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負擔問題的調查報告

1.農民合理負擔呈下降趨勢

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顯示：1990―1994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5％。同期負擔年均增長15.4％，兩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長；1995－1998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1.1％（未扣除價格因素），同期負擔的年均增長6.4％，負擔增幅低於收入4.7個百分點，負擔呈相對減輕趨勢。1998年農民負擔出現回落，連續多年的擴張勢頭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減少了1.2％。若按農民負擔管理條例規定的口徑計算，1998年農民人均税後負擔為68.77元，比上年減少1.73元，減少了2.5％。

2.農民不合理負擔越來越重

農民合理負擔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農民承受的不合理負擔則越來越沉重。據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統計表明，1991年能夠統計到的農民支出的行政性事業費高達17.7億元，各種罰款23.1億元，集資攤派41億元，其他社會負擔38.1億元。上述各項合計，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純收入的2.5％。但是地方調查結果表明，不合理負擔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7％，大大超過農業部的統計結果。有關數據表明，不合理負擔遠遠超過了中央規定的5％的警戒線。

二、中國農民負擔過重的原因

1.農民收入增長滯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情況經歷了四個明顯的不同階段：1978—1984年農民純收入從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加1.3倍，年均增長率達到17.7％。1985—1988年是農民收入繼續緩慢增長時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398元增加到53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年均增長率為5.0％。1988—1991年是農民人均實際純收入停滯徘徊的階段。農民人均純收入從602元增加到709元，名義上增長率為17.8％，扣除物價上漲因素，1989年農民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實際下降了1.6％，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實際純收入的首次下降，出現了負增長。1990和1991年雖有好轉，但3年平均實際增長0.3％。1992年至今是農民人均純收入恢復增長階段。農民人均純收入由784元增加到2090元，增加了1.7倍，年均增長率為21.7％，實際增長率5.4％，恢復到緩慢增長時期的水平。總的看來，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趨滯緩，而農民人均負擔率卻逐漸提高。

2.機構膨脹，人員不斷增加。機構的膨脹，反過來增加農民的負擔，從而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

3.農村教育費用負擔過重。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重擔主要壓在鄉村兩級政府上。《中國經濟導報》全國農村住房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長7.6％，其中主要是學雜費增加較多，人均增加額佔該項支出的73％，對低收入和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講增幅更加突出。許多地方農民在交“三提五統”（內含教育費統籌）之外，還要交人均數十元的教育費附加。

4.巧立名目亂收費。有些村幹部和鄉鎮幹部，為了謀求個人的政治前途，置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於不顧，甚至肆意踐踏國家法律。要維護機構的“運轉”，滿足腐敗官員的揮霍，一些地方的農民就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1.以農民利益為重，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要增加農民的收入，目前最現實的只有兩條出路，一是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二是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在目前市場狀況下，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顯然不現實。那麼只能走第二條路，幫助農民減輕負擔，降低種田成本，增加農民收入。

2.精簡政府機構，轉變政府職能。減輕農民負擔的硬招，就是精簡機構，精幹隊伍，實行“小政府大服務”的管理體制。如果把農村基層組織的幹部大大壓縮，不僅便於工作，而且能夠真正減輕農民負擔。

3.減負與發展雙管齊下，同時並舉。應當鼓勵農村中的優秀分子跳出農村，積極引導幫助他們從事工商業，為農村經濟發展積累資金和市場資源。

4.積極探索農村税費改革經驗，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一是規範收費行為，遏制農村“三亂”；二是初步規範農村分配關係，促進鄉鎮財税徵管體制改革；三是進一步完善村民議事制度，促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四是改善黨羣幹羣關係，維護農村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