早逝，由於傷心過度哭瞎了一隻眼睛，但兒子一方面由於經濟不夠寬裕，另一方面也缺乏孝心，對老人的病置之不理，老人與之理論卻遭到毒打致使其腦部嚴重受傷而時常失憶。如今，老人生活雖能自理，但已喪失勞動能力，領養的兒子一年到頭分文不給老人，只負責老人的伙食，但卻必須以老人為其打理家務為交換，老人苦不堪言。當然，這只是一個特例，但據筆者調查，老人與兒媳之間的生活不和諧是普遍現象，這使得當地老人的養老保障受到挑戰。有一對老年夫婦，雖然兒子在外的務工收入在當地是鳳毛麟角的高收入，但對老人的贍養卻只是基於基本的贍養義務給與老人一定的金錢，對老人的精神慰問卻少之又少，婆媳之間的矛盾可謂日積月累，不可開交。很多老人因為養老得不到保障，70歲高齡了還要上田間勞作以維持生活。足以可見，農村的家庭養老模式對農村養老沒能形成真正的保障作用，需要通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農村的養老現狀。

(2)貧困老齡化使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增加了難度

目前，我國城鎮現養老保險體制主要包括三大塊：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主要是針對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和個體勞動者,企業繳費比例一般不超過本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的20%,個人按本人工資一定比例繳費,1997年不低於4%,以後每兩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最終達到8%,按本人繳費工資的11%為每個職工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户;②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主要是針對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實行,其養老保險費全部由國家或單位負擔,個人不繳費,資金實行現收現付制,養老金給付以本人工資為基數,按工齡長短計發;③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主要是基於自願原則實施的一種僱主責任計劃,單位和個人供款實行完全基金積累模式,並採用個人賬户管理。應當説,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制是比較完善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但在農村，基本上尚未出現養老保險體制的雛形，在調查中發現，有70%的人願意在經濟條件允許的前提下參加養老保險，農民對養老保險的觀念有了改變，但由於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在筆者所調查的幾户家庭裏，購買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而根據1999年國務院發佈的《社會保險費徵繳條例》第三條規定：“基本養老保險費的徵繳範圍為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同時還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可以規定將城鎮個體工商户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範圍”如此看來，佔我國老年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中的老人根本不在基本養老保險範圍之內,因此也就不可能享受到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農村的養老保險體制存在了政策缺失。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農村也未能得到落實。我國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把城鎮居民納入了“低保”範圍，根據各個地方的消費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各地的“低保”金額也不同。在筆者所調查的地方，最低生活保障金為80元，雖然金額較少，但當地生活水平較低，勉強能滿足最低生活水平，而當地廣大農村的老人基本上享受不到這種政策的優惠，倒是國家對農村獨生子女家庭的補助政策獲得了農民的好評。[13]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沒能在農村落實，一方面是因為國家的財力有限，而農村人口卻佔據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之多，這財力缺乏與人口眾多之間的矛盾難以解決。另一方面，由於農民的自產能力較強，基本上能自己解決温飽問題，而且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贍養老人方面還能起到一定作用，在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沒能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

(二)對解決農村貧困人口老齡化問題的一些建議

1、正確認識農村貧困人口老齡化問題

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老齡化問題雖然因為國家的人口政策導致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老年人是社會的財富和資源,而非單純的消費者。雖然農村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較低，但他們仍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在子女外出務工的情況下，老人就成了家庭生活和農田勞作的主角，他們年邁高齡卻還要為子女撫養兒女，這使我國現階段呈現的總人口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急劇下降的情形得到了緩解。因此，要大力宣傳中華民族的以孝為先的傳統倫理道德，在全社會形成一個尊老、敬老、愛老的社會氛圍，充分認同老人為社會所作的貢獻，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一種慰籍。

2、儘快建立一個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保障為輔的全方位養老機制

如前所述，家庭養老是中國農村養老的主要模式，這種養老模式的主體地位在短期內還不會隨着經濟的發展而有所削弱，因此，仍然要強調家庭養老在農村養老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並在當前形勢下把其作為養老模式的重點來抓。由於家庭養老效果的好壞與子女的收入及其對老人的態度直接相關，農民增收就成了問題的關鍵。農民增收既是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利器也是中央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國家要放寬政策鼓勵農民工進城就業，以增加農民收入，同時要大力宣傳和發揚中國傳統的孝文化，不斷提高子女贍養老人的意識，只有雙管齊下才能使農村老人的養老得到真正的保障。另外，不斷完善和發展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為主包括農村養老金制度、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務體系以及維護老年人利益的法規在內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最主要的是加強農村養老保險體制的建立。農村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險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明確其法律地位，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各個環節做到有法可依，以取信於民。基於養老保險制度難以在農村建立的現實，各地區可以根據當地的經濟條件採取不同的養老金徵收制度。在經濟發展較快、鄉鎮企業發展迅猛的江浙、東南沿海省份的農村可以採取個人自養制，即農民根據自己的收入狀況購買養老保險，基本上與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制度一樣，只是在養老保險繳費額上可以定得低一點;此外，還可以實行集體輔助養老金制度，這是一種家庭養老和集體養老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模式是農民自己繳納一部分養老保險金，集體補助一部分，國家分擔一部分，但要採取“以個人保障為主、集體輔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的方式予以發展，這種養老保險制度已經在我國的些地方進行試點，如廣東中山市的農村已有105個行政村逐月或逐季或逐年向老年人發放“養老輔助金”，月均33.69元，受惠老人佔老年農民的28%。[14]

3、切實採取措施,逐步解決農村老年人口醫療保障問題

醫療費用在農村老人的生活開支中佔據很大的比例，農村老人都有一種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因此在日常生活上的花費不大，但一旦生病則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農村老人的醫療費用不像城市裏的老人有醫保或單位報銷，農村老人的醫療費用只有靠自己支付或者子女承擔一部分，加上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十分有限，因此，農村老人的醫療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在筆者調查的幾户家庭裏，75歲以上老人的醫療開支平均在400——600元/年之間，但全年的生活開支約為3000元左右，醫療開支約佔開支總額的17%。因為這些高齡老人體弱多病，喪失勞動能力，而其子女也都即將跨入花甲之年，收入微薄，對老人的供養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農村高齡老人的醫療保障問題成為解決農村醫療保障的重點。此外，還要加強衞生宣傳和健康教育，儘量減少農村老人的發病率;對農村孤寡老人實行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等“五保”供養制度,提高供養水平;建立特困醫療救濟基金，建立社會互助制度,動用社會力量提高農村老人的供養水平，使農村老人得到全社會的關注等等。以上各項提高農村老人供養水平的措施都是以國家經濟穩定、健康、快速發展為背景，以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為依託，以農民為主體才能得到落實，因此，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政府具有一定的財力，中國的貧困老齡化問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

iii.小結

農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這並不能説明中國農村的問題就解決了，農村經濟就得到發展了，農村面貌發生的變化是由於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果，但農民收入增長並不是基於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依靠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收入等其他非農收入。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以及城鎮周邊的農村，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再工業經濟的帶動下有了很大的飛躍，但這些地區只集中了中國農村的一部分人口，大部分農村還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農業產業化的步伐甚慢。中央已經注意到“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如今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並根據戰略目標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民增收的政策。農民增收是中央工作的重點，也是解決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關鍵，這是一個長期而浩大的工程，它是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的一件大事。農民增收和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是相輔相成的，農民增收有利於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解決，而中國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的解決有利於農民增收。雖然農村貧困老齡化問題尚未引起國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會間接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只有在家庭、社會、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農村的貧困老齡化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中國農村的老人才能真正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所樂”。

題記：通過此次暑期調查，使我對當前農村經濟形勢有了大概的把握，對農民的生活現狀和農村面貌有了全新的認識。“三農”問題始終是歷屆中央政府亟需解決的問題，也是歷屆政府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毫不諱言的説，誰能把中國八億農民的問題解決了，那就為造福中華民族、造福全人類做出了重要貢獻，那他就是歷史的創造者，就會被載入史冊而名垂千古，足以可見“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和挑戰性。以xx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領導集團已經向解決“三農”問題發出了號角，但通過此次調查，中央政府關於“三農”問題的決策並沒有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農民還是怨三道四，對當前社會提出了很多不滿，主要有以下幾點：

1、中央政府的“三農”政策是從農民利益出發，立足農村實際而制定的，因此應該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和針對性。但由於農村人口占據中國人口的大部分，而從中央決策到基層實施需要層層政府機構的作為，且政府要員對自身利益考慮得較多，對農民的利益考慮的少，中央政策的執行遇到了障礙。農民認為，當前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是民眾的福祉為出發點的，應該值得高興，但由於當前政府機關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真正落實到農民頭上的好處很少，農民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產生了懷疑。如從XX年開始，國家規定中央政府給農民的種糧補貼為24元/畝，但在筆者調查期間，種糧補貼還沒有得到落實，而去年的這個時候農民已經拿到了補貼，農民開始懷疑是村官或上級部門扣留了中央財政的撥款補助，因此對中央政策的執行者失去了信心。

2、糧食價格是種糧農民最關心的問題，但當前的糧食價格卻一直持續低迷，據筆者調查，當前的稻穀價格在70元/百斤，相比於XX年糧食價格的85元/百斤降低了21.4%，但是，最主要的是，用於糧食種植的農資產品價格卻一直走高，種植糧食的利潤甚微。此外，農付產品的價格也很低，但農付產品的成本卻相對較高，以養豬為例，農民賣整豬的價格為2.8元/斤，按一頭豬200斤計算，賣一條豬的毛收入為560元，但一頭乳豬的成本大概是65元，而一條豬從乳豬到出欄需要吃150塊錢的飼料和80塊錢的糧食，算下來養一頭豬的淨利潤僅為265元，如果不是專業養豬户，不具備規模經濟效應，還需要付出很多的勞力和心血，這樣下來，養豬也顯得無利可圖，並不能作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方式。

3、農民對當前人口政策的執行情況感到不滿。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在控制中國人口快速增長方面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隨着近年來流動人口增多，政府對流動人口管理的難度也隨之加大，很多“黑户”人口也隨之增多。在筆者調查的村子，在外務工大約900人，約佔總人口的35%,很多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經常是單身外出，但回來時卻帶上了妻兒，在其再次外出時就是全家出動了，這些在外出生的嬰兒由於其父母年齡未到或是超生未能及時落户，這給政府的人口統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因此，“黑户”人口及低齡父母的現象在農村已不足為奇，而這對我國人口普查的真實性提出了挑戰，不難看出，中國人口普查是含有一定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