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調查報告2篇

本文目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最新一期《半月談》刊載《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羣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社區圍牆區分貧富的“楚河漢界”

同為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XX來元的司機都説:“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

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裏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户區”裏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裏的“低保邊緣户”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

“工人新村” 無奈的歷史輪迴

位於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749號的蕃瓜弄社區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上海的貧民窟,矮小的“滾地籠”擠滿了大批無家可歸的窮苦人。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改造,成為產業工人的聚居區,面貌煥然一新。蕃瓜弄的變遷當時還作為典型寫進了上海的國小教科書。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變成了低收入人羣聚居區。蕃瓜弄社區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佔比超過10%。蕃瓜弄社區幹部告訴記者,社區 1964年建成,上世紀80年代能住到這裏的產業工人,大都是敲鑼打鼓來的。因為當時能在這個小區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廠子裏的“五好工人”。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大批產業工人成為低收入人羣。

社區居民李存榮今年53歲,是上海市鐵路局的一名機車維修工,一家三口在 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XX年。記者看到,包括李存榮在內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裏,共用廚房和衞生間。李存榮説,這個小區所有的樓房都是這個樣子,雜亂、擁擠、骯髒,而且水費、煤氣費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儘管現在居住條件艱苦,但是回憶起當初分房時,李存榮還是很驕傲的。他説,這個房子是因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廠裏表現好,於1996年時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紀芬原來工作的企業XX年關門,幾百個工人全部下崗,她也只能回家。現在,在上海電機學院上大二的女兒一年僅學費就要1萬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榮一個月約XX元的工資緊緊巴巴地過日子。 “像我這樣的家庭在這片社區裏還屬於中等。”李存榮説,“幸好我們夫妻倆現在身體還好,沒有什麼病,鄰居家裏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難了。”

李存榮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沒有勞動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兒子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學費全靠貸款。為了維持生活,孩子平時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後來到一家“不夜城”接電話,一小時工資10元,一天要幹4個小時。

“原國有企業產業工人多的地方,貧困羣體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幹部告訴記者。如上海楊浦區,當年產業工人50萬,占上海全市18個區縣的1/10。目前,該區拿低保的人口有3.4萬人,也佔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XX年初,上海市將低保標準從400元調整到425元后,雖然只提高25元錢,但僅僅一個楊浦區“低保户”就驟增XX多人!

高房價下的居無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周邊樓價每平方米2萬元,它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之內賣260套,總銷售額超過40億元,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區和老舊社區的人們,卻是連棚屋和老舊房的產權都沒有的無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區,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個廚房和衞生間,居住條件非常簡陋。這些房子屬於承租公房,居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一個月交四五十塊錢的房租。

李存榮説:“對我來説,買房就別提了,我們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塊錢一平米的房子!”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少困難户情願住在十分簡陋的住房裏,也不願被拆遷。和病殘兒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園”(棚户區)的李繼梅聽説現在她所住的小區要拆遷,十分心焦。“這裏要是拆遷了,我和孩子就沒有地方住了。現在儘管房子差,可換個地方,房租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不僅如此,由於住房商品化過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羣無房可住。在上海市楊浦區,很多街道已經出現流浪的人羣,每個街道少的四五個,多的十來個,居無定所的人羣已經給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造成很大的壓力。街道幹部表示,這些人平時經常來民政部門反映困難索要低保補貼。歲數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輕點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網吧、急診室、棋牌室、澡堂等,實在過不下去就偷盜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説,如果政府能給居無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個牀位,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

專家: 高“平均數”掩蓋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最近,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調查揭示,從1988年至XX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羣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羣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整體基尼係數達到0.465。而本刊記者調查中也發現,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普通民眾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不滿也日益強烈。

貧富分化被關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王二平告訴記者,過去6年他們在做社會問卷調查時,將“中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是什麼”這一問題列了19個備選項,在調查的5個省40個縣中,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説:“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僅佔有財產總額的一半。”

各行業收入苦樂不均的現狀也越來越突出了。楊宜勇説:“中國納税百強”幾乎年年是石油、煙草、鋼鐵、電信、電力、金融等具有國有壟斷性質企業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電力、鋼鐵、交通、汽車等企業總能出現在滬深兩市業績增長排行榜的前列,這都反映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

民眾不滿“被平均”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佈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速超過經濟增長,這一數一公佈,引起公眾譁然,很多網友質疑自己工資“被增長”。而專家的調查也顯示,高“平均數”背後掩蓋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具體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企業,高平均數也極大地掩蓋了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劉稚南説,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於平均數。國家統計局青島調查隊副隊長紀中鋭告訴記者,青島市去年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為20646元,低於平均數以下的城鎮居民佔到總數的 65%。

擁有1.5萬名正式職工、9500名農民工的青島港集團是一個效益良好、職工收入高的優秀國有企業,去年該集團人均年收入7萬多元,是青島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記者發現,這個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絕對額近XX年多來是年年上漲,但在整個企業中的收入地位卻不斷下降。與管理層的平均工資相比,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從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XX年內青島港管理層的工資增了五倍,而一線的工人僅僅翻了一番,儘管工人的絕對工資水平並不低,但是與管理層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在著名企業海爾公司,其普通員工工資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層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萬元～20萬元,甚至更高。

該對貧富分化説“不”了

記者調查中採訪到的多位社會問題專家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羣眾生活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駿説,如今出現的很多民生問題,從根本上來説並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説,上海市的退休工資比在崗的最低工資標準960元還高。他指出,社會不怕貧富差距,就怕個人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羣眾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加,因為生活中的壓力不斷增加。而這種不安全感又表現為多個等級:第一,生計困難;第二,就業壓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第四,對社會公平有看法。

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認為,“仇富心理”的提法實際上是不對的。所謂的仇富,只是對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羣體的不滿,而不是籠統地對所有富人的不滿。

著名學者薛湧在其多篇專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渠道獲取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 “仇富”的説法,是因為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他指出,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美國作為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還要低得多。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説“不”了!(

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貧富差距調查報告（2） | 返回目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羣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記者前不久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進行調查時發現，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儘管“天價豪宅”和“棚户區”之間往往僅有一牆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羣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專家指出，解決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於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機制和格局，讓人民羣眾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島這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一邊的高檔社區里居住的是擁有一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一牆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區”裏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羣和外來流動人口。

同為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XX來元的司機都説：“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

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裏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户區”裏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裏的“低保邊緣户”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區的梅江居民區有20多個小區，住在這裏的都是天津的高級白領、私營業主、企業高管，該區沒有每平方米低於1.1萬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總價也要80多萬元，被稱為天津的富人區。但在與梅江居民區相鄰的小海地社區秀峯裏小區，記者卻明顯感受到“貧富兩重天”。記者瞭解到，這裏2200多户人家，843人沒有工作，78人殘疾，80來户靠“吃低保”過日子。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國有企業職工。社區幹部張寶芬説：“我們這裏條件稍微好一點的人家都搬出去了，遷進來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沒有事業單位職工和公務員，有錢人不會來的。”當地民政幹部告訴記者，小海地社區共有40多個小區，十來萬人口，基本情況同秀峯裏小區差不多。

專家指出，開發商從銷售角度來看，會通過社區圍牆、隔離帶或者馬路把高檔樓盤與低檔居住區有意識地進行隔離，這在客觀上使不同的社會階層呈現固化狀態，不同人羣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區和梅江區這兩片相鄰居民區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學的。

位於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749號的蕃瓜弄社區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上海的貧民窟，矮小的“滾地籠”擠滿了大批無家可歸的窮苦人。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改造，成為產業工人的聚居區，面貌煥然一新。蕃瓜弄的變遷當時還作為典型寫進了上海的國小教科書。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變成了低收入人羣聚居區。蕃瓜弄社區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佔比超過10%。蕃瓜弄社區幹部告訴記者，社區1964年建成，上世紀80年代能住到這裏的產業工人，大都是敲鑼打鼓來的。因為當時能在這個小區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廠子裏的“五好工人”。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大批產業工人成為低收入人羣。

社區居民李存榮今年53歲，是上海市鐵路局的一名機車維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記者看到，包括李存榮在內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裏，共用廚房和衞生間。李存榮説，這個小區所有的樓房都是這個樣子，雜亂、擁擠、骯髒，而且水費、煤氣費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儘管現在居住條件艱苦，但是回憶起當初分房時，李存榮還是很驕傲的。他説，這個房子是因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廠裏表現好，於1996年時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紀芬原來工作的企業XX年關門，幾百個工人全部下崗，她也只能回家。現在，在上海電機學院上大二的女兒一年僅學費就要１萬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榮一個月約XX元的工資緊緊巴巴地過日子。“像我這樣的家庭在這片社區裏還屬於中等。”李存榮説，“幸好我們夫妻倆現在身體還好，沒有什麼病，鄰居家裏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難了。”

李存榮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沒有勞動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兒子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學費全靠貸款。為了維持生活，孩子平時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後來到一家“不夜城”接電話，一小時工資10元，一天要幹4個小時。

“原國有企業產業工人多的地方，貧困羣體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幹部告訴記者。如上海楊浦區，當年產業工人50萬，占上海全市18個區縣的1/10。目前，該區拿低保的人口有3.4萬人，也佔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初，上海市將低保標準從400元調整到425元后，雖然只提高25元錢，但僅僅一個楊浦區“低保户”就驟增XX多人！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周邊樓價每平方米2萬元，它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之內賣260套，總銷售額超過40億元，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區和老舊社區的人們，卻是連棚屋和老舊房的產權都沒有的無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區，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個廚房和衞生間，居住條件非常簡陋。這些房子屬於承租公房，居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一個月交四五十塊錢的房租。

李存榮説：“對我來説，買房就別提了，我們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塊錢一平米的房子！”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少困難户情願住在十分簡陋的住房裏，也不願被拆遷。和病殘兒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園”（棚户區）的李繼梅聽説現在她所住的小區要拆遷，十分心焦。“這裏要是拆遷了，我和孩子就沒有地方住了。現在儘管房子差，可換個地方，房租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區居民們最擔心的也是拆遷，怕換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記者瞭解到，在天津的南開區、和平區、河西區三個區內，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個月，這樣的費用小海地居民是難以承受的。

不僅如此，由於住房商品化過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羣無房可住。在上海市楊浦區，很多街道已經出現流浪的人羣，每個街道少的四五個，多的十來個，居無定所的人羣已經給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造成很大的壓力。街道幹部表示，這些人平時經常來民政部門反映困難索要低保補貼。歲數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輕點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網吧、急診室、棋牌室、澡堂等，實在過不下去就偷盜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説，如果政府能給居無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個牀位，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温州，記者看到了貧富差距較小的“橄欖形”社會的曙光。至少從本地户籍人口層面，當地均富水平比較高，低收入羣體比較少，因下崗、貧窮、失業等問題而產生的上訪事件也相應較少。

温州樂清市委書記潘孝政説，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樂清目前的社會形態更類似於“橄欖形”，低收入羣體約佔5%左右，家庭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約有10％，餘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萬元～10萬元。他説，樂清經濟總量的95％是民營經濟創造的。從樂清市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鼓勵全民創業、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橄欖形”社會的可行路徑。

“草根經濟的作用不容忽視，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徑。”温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説，温州財富神話給人們的最大啟示，就是政府對民營經濟“有需則讓、非禁即入”，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給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養魚，實現小河有水大河滿、民富國強。

但是，温州的“橄欖形”社會形態也還只是一個僅僅屬於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欖”。記者調查發現，當地還有300多萬外來打工者，他們多數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會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業打工者有各種社會保險。

最近，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調查揭示，從1988年至XX年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羣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羣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整體基尼係數達到0.465。而本刊記者調查中也發現，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普通民眾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不滿也日益強烈。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王二平告訴記者，過去6年他們在做社會問卷調查時，將“中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是什麼”這一問題列了19個備選項，在調查的5個省40個縣中，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説：“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僅佔有財產總額的一半。”

各行業收入苦樂不均的現狀也越來越突出了。楊宜勇説：“中國納税百強”幾乎年年是石油、煙草、鋼鐵、電信、電力、金融等具有國有壟斷性質企業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電力、鋼鐵、交通、汽車等企業總能出現在滬深兩市業績增長排行榜的前列，這都反映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佈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速超過經濟增長，這一數一公佈，引起公眾譁然，很多網友質疑自己工資“被增長”。而專家的調查也顯示，高“平均數”背後掩蓋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具體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企業，高平均數也極大地掩蓋了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劉稚南説，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於平均數。國家統計局青島調查隊副隊長紀中鋭告訴記者，青島市去年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為20646元，低於平均數以下的城鎮居民佔到總數的65％。

擁有1.5萬名正式職工、9500名農民工的青島港集團是一個效益良好、職工收入高的優秀國有企業，去年該集團人均年收入７萬多元，是青島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記者發現，這個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絕對額近10年多來是年年上漲，但在整個企業中的收入地位卻不斷下降。與管理層的平均工資相比，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從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內青島港管理層的工資增了五倍，而一線的工人僅僅翻了一番，儘管工人的絕對工資水平並不低，但是與管理層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在著名企業海爾公司，其普通員工工資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層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萬元～20萬元，甚至更高。

記者調查中採訪到的多位社會問題專家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羣眾生活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駿説，如今出現的很多民生問題，從根本上來説並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説，上海市的退休工資比在崗的最低工資標準960元還高。他指出，社會不怕貧富差距，就怕個人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羣眾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加，因為生活中的壓力不斷增加。而這種不安全感又表現為多個等級：第一，生計困難；第二，就業壓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第四，對社會公平有看法。

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認為，“仇富心理”的提法實際上是不對的。所謂的仇富，只是對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羣體的不滿，而不是籠統地對所有富人的不滿。

著名學者薛湧在其多篇專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渠道獲取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説法，是因為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他指出，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美國作為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還要低得多。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説“不”了！

許多社會問題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社會各種矛盾和羣體性事件頻發與貧富分化問題密切相關。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還必須依靠改革來解決。

初次分配就應體現公平

中山大學教授舒元表示，過去近20年的數據表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經表現出過度向政府部門、向大型企業傾斜的趨勢。“最突出的問題是收入分配的結構不合理，兩極分化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當中，資本所得的部分不斷上升，勞動收入所得不斷下降。”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指出：“收入分配問題，從淺層次看是經濟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則主要是體制問題、政策問題。對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從體制運行、發展戰略、政策調整和宏觀決策機制等方面來研究和解決才有成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説，近幾年來，我國各地羣體性事件頻發，其背後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長期處於失衡的狀態。XX年年他在11個省市發放4000多份問卷調查，80%以上的受訪者對社會公平度的認可很低。

鄭功成説，社會不公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説，是過去過分追求效率優先的結果。雖然中央政策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沒有考慮到公平。由於缺乏公平，導致利益的調整缺乏合法性，無法得到被調整的一方的認可，進而會表現為訴訟、上訪。因此，現在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應該考慮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現在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怎麼解決好共同富裕的問題，是我們面臨的當務之急。

南開大學教務長朱光磊教授認為，首先應在初次分配中給羣眾以“公平感”，讓相關利益方在感覺上都認為自己所處的環境是公平的。

不少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當前情況下，應該改變傳統的政績觀，淡化gdp指標，把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作為考核幹部的依據。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曹可元説，國家和地方政府應適當調整投資的幅度，給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會保障的建設進度。他認為現在的考核制度設計有很大問題：一方面強調重視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長率。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長成為主流的聲音，大的項目對gdp的拉動見效快，政績明顯啊！這樣的領導往往被認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遷、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財政的錢，為老百姓服務，但老百姓沒有話語權，在幹部的升遷方面説不上話。

鄭功成説，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意識還不夠強，還是傳統的政績工程觀，滿腦子都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沒有意識到社會保障的建設不僅能改善民生，還能調整經濟結構、使消費拉動經濟的短腿變長。中央應儘快制定出台新的幹部考核評價政策，把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作為考核幹部業績的最主要指標。

多年從事房地產業的天津格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華志忠表示，推進社會公平建設，應該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從消費環節加大對富裕階層的税收，以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和諧。在房地產的税收方面，可以實施“窮人免税、中產低税、富人重税”的房屋使用權税。華志忠説，目前該政策遲遲難以推出的原因在於既得利益者的羣體過於龐大，但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安定還是應該儘快實施。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我國正處於黃金髮展期與矛盾凸顯期並存階段，最大的威脅不是綜合國力支撐不了民生需求，而是還沒有切實有效地秉承社會公平。他説，以現在中國的財力，完全有條件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為普遍的論調，很多政府部門是做了好事不説，這個觀點是非常錯誤的。政府應該提前把未來的計劃和即將採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讓老百姓有一個穩定的安全預期，也就是説，好事不僅要做好，而且要早點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