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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績溪農村調查報告

安徽績溪農村調查報告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在農業税費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等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大努力。特別是2004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作為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公佈,“三農”問題再次成為全黨、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農民增收、農業的發展也再次獲得新的機遇。據有關報道,2004年中央財政支農資金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的1500億元,今年一季度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9.2%,創下了八年來同期農民收入最高實際增幅。同時,全國農民税費負擔下降幅度達到36.3%。全國春播糧食麪積出現“恢復性增長”(1)。但是,關心“三農”問題的人更希望瞭解的是:農業扶持措施給我國農村各地具體帶來了一些什麼變化,我國農村目前的實際狀況究竟怎麼樣,主要還存在什麼問題,需要什麼解決辦法等,這就是我們本次農村調查的目的。 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農業狀況千差萬別,我們的調查只能從一個局部反映農村的實際情況。為了使我們的調研得到公眾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我們選擇了一個相對具有一定代表意義和比較容易受人關注的調查點——安徽省績溪縣。因為安徽是一個農業大省,中國最初的改革開放就發端於安徽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績溪縣位於皖南地區,是一個山區貧困縣,同時又是胡錦濤總書記的故鄉。我們希望這次調研獲得的研究成果既能對了解我國農村的具體情況提供一定的參考,又能直接推動績溪農業的進一步發展。 一、績溪農民的基本經濟狀況 本次調查於2004年8月初實施,調查對象隨意選擇了績溪縣比較貧困的伏嶺鎮大障村和家朋鄉幸福村(均為行政村),歷時五天,主要採用入户訪談的方式,在個別地方還借宿於農户家中。大障村訪問了八家農户,幸福村訪問了四家農户,並分別與兩個村的村長(幸福村為前村長)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根據我們瞭解的情況,兩村概況和農户的基本經濟狀況如下: 大障村位於績溪縣東南綿延幾十公里的障山大峽谷中間,距峽谷外最近的水村大約18公里。全村有306户,大約1100人,耕地只有谷間和坡地上的大約500畝旱地,但擁有5000多畝竹山和超過5000畝荒山。當地村民傳説,他們的祖先打“長毛”(太平天國)時避難逃到這裏,後來就定居於此。大障村共包括七個小的自然聚落,在改革開放以前,村民主要靠在峽谷的山坡上種玉米維持生活。後來山裏的竹筍、茶葉和山核桃等越來越值錢,他們便逐漸放棄了玉米種植,糧食靠去峽谷外面的水村購買大米(秈米)。全村已經全部實現通電和通自來水(山泉水),一些農户還安裝了電視信號衞星接受天線.太陽能熱水器和電話。有一條簡易狹窄的鄉村公路貫通全村,並與外部相連。 據村長介紹,該村農民年平均純收入大約是1500元左右,收入來源主要由外出打工收入和山區特產(竹筍、茶葉和山核桃等)兩部分組成。另外村裏有一個浙江人開辦的小型有色金屬礦,村裏有數人在那裏打工。據我們入户訪談了解的情況,有的農户僅山區特產年收入就達3000元以上,最高可達10000多元(1户從事菊花種植,2户靠山核桃收入),但也有的農户山區特產收入不到1000元,有的甚至收入為零。導致這種巨大差距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土地、竹山和荒山的承包數量差距很大。村裏的承包是1981年確定下來的,幾十年沒有調整過,造成承包面積的差距越來越大,有的農户家裏甚至沒有承包地和承包山。另一個原因是每個農户承包的山地和旱地裏的資源不同(土地的位置、毛竹出筍率和擁有山核桃的數量等),以及經營狀況不同,有的農户因為外出打工或缺乏經營能力等原因,無力兼顧毛峯茶等的種植經營。外出打工收入主要由勞動力數量決定,也有個別外出打工獲得成功以後舉家外遷的例子。 幸福村位於績溪縣東北的家朋鄉,地形以谷底盆地的淺丘為主,是一個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村子。全村有460户,1600多人。共擁有水田1100多畝和旱地200多畝,水田主要是梯田,還有少量荒山資源。幸福村也由多個自然聚落組成,鄉村公路可以通到附近,但還沒有與多數聚落連接上。從比鄰的家朋鄉坎頭村裏擁有的明代節婦坊、聽泉樓和祠堂等歷史文物,可以看出這裏積澱着深厚的歷史文化,明代中葉家朋地區就是績溪第十五都的中心。該村一位剛滿70歲的國小退休教師介紹説,過去幸福村是一個豐衣足食的傳統鄉村,人們以農為主,只是在農閒時到附近地區打一點零工。現在變成了以打工為主,只剩下老弱病殘在家維持農業生產。其他水、電和通訊等條件與大障村基本相似。 據前村長介紹,該村農民的年平均純收入只有700-800元左右。種植水稻主要用於自給,餘糧用作豬飼料等,很少出售。現金收入主要靠養豬、養牛和打工。該村也存在承包地多寡不均問題,但農業收入差距沒有大障村大。土地流轉主要屬於小範圍的餘缺調劑,沒有出現種植和養殖大户。近幾年有部分農户試種藥材,去年前村長家種藥材每畝獲得了2000多元收益。此外由於乳豬市場看好,所以每家每户都在養母豬,最近的行情每個8、9斤的仔豬可以賣到100多元,但還沒有形成產業化。該村有一户農家在外地開辦了製藥廠,還有幾個農民當上了建築業的包工頭。也有個別農户在廣東等地打工獲得了成功,已經回來把父母接走了。 從兩個村的農民生活狀況來看,絕大多數農户已經完全解決了温飽問題,但是本地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大障村的山貨經濟既存在資源不足和穩定性不夠(例如各地山核桃的大規模栽種必然會因為需求的相對飽和而導致價格下降)的問題,又存在一定的環境隱憂(例如茶樹栽培對水土保持的破壞)。幸福村的問題主要是農業商品化程度比較低。兩個村都以外出打工作為農民增收的一個主要手段。 〖第一┆範文網整理該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原出處所有。〗二、外出打工者與他們的家庭 大障村村長估計,該村青壯年大約有500餘人,其中大約有350人常年在外面打工。幸福村前村長也估計該村至少應該有300多人常年在外面打工。兩處打工的主要去向都是近鄰的浙江、上海以及廣東、福建等地,大障村打工者從事廚師和縫紉等職業者較多,幸福村則以從事木工、泥水工和油漆工等建築裝修業者為主。根據我們調查瞭解的情況,有的家庭子女都在外面打工,父母年老多病,主要靠子女打工收入來贍養。 老邵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大障村人。他今年47歲,1987年開始從事販賣山區特產的貿易,後來因為資金周轉發生困難,又去學習廚師手藝,現在屬於兩棲型,常年在上海從事餐飲和山貨貿易。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兩個兒子和一個弟弟都在上海的餐館裏當廚師,而且多年以來他還從當地帶出30多人到上海。老邵的家是一座當地常見的普通兩層樓房,除了上面介紹的水電、通訊設施以外,家裏還有一些農村比較少見的家用電器,而且還用上了城鎮裏的人才使用的煤氣罐。他夫人常年在家留守,管理家裏的承包竹山和荒山,可以輕鬆獲得將近3500元收入,同時也幫助老邵收購山貨等。但老邵在上海的住處卻簡陋得讓我們吃驚:與弟弟和其他三個同村的打工者5人合租了一間大約12平方米的破舊樓房(月租金250元),除了圍着四壁擺放了四張單人牀之外,再沒有什麼其他傢俱,衣服全部用衣架掛在繩子上面。現在老邵處於半失業狀態(因為他還從事一點山貨貿易),正準備租房開一家“夜排擋”,以解決生計問題。 周小姐是來自湖北十堰的大障村外來媳婦,現年25歲。她與丈夫是在福建晉江台灣人辦的鞋廠打工認識並結合的,現在兩個人還在該廠工作。由於要趕工期完成訂單,她每天早上5點半上班,下午5點下班,中午休息一個半小時,而且全年沒有休息日。工資是計件,不熟練的新手剛開始每月只能拿到300-400元工資,平均工資大約是500-600元。她本人是工作多年的熟練工,可以拿到1000多元。但是很累,特別是現在天氣熱,需要不停喝水。最近實在熱得受不了,強行辭職(老闆僱不到人,不想讓她離開)回家,打算休息幾個月再去。 幸福村前村長的兒子現年35歲,1991年參軍在北京警備司令部服役,退伍後留在北京打工,現在已經是從事工程裝修的包工頭。夫人與六歲的兒子也在北京。 根據我們在兩個村裏的部分調查,大致可以看出打工工種相對比較集中,找工作的方式主要靠親朋好友介紹,説明可供打工者選擇的範圍不大。從打工者的發展情況來看,靠打工掙錢獲得成功的仍然是極少數,多數打工者的工作既累工資收入又不是很高,生活條件也比較艱苦。特別讓我們憂慮的是,打工者尤其是女性打工者的學歷偏低,多數在國中和國中以下。大障村一家農户兩個女兒都是國小還沒有畢業就輟學了,現在外面從事服裝加工工作,小女兒還不滿15歲。好幾個還在上國中的孩子的家長向我們表示,孩子成績不好,不想讀書,所以國中畢業後也會讓他們去打工。在幸福村,村民為了證明多讀書無用,告訴我們∶鄰村有一家窮苦的農户含辛茹苦讓孩子讀完了大學,可是畢業後卻找不到工作。孩子一時想不通竟然尋了短見。 三、農村男性結婚難的問題 在大障村調查時我們注意到,該村的未婚大齡男子比較多,於是我們請村裏的會計為我們做了一個統計。會計根據手裏的户口登記資料統計了全村25歲至60歲男性的情況,統計結果見下表∶
年齡段 男性人口數 未婚者數 百分比 備註
25—34 115 45 39
35---44 115 41 36 其中殘廢者三人
45---54 129 16 12 其中痴呆者一人
55---60 31 1 3
合計 390 103 26
因為當地男性的初婚年齡普遍在25歲以下,25歲以後已經開始步入結婚難的男子隊伍了,因此我們的統計年齡從25歲開始。結果讓我們非常吃驚∶該村竟然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男性面臨結婚難的問題。據説當地也曾經有過去貴州、四川等地買媳婦的事,但很快受到了有關部門制止。 貧困是造成結婚難問題的首要原因。該村前黨支部書記告訴我們,改革開放以前的人民公社時期,由於茶葉比較值錢,所以當地比外面種植糧食的地方富裕,該村的勞動力一個工分值一元錢,而外面只值3、4角。改革開放以後,茶葉價格相對貶值,而外面的其他地區掙錢的路子越來越多,大障村就變得相對貧困起來了。這個説法從未婚者主要集中於45歲以下年齡段現象可以得到一定的徵實。 結婚難的第二個原因我們推測可能因為地理環境比較閉塞。但是從上面的統計資料來看,1986年當地的簡易鄉村公路通車似乎並沒有對結婚難問題產生足夠的積極影響。 結婚難最重要的原因當然還是男性本身的素質問題。上面的統計資料顯示痴呆和殘廢者比例並不高,因此生理素質應該不是主要原因,但前面提到的受教育程度較低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當我們與幾位大齡單身漢交談問及為什麼不出去打工掙錢時,有位過路村民插嘴訓斥他們太懶。老邵指出當地有些男子連普通話都不會説,出去打工有困難。實際上當地已經有不少男青年像周小姐的丈夫一樣在打工中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老邵的大兒子24歲,剛剛在上海完婚,女方是江西人。小兒子22歲,明年也準備在上海結婚,女方是安徽其他地方的人。但老邵的六弟40歲、七弟35歲,儘管也在外地打工,至今卻仍然是單身。 在幸福村調查時我們也發現不同程度地存在男性結婚難的問題。在該村一個叫做梅乾村的自然聚落裏我們碰上了許先生和他哥哥。許先生大約37歲,哥哥50歲左右,他們兄弟共四人,哥哥是老二,他排行老四,兩人均尚未結婚,與83歲的老母共同生活。據許先生介紹,他們村(指梅乾)總共54户,像他這樣的單身漢有十多人。後來與幸福村前村長談到男性結婚難的問題時,他説該村的這類情況並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梅乾村。 四、當地政府的努力與不足 在績溪縣農委提交安徽省農委檢查組的一份彙報貫徹執行中央一號文件和安徽省委8號文件精神的報告中談到,他們主要開展了抓宣傳發動、抓春耕備耕、抓重點突破,化解耕地撂荒難題和抓勞務經濟等方面的工作,組織開展了“科技下鄉”,將水稻優良新品種和農業適用技術送到到村送到户,為今年糧食生產開好頭(2)。另據宣城市政府網站的報道,績溪農業部門統計,今年上半年績溪縣農民現金收入達1344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22.9%,增長原因主要是種養收入增長、農產品價格持續穩定在高價位運行、勞務收入增加和惠民政策。惠民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發放糧補資金44萬元,農業税率減少2.2個百分點。目前,良種補貼正在落實中,涉農收費秩序也正在進一步規範。(3)。

安徽績溪農村調查報告

在績溪農村我們調查的所到之處,雖然也瞭解到政府作出的一些努力,但更多聽到的是農民的抱怨。在大障村,村長告訴我們農業(特產)税幾年前就不交了。我們還看到在村前的簡易鄉村公路旁有一塊2002年立的“人飲解困工程碑”,落款是績溪縣水務局和伏嶺鎮人民政府。據老邵介紹,該工程主要由村民集資,政府給予一些困難户一定的補助。除此之外,主要聽到的是農民對於政府腐敗、承包土地問題、教育問題和修路問題的一些抱怨。在幸福村,前村長告訴我們按照省裏的規定,農業税率應該減少兩個百分點,但當地實際上只是今年開始取消了農業附加,此外還發放了每畝10.2元糧補資金(上海是60-80元),良種補貼還沒有發放。但村民卻否認得到了税費減免和糧食補貼,還説有關方面為了堵農民的口,給每人發放了一元錢。該村村民除了同樣抱怨政府腐敗、承包土地問題、教育問題和修路問題之外,還投訴有人將被雨水浸泡過的種子賣給農民,使農業生產蒙受了重大損失,政府有關部門卻對農民的反映不理不睬。前村長也提出,本村的退耕還林款至今還沒有兑現。我們在農民的抱怨中,感到大障村和幸福村共同存在兩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尚未引起有關政府的足夠重視。 首先是修路的問題。“要想富,先修路”是一條在各地農村經常可以看到的標語,在西部的很多農村地區,已經把“村村通公路”作為一項重大的“富民工程”。對於相對比較偏僻和窮困的大障村和幸福村而言,修路的重要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卻一直久拖未決。在大障村,早在1986年,村裏就通過賣礦石,由浙江來開礦的老闆修通了一條非常簡陋的“土公路”。然而這條破敗不堪的崎嶇山路竟然維持了將近20年。直到最近為了開發障山大峽谷的旅遊資源,有關方面才很快投資將通往旅遊景區的這一段道路加寬並改造成水泥路面。由此可見,改善窮困地區基礎建設條件與開發旅遊資源在相關政府的決策思路中所佔分量多麼不同。在幸福村,村民們更是抱怨通往村裏的公路竟然修了八年還是修不通。當地修路的國家補助似乎主要是採用以工代賑的形式,但是前村長説∶要獲得以工代賑的項目必須靠請客送禮拉關係。儘管在績溪縣農委提交安徽省農委檢查組的報告中也談到,“鄉村道路建設水平較低、小型水利設施抵禦自然災害能力較弱的現狀,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山區經濟發展。”但修路問題在這兩個村子裏拖了這麼多年仍然得不到解決,顯然不能僅僅用缺少經費的簡單理由來搪塞吧。 其次是教育問題。近年來,我國在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方面確實已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部分基層農村的情況仍然不容樂觀。在大障村,村裏有一所國小和一所中學,隨着生源逐年減少,國小被遷了地方,中學被撤掉,致使有的小學生需要走十多華里去上學,中學生則只有到其他地方去住校。幸福村也同樣存在撤校後學生上學難的問題。特別是中學階段本來是義務教育,但一年仍然需要負擔數百元學雜費(幸福村的家長反映原來要1000多元,現在減少後仍然需要800元),再加上數千元住校生活費,對於人平年純收入只有幾百元和一千多元的農民來説,肯定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並校、撤校顯然是為了節約政府的教育經費支出,但卻極大地增加了農民的教育負擔。從前面反映的打工擇業難和結婚難等問題中,我們已經看到了教育落後正在給農村造成嚴重惡果。然而在窮困地區主要靠農民自身的力量來承受義務教育經費的重負,只能導致農村教育事業走向衰頹。 五、讓參與式農業成為績溪農業發展與農民增收新途徑 我們的調查對象是績溪縣比較貧困的地區,不代表績溪農業和農村的全部,但可以反映出一號文件還沒有給這些地區帶來明顯的影響,特別是還沒有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發揮太大的作用,因為扶持力度太小,而且農業種植業收入並不是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由於我們的調查還比較粗略,沒有涵蓋大多數農户的基本情況。但我們也發現績溪農村存在一些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建議當地政府在幫助農民增收和促進農業發展的過程中,針對薄弱環節,集中力量重點投資農村公路和教育等基礎設施,形成長效發展機制;。同時把壯大勞務經濟與解決農民土地多寡不均和促進農民向非農轉移結合起來, 建立移民基金,分別實行勞務移民(針對承包地較少或完全沒有承包地的農户)、商務移民(針對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的農户)和生態移民(針對生態保護區農户)制度, 採用對口培訓、入户許可、安置補償、置換、贖買、土地股份制和生態管護責任承包補償制等多種辦法。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認為績溪地區具有適合參與式農業發展的良好條件,建議當地政府依靠本地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優勢,與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通力合作,用參與式農業帶動農業的商業化發展。 所謂參與式農業,是一種在世界各國方興未艾的現代農業經營方式。主要針對工業化時代農業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帶來的農產品污染問題,以及現代都市文明遠離大自然和高度緊張的生活節奏帶來的各種“城市病”,消費者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變被動接受農業為主動參與農業,既保證獲得安全優質的農副產品,同時又找到了治療“城市病”的有效方式。以日本為例,在1970年代的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科學技術被廣泛運用於農業生產,農民在生產中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和其他化學藥劑,農業的環境污染問題逐漸受到了社會的關注。在1971年,一些市民消費者自發地發起成立了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1975年,全國消費者組織“日本生活協同組合聯合會”與全國農民組織“日本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開始共同發起消費者與生產者緊密聯結的提供安全食品運動。此外在歐美和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觀光休閒農業、星期天農業、市民農業和銀髮族農園等各種形式的由消費者參與的現代農業經營方式也很盛行。參與式農業既為農產品安全優質管理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模式,又使農業的生態、社會和文化價值得到了實現與迴歸,對於確保市民的食品安全和提高農業經營利潤率,增加農民收入都有很大的意義。 根據我們瞭解的信息,績溪縣早在2000年11月就被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促進處綠色產業委員會定為“聯合國綠色產業示範區”,2001年獲得了全國生態農業示範縣的資格,2004年3月又被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與技術促進處評為2003年度“先進綠色產業示範園區”,績溪的水、土壤和空氣質量都很好,發展生態農業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而且績溪縣還有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為發展觀光農業和文化農業打下了深厚的物資基礎。我們也瞭解到,績溪縣有關政府部門近年來在發展生態農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建立了山核桃茶木基地、高山蔬菜基地、綠色茶葉基地、蠶桑生產基地、筍竹兩用林生產基地;在養殖業方面重點發展小黃牛、長毛兔、蜂業、散養土雞等特色養殖;鼓勵民間資本、工商資本、外地資本興辦綠色產品加工企業,湧現出一批以加工名優茶、山核桃、竹筍及野生食物為主的龍頭企業;新開發的“績溪香芽”茶葉,巳獲國家級綠色食品認證,多氧清產品已被中國綠色發展中心推薦為AA級綠色食品生產資料,已申請有機食品認證的野花蜜等蜂產品,大部分出口,出口量佔全省近一半。此外,該縣以優美的生態環境,優越的區位條件,吸引了一些省外和國外商家前來投資生態農業及相關項目。 但是,我們認為當地的生態農業等資源還沒有得到充分和合理利用,規模偏小,商品化程度不高,市場知名度偏低,特別是仍然侷限於“生產什麼就銷售什麼”的傳統經營方式,而且以自發式發展為主,嚴重缺乏規劃協調和資源配置能力。另一方面,在距該縣不遠的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廣大市民卻缺乏真正的綠色生態食品,不得不提心吊膽地食用缺乏安全保障的農副產品,很多人飽受“城市病”的困擾。因此,我們建議有關方面儘快抓住這個巨大的商機,充分利用得天獨厚的生態農業資源,規模化生產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市民急切盼望的真正的綠色生態食品。採用國外流行的參與式農業經營模式,通過組建參與式農業消費合作社與綠色生態農副產品生產合作社,使消費者、研究者、政府共同參與農業生產、加工、管理、投資和營銷等過程,與農民結成緊密聯結關係,既滿足廣大市民的綠色生態食品和休閒、觀光、瞭解鄉土文化、迴歸大自然等多種需求,又能大幅度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使農民儘快富裕起來。


(1)新華社記者徐京躍、姚潤豐:《一號文件為9億農民帶來豐收喜悦——寫在夏糧豐收時》,(新華社北京6月8日電),轉引自人民網()2004年6月8日報道

(2)績溪縣農委:《績溪縣貫徹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和省委8號文件情況小結》,轉引自績溪農業信息網()農業快訊第五頁

(3)《績溪四大因素助農增收——今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同比增長22.9%》,載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網()新聞中心/區縣新聞/績溪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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