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女性參政問題調研報告

女性參政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為進一步提高女幹部素質，以適應和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本文從新時期推進女性參政的現實必要性着手，挖掘了目前推進女性參政事業的有利因素，分析了發展該事業存在的困難及難點，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及建議。

關鍵詞：婦女參政 調研 思考

女性政治參與是指女性有意識地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其根本目的是體現女性在政治領域中的羣體意志，反映婦女在政治系統中的權力和利益訴求。具體表現為三個層面：一是民主參與，指婦女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女性參政的基礎層面；二是權力參與，主要指婦女擔任各級領導幹部，直接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決策，這是女性政治參與的中間層面；三是女性的政治參與意識，表現為女性對政治生活的普遍興趣和積極主動的參與態度，以及從政婦女自覺代表婦女的整體利益，對政府的決策發生影響。

女性參政既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也是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xx同志強調：“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要切實負起責任，把這項工作納入到整個幹部培養選拔工作中去考察、去安排，明確目標，拓寬視野，嚴格標準，改進方法，為優秀女幹部脱穎而出創造條件”。“要健全與完善女性幹部選拔任用機制，切實落實女幹部政策，加大女幹部的培養、選拔、任用力度，促使各級領導班子中女性數量逐步增加，促使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女性比例有一定程度提高，提高婦女的權力參與的比例，確保婦女參與決策和社會事務管理等各項目標的實現。”新的歷史條件為廣大婦女參政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時代呼喚必須進一步提高女幹部素質，進一步營造寬鬆的社會環境及政治環境，以適應和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一、推進女性參政的有利因素

首先， 婦女參政環境日漸寬鬆。經過一個多世紀世界性的婦女解放運動的持續抗爭，特別是新中國誕生以來黨對婦女事業的關心和大力支持，我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今天，我國的經濟、政治形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1992年10月開始正式實施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使我國婦女的各項合法權益包括政治權益得到了更有效的法律保障；年初在提請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中，就首次對女性佔全國人大代表的比例作出明確規定 “中國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婦女代表的比例將不低於22%”；湖南省人大常委會XX年修訂通過的《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規定了兩個“百分之三十以上”剛性指標，明確了參政婦女的比例和名額，推進維護婦女參政權；XX年湖南省啟動了“農村婦女參與村級治理”項目，該項目主要通過政策、機制、方式等方面的創新，通過提高農村婦女自身能力，強調性別意識，促進農村婦女在整體上參與農村的選舉、決策和管理。總之，中央或地方出台的這些政策，不斷地促進了性別平等和兩性和諧發展，使女性政治參與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女性政治參與意識的普遍增強、女性政治參與程度的逐年提高、女性政治參與渠道的不斷拓寬、女性參政議政能力的顯著提升、知識女性廣泛地參政議政等等。

第二、女性整體素質全面提升。 中國教育統計網的資料顯示，1997年，女生在普通高校在校生中的比例為37.32%，XX年年，這一比例達到47.08%，並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據統計，在2010年大學聯考中，各省的大學聯考“女狀元”比例超過了70%；從1999年到XX年年，在可以統計到的560名大學聯考狀元中，女生超過了一半!如今，“女多男少”的現象正從語言類、師範類院校逐漸向綜合型大學蔓延，包括一些理工科院校，女生的比例也在逐年攀升。國務院發表的《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顯示，截至2010年，全國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女生佔在校生總數的45.7%，女碩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別達到44.2%和31.4%。這些高素質、高學歷的女性人才，在社會建設的不同層次和崗位中，日漸顯山露水，創下傲人的功跡。即使在政治領域的高層官員中，也浮現出越來越多的女性身影：陝西省副省長朱靜芝，中國工農民主黨員，擁有研究生學歷；湖南省副省長甘霖，致公黨黨員，農學博士；北京市副市長，程紅，民盟成員，經濟學博士；山東省副省長王隨蓮，九三學社成員，大學學歷；江西省副省長謝茹，無黨派人士，經濟學博士…..這些高官共同的特徵就是：黨外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女性。

第三，女性參政積極性顯著提高。　不管人們接受與否，政治這個“男性的角鬥場”越來越無法阻擋異性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女人站到了權力的頂峯，她們以行動證明，男人獨掌政治的一統天下一去不復返，被稱為"她世紀"的政壇新時代正悄然到來。不論是從中央還是到地方，大批有想法，敢於任事的優秀婦女幹部嶄露頭角，女性在政治舞台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共204人，其中女性13人，佔6 %；候補委員共167人，其中女性24人，佔14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共127人，其中女性17人，佔 13 %。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總數為2987名，其中有婦女代表637名，佔代表總數21.33%，比十屆婦女代表所佔比例提高了1.09個百分點。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161人，其中女常委25人，佔15.5%，比十屆提高了2.3個百分點。十一屆13位副委員長中有3位女性(烏雲其木格、陳至立、嚴雋琪)，佔23%。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總數2237名，其中女委員395名，佔17.7%，比十屆提高了 1個百分點；常委299人，其中女性35人，佔11.7%，比十屆提高2.7個百分點。十一屆全國政協22位副祕書長中有2位女性，佔 9%；14位常務主席中有2位女性(張梅穎、 張榕明)，佔14%。而在此前結束的全國省級領導班子換屆中，新一屆省級人大、政府、政協領導班子的815名成員中，有106位女性，約佔13%。全國656個城市中，有女性市長619人，其中正職女市長31人。此外，縣級組織內婦女參政比例也呈擴大趨勢：**縣現有幹部21507人，其中女幹部7367 人，全縣副科級以上女幹部 247人。本屆縣人大女代表比例 14.5 %。比上屆提高了 1個百分點，政協女委員比例達17%，比上屆提高 1個百分點。

二、存在的問題及難點

1、性別岐視仍然存在。中國婦女雖然廣泛地參加社會勞動，但就業層次較低，婦女在第一、第二產業就業比例高，在專業技術人員以及國家機關公務員等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員中，女性的比例明顯低於男性；從全國婦聯XX年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看，中國婦女的平均經濟收入明顯低於男性，並且男女兩性的收入差距正呈現擴大趨勢；女性就業選擇機會少，在某些職業中存在兩性隔離的現象，下崗女工普遍感到再就業困難，再就業時容易受到年齡和性別歧視；女性的家庭經濟地位和男性也存在着差別，儘管中國女性的經濟地位受到了法律的保護，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往往發生一定的偏差。女性在財產支配、繼承的權利方面明顯低於男性，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不容易擺脱煩雜的家務勞動，無暇從容地走向社會從事各種活動，存在着事實上的不平等。

2、女性整體教育水平不高。政治參與程度是與人受教育的水平呈正比的。受中國傳統的性別政治文化“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思想觀念的影響，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和程度明顯不及男性，或者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被動地依附於男性的提高而提高的。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女童的入學率低、失學率高，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更少、程度更低，男女在受教育的權益上已經存在着不平等。在經濟文化欠發達的地區，大多數女性往往能完成受國家法律保護的九年義務教育已屬不易，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更低，只有少數女性能夠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女性整體的文化素質最終影響了婦女參政議政能力的提高，影響了婦女政治參與的程度與水平。同時，在同樣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前提下，男女在擇業就業方面也存在明顯不同的際遇，女性受限制受歧視的現象還時有發生，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影響和制約女性總體受教育程度的進一步提高。

3、女性參政主動意識不強。大部分女性對政治參與問題表現出可有可無甚至漠不關心的態度，只有少部分自覺自願主動參與政治。據調查，女性對自己所在單位、村、社區事務的關注程度方面也遠低於男性，大多數女性還處於“要我參政”而非“我要參政”的被動狀態，原因如下：一是女性參政渠道過窄，女性參政普遍存在“三少現象”，即在各級領導班子中女幹部少，高層領導結構中女幹部少，擔任領導正職的女幹部少；二是傳統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幾千年的傳統儒家政治文化一直把女性排斥在政治之外，女性的性別角色總是定位於“服從”、“柔弱”、“退讓”、“賢內助”、“賢妻良母”中，給女性政治參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據調查，相當一部分的婦女認為“婦女與政治無緣”，婦女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務和子女教育上，即便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負的女性，也多願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業務性工作，而對婦女參政持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否定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