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貧富差距社會調查報告

篇一：中國貧富差距社會調查報告

關於財富分佈，如前面所説的，改革開放以前連一包花生米都通過行政副食本進行了分配，可以説是分配得夠均等的。那時候雖然有等級工資制，但是相差不是特別遠。在困難時期，毛主席還帶頭降工資，那時候xx能夠拿600塊錢，後來毛主席感覺自己拿多了，主動要求降級降到400多塊錢。幹部當時分成三十級，有一點差異性，但是差異不太多。

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差異比較大。我先介紹一下改革開放以前是什麼情況，1979年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係數0.16，在全世界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數據，沒有一個民族能把財富配置成這樣。我們的領導人和當年的創業者真的有本事，在一個數億人口的大國能夠把財富配置均等，基本上沒有腐敗，每個人差不多。當時創造了一系列分配體制，有糧票、布票、副食本等等，最後讓每一個人得到的東西差不多，房屋也是有分配的，沒有房地產的市場，也產生不了差異，土地也停止買賣。

全國城鄉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低於0.3。基尼係數是測量貧富差距的通用指標，1表示差異度不可能再大了，0表示絕對均等。迄今全世界只有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見過0.16的基尼係數，在北歐都沒有見過這種數據。只要有市場競爭就會有差異性，怎麼會出現幾乎均等的情況。所以這是很特殊的。

改革開放以後，1988年基尼係數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 到了新世紀，多數研究型的數據都證明：基尼係數不低於0.5。北師大李實教授的數據，是0.5到0.55之間，這個數據非常高了，大家知道超過0.5的話是一個非常大的差異度了。

前兩年，西南財大甘犁教授課題組，調查城鄉家庭人均收入基尼係數0.61，這是很高的貧富差距了。該課題組解釋，原因是他有辦法調查了高收入户，我們一般很難調查出高收入户的真實情況。根據經驗，一般調查中低收入户所給的信息大體準確，調查員入户後，根據住房等情況大體可以判斷家庭的經濟情況。而高收入户的情況複雜，很多調查不出來。學者王小魯研究報告認為，高收入層隱性收入很高。

這是北京大學謝宇教授等人做的報告，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報告專門分析“家庭財產”。我們之前都是研究收入，收入還比較好算，財產這件事情太複雜了，你有輛車多少年買的，你自己都不一定説得出它值多少錢，因為得有折舊。

這個報告測算出來的財產的基尼係數很高，發現中國人的財產主要是房產，中國城鎮居民的財產構成中，近80%是的房產。實際上這個比例也符合實情，因為目前的房地產價格炒得那麼高，在深圳只要你有一套房，這基本上就是你的財產總數了，其他的財產都沒有那麼大。當然，房產好調查，其它財產不好調查。北大數據證明城鎮居民金融資產佔大約10%。

北大提出的問題比較尖鋭，認為中國城鄉居民財產的基尼係數0.73。當然，財產的基尼係數從來比收入的基尼係數要高，因為財產是收入積蓄的累加值，所以差距會大一點。總之，北大做出的這個數據讓大家比較吃驚，也公開發表了。我認為只要是嚴肅的學者，實事求是，把抽樣方案做認真，把數據做認真， 別編造數據，做出的數據本身也不會有人批判，除非人家挑數據調查的毛病。只要是認認真真做出來的數據，我們都應該尊重人家的勞動成果。

拉美陷阱

這是世界銀行的數據，是測量收入的基尼係數，前10位的這些國家，大多集中在南美、非洲這些地方。就是我們前面説過的，既不均等又不公正的現象，過去也有説法叫“拉丁美洲陷阱”，中國的發展要避免“拉美陷阱”。拉美的特點是資源特別豐富，人口又不多，那麼好的條件早就應該發展起來了。怎麼發展不起來呢?它制度有問題，體制有問題。

拉美貧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政治不穩定，政權更替、貧富差距、社會動亂、社會矛盾很深，一些非洲國家也有這些問題。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文明，有長期文明積累，我們永遠不可能進入這些國家的行列。老祖宗給我們創了五千年的文明，我們應發揮傳統文明的優勢。我做社會學，有時候思考一個問題，中華文明的長期積累，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一些什麼樣的財富?我們有無數的歷史故事需要梳理，有時候重温一個歷史故事就能夠讓我們政策糾偏，就能夠發生重大影響。

總之，上述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對我們是個提醒，這樣的貧富差距造成社會發展沒有動力，貧富集團之間矛盾很深，市場交換難以進行，巨大的底層集團沒有購買能力，造成經濟停滯。人們也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現象。

下面這些國家是基尼係數最低的國家：

奧地利0.231，丹麥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蘭0.256，德國0.281。

這也是世界銀行數據。這些國家的貧富差距為什麼非常小呢?它們的基本特點叫做高税收、高福利。這些國家均等化的高福利覆蓋，福利保障水平很高，即使沒有工作也能得到很好的福利。

我曾經在芬蘭做過調研，有一次我詢問一個醫療官員，讓她説明醫療保障的情況。她給我們舉了一個例子。因為他們住的地方離城裏很遠，那個地方只有兩户人家，結果有一個鄰居自己鋸樹時把自己的血管打斷了。這很可怕，因為那個地方就住兩家人，馬上打電話，醫院派直升機來接救助。我問她這種意外發生的事情怎麼解決?自己掏多少?國家掏多少?她説因為是緊急救助、這種意外事情自己一分錢不用掏。

我想，如果中國有那樣的一種福利保障的話，就不會出現説街上老太太倒地沒有人敢扶的情況，所有意外的都是國家包的。當然，這在我們中國太難了，芬蘭人口300多萬，而我們大陸13.7億人，跟他們沒有辦法比。這些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也非常高，大多在5萬美元以上，所以，也確實沒有可比性。而且，北歐的高福利效果不錯，但是，南歐的高福利帶來巨大的債務危機，所以，體制都脱離不開具體的國情，我不主張抽象地炒作某種體制，差異性確實太大。

當然，我一直有個疑問，在這種均等化體制下，有本事的人最不高興，沒本事的人興，因為你再有本事高收入，税收也都徵走了，個人所得税率高的時候達到84%，高收入者每掙100塊錢84塊錢繳税，那麼，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是否受影響呢?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國家也做過均等化實驗，結果經濟運營效率低下，經反思後，我們開始新的經濟政策，放棄原來的那套均等化政策。

有一次，我在瑞典到烏普薩拉大學做調研，我就向該校一位教授提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均等化實驗失敗了，所以才改革開放。你們的均等化體制看來運行得挺不錯，為什麼?這位教授的回答，有一句話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説“我們實行這個體制，是因為我們有長期宗教傳統的影響。”

這位教授其實講的是理念與制度的關係。一個國家能夠奉行一個制度，需要全體國民具有與這套制度相吻合的理念，制度需要全體國民的理念來支撐。如果全體國民的理念與制度是背道而馳的，那麼制度一定會被腐蝕掉。對於福利保障制度來説，如果面對的都是騙保、套利的這套東西，那就非把這套制度摧毀不可，所以，必須有理念，沒有理念支撐制度無法維持。

中國自古也不是一個宗教國家，但是多數人受影響比較大的是一套儒家理念，所以我們也必須思考國民的理念與國家制度之間的關係。

美國

對於財富收入差距的大小問題，無法脱離開具體的國情。剛才説北歐的貧富差距小，與之相比較，美國的貧富差距就比較高。下面我們看看，美國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

從數據上看，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基尼係數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國的貧富差距近來也變得比較嚴峻，有一個叫托馬斯皮凱蒂的學者寫了一本書《21世紀資本論》，他用數據證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貧富差距持續上升。

事實告訴我們，像美國這種數億人口的大國，建立廣覆蓋的社會福利保障體制是比較難的。而美國才3億多人，中國大陸有13.7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未來的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難度非常大，千萬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體制方面，北歐做的，但是，相對來説，其人口規模也都比較小。已經完成現代化轉型的發達經濟體，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國，但也不過3億多人，貧富差距還比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歐也差很多。所以，我們必須對於在13.7億人口的社會裏，建立福利保障體制，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困難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國的特點是地區差異很大，所以，應該意識到，我們建設的保障體系，也還會有地區的差異。

其實，美國也知道自己的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保障有缺陷，無論是克林頓還是奧巴馬，都曾經想推動美國的醫療保障體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動，原因是美國是貧富差距比較大的社會，更多地關注了窮人的利益，社會的另一端就會反對。但是，沒有人能夠否定美國也是科技創新能力的國家。美國社會強調競爭、強調效率，這樣，在均等化方面，顯然與北歐有很大差距。從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看，兩者確實有此消彼長的關係。

美國的例子也讓我們再次反思中國的現實。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貧富差距確實比以前擴大很多，但是，觀察多數發達經濟體所走過的道路，在經濟擴張的一段時間裏，貧富差距擴大也是一種普遍現象。最近有一種呼聲，以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為藉口，否定改革開放，這種説法是錯誤的。一個國家的政策必須有持續性，千萬不要再翻餅了，一個國家受不了這麼翻餅，只有政策具有持續性國家才能進步。一個國家的進步是在已經取得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累積從而實現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過來重新走，就是前功盡棄。我們的貧富差距比較大，確實是事實，但是也要看到，發達經濟體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果看中國最新的數據，從20xx年到20xx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表現出有微小下降的現象，至於這種趨勢到底怎樣發展，還有待觀察。

避免極端

總之，在貧富差距的問題上，我們要防止兩種極端：

第一種極端是財富被少數人壟斷，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收入、財富分佈的極大的不公會造成經濟循環的斷裂，造成惡性循環，這是引發社會動亂、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這我們必須警惕的。

第二種極端是民粹主義盛行。這也是很可怕的，這種危險性在最近這段時間凸顯了。尤其中國是一個長期有民粹主義傳統的國家，很容易被煽動。什麼叫民粹主義呢?就是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的、極端平民主義的思潮。“*”就是最典型的表現。這個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領導人講話也在提這個事情，整個意識形態被極端思潮撕裂，這肯定是害中國的，所以要阻止這個東西。

篇二：中國貧富差距社會調查報告

北京的研究機構有兩項新研究表明，雖然中國民眾依然安於現狀儘管並不總是十分滿意但民眾不滿情緒帶來的一股持續暗流：收入、教育機會和醫療保健等領域的不平等。在經濟繼續疲軟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壓力可能會帶來麻煩。

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月28日報道稱，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20xx年度報告稱：“將來，中國社會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該報告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撰寫。報道稱，此項調查自20xx年底開始進行了12個月，結果發表在社科院的20xx年《社會藍皮書》上。

“在我們國家財富總額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的不平衡日益突出。”報告中寫道。“這不僅是體現在收入和財富兩極化上，在教育、衞生和其他社會保障領域也能清楚地觀察到不平等。”

報道稱，這份報告提醒人們，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報告根據一項年度調查的結果撰寫，涵蓋了逾3.5萬名成人和1.3萬個家庭。

“這些問題需要得到有效的解決。”文中提出：“否則，它們很可能會威脅到社會穩定，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

報道稱，這項研究引起了不少反響。有新聞報道引用它的結論：中國收入的1%家庭擁有全國1/3的國內財富，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其實這一發現已在20xx年的研究中體現了，而今年報告的重點是獲得住房、教育和醫療服務的機會。

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在決定人的教育水平中起到巨大作用，特別是父母的教育程度，這是所有社會共有的。

研究還發現，雖然對女生的歧視有所減弱，但這仍然是影響她們接受教育機會的重要因素。平均而言，男生上學年限比女孩多一年半。

報道稱，對很多中國人來説，特別是農村和小城鎮居民，醫療機會不平等也一直是滋生不滿情緒的一個原因。這些地區的醫療保險覆蓋面較窄，醫生和醫院也較少。

這項調查發現，中國政府在擴展醫療保險方面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享受到了一些醫保，但通常不及許多城市居民享有的政策優厚。而且，女性比男性獲益少。

“女性、農村居民和低收入羣體享有的醫療補貼較少，自付比例較高。”文中寫道。

報道稱，組成中國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管理人員、白領員工和業主既承載了國家領導人的希望，也代表了他們的焦慮。如果這羣人的規模、收入和滿意度增加，中產階級可以持續成為社會的穩定支柱。

報道稱，北京大學的研究説明，就目前而言，中國大多數中產階級似乎在大多數情況下安於現狀。研究發現，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階層”的應答者當中，60%對當地政府的表現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自認為屬於最底層級的人當中，這一數據則為48%。

“比起工薪階級，特別是國有部門的員工，中國中產階級對於貧富差距、官員可信度和政府表現的評價更為正面。”文中寫道。“中產階層有望成為社會穩定力量。”

但這也有可能發生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覆蓋逾3000人的另一項調查發現，中國中產階級要比社會其他成員更積極地參與政治事務。

報道稱，此項調查自20xx年底開始進行了12個月，結果發表在社科院的20xx年《社會藍皮書》上。調查發現，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中產階級應答者當中，42.%的人表示，會與身邊人討論政治。只有27.7%的非中產階級成員做出同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