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孟二冬教授的學習心得體會範文

這些年來，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已經是一個比較普遍和突出的現象了。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須講授本科課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強調指出，教授兩年未給本科生授課，其“教授”稱號將被取消。教授不上課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不能上課、不必上課和不願上課。

所謂“不能上課”，就是指教授、特別是學科帶頭人，或因擔任科技攻關重任、或因跑課題和申請科研經費，或因帶研究生較多，或因社會兼職不少、社會活動頻繁，而分身乏術，無暇他顧。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就認為，我國目前的研究經費申請，評審太複雜，過程太瑣碎，因此耗費了教授們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再如教授帶研究生的問題，某些學校每名博導平均要帶上七、八名研究生。

連給研究生上課的時間都難以保證，更不可能給本科生上課了。至於教授，特別是名教授因社會兼職過多，而在精力上應付不過來，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羨林為例，其實“職”虛“銜”，加起來多達200多個。他面對“開會專業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竅門”。開會期間，除跟着別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時間來思考學術問題(季羨林逾90高齡，已經不屬必須上課之列)。另外，説到大學校長，無一例外都在“雙肩挑”：一肩挑學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學。事實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擠壓了他們科研和教學的時間。

所謂“不必上課”，就是“教授”的職稱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課時任務”的約束了。退一步説，即使有些學校對教授仍有課時要求，但是科研時間可以折算成課時的規定，又讓這一要求落空。

所謂“不願上課”，有觀念影響和利益驅動兩重因素。觀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輕教學。在一些學校流傳着這樣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二、三流”教授搞教學。於是，有的教授擔心被人視為“二、三流”教授而不願上課。利益驅動方面，如做課題與上課的收入就存在明顯差距。上海交大校長謝繩武在有關會議上説過，一般從事教學的教授的年薪為七萬元左右，而有科研項目的教授年收入可達50萬到60萬元。兩相比較，有些人就會爭着上科研項目，而不願搞教學。再如校內上課與校外上課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教授在本校給本科生上課，是其本職工作，大都只有一點課時補貼。而到外面“走穴”，卻可憑十分豐厚的“開口費”而致富。如應邀去某大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培訓班講課，或者去考研培訓班面授應考“機宜”，出馬一次的收入，相當於本人月工資的幾倍或十幾倍。因此，不少學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內上課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學管理人員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關規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課的勢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對策”表現在“逃課”、“代課”、“混課”幾個方面。課表上已有安排，到時無人上課，這稱為“逃課”;課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課，進課堂的卻是某教授的研究生，這稱為“代課”;不備課就進課堂，東拉西扯，這稱為“混課”。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飛來飛去。常常是從機場出來，就直奔課堂。“有些任課‘名師’一上課就説‘我剛下飛機’，然後就開始談他這次出去的所見所聞，或者隨便翻翻他電腦中的材料，一節課很快過去了”(顧爽：《有一種‘名師授課》，見8月30日《光明日報》)。

教授不願意和不認真給本科生上課，其負面效應不小。作為教授，“教書育人”是其首要職責，不願或不認真上課，是嚴重失職。作為學校，教授是珍貴的教學人才資源。教授不上課，造成高級人才的大浪費。作為學生，一度對名師的嚮往就會落空，在大學所學知識也必然受損。俗話説：“名師出高徒”。這句話有一個前提，就是“名師”必須面對面地給學生傳授知識。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名師雲集。如聞一多、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學者都親自給學生上課。

西南聯大日後湧現出一大批棟樑之材，多因名師當初為其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步青、谷超豪等享譽全國的教授都堅持為大學本科生上課，近年來，有一個人的名字通過媒體報道，被人們廣泛傳頌。他就是北大教授孟二冬。孟二冬的學術專著《登科紀考補正》，被業內專家認為是近些年來我國文學界和史學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他的教學態度和業績更是有口皆碑。北大要經常派人去“對口支援”單位——新疆石河子大學。

孟二冬受派於xx年3月1日起，到石河子大學中文系支教。除了給2002級138名本科生講授《唐代文學》必修課外，還為該校中文系教師開了《唐代科考》選修課。到任不久，因聲音嘶啞而就診，竟被確診為喉癌，醫囑必須“禁聲”。可他全然不顧自己的病情，硬撐着不折不扣地完成了這次支教任務。他以淵博的學識滋潤了學生，以無私的奉獻精神感動了學生，從而受到學生的崇敬和愛戴。

孟二冬是一面鏡子，我們應對着這面鏡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個榜樣，我們應像他那樣教書育人。至於前面提到的，在課堂上喜歡以“我剛下飛機”為開場白的某教授，應當明白乘飛機“走穴”，無準備上課並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請再不要拿“我剛下飛機”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