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代的官僚體系看組織管理

讀宋代的歷史，是一件非常令人鬱悶的事情。有宋一代，經濟、科技和文化都達到了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但是在軍事上，卻幾乎是每戰必敗，除了南北宋之交出身於亂世的名將岳飛和韓世忠之外，幾乎就沒有能抵抗外侮的將領和軍隊。每看到此，總不禁要心存疑問：宋代哪怕最後只剩下半壁江山，卻仍有人口6000萬，疆域面積也是今天法國的4倍，文化則已達到巔峯，為什麼會在外敵的入侵面前顯得如此不堪一擊呢？

輝煌與衰微

北宋自馬上皇帝趙匡胤開國之後，在經濟和文化上迅速地達到了一個輝煌的時期，一般的史學家都認為這是古代中國社會的最高潮。在科技方面，中國的拱橋、建築用的腳手架，造船用的艙壁，不透水的船艙，航海用的指南針，踏水輪的船艦，三弓牀的弩，佔儀，水鍾，深度鑽地的技術，鍊鋼爐和水力紡織機都出現於宋代。宋代的文化更是令人神往，宋詞與唐詩同樣在歷史上佔據着最重要的文學地位。至今杭州也到處都是宋代的人文歷史遺蹟，無論是“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西湖抑或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的城郭。

以杭州為代表的南宋經濟也曾給馬可波羅這位威尼斯商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宋亡後32年抵達當日的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宋代人稱“行在”，馬可·波羅則翻譯為Quinsai）。他筆下的杭州――“雄威壯麗的京師”――的“莊嚴和秀麗，堪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注：遠方出版社2003年3月版《馬可·波羅遊記》第169頁）在南宋，杭州的人口就已經達到100萬以上，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也僅有幾萬。即便看北宋末年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當日汴京商業經濟之發達，也令人歎為觀止。

但是在軍事上，宋代卻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宋太祖趙匡胤本是武將出身，在馬上奪得了天下，但在他有生之年，卻從來也沒有奪回過他一直企圖收回的失地燕雲十六州，當然他那些不濟的子孫就更沒有能力收回了。他曾頗沒有志氣的説過“俟滿五百緡，當向契丹贖燕薊。”意思是説，打不過，可以買回來，然而契丹人並沒有給他機會。

宋在軍事上的屈辱史遠不止這些。太宗趙光義三次進攻契丹都告失敗。著名的澶淵之盟則距宋開國僅44年，北宋以“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頗似慈禧太后後來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著名賣國言論――的堂皇名義向遼交納每年十萬兩銀和二十萬匹絹的歲幣，並且在公元1041年又被迫做了增加。公元1127年初，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被金人所虜，最後都死在五國城，這就是岳飛《滿江紅》上所説的“靖康恥”。在此之後，岳飛父子也成了1141年秦檜和議時的犧牲品。1165年，宋金又繼續交兵，勝負還未定，南宋就決定和議，並且稱金為“叔”，自稱為“侄”。即便這樣，南宋也因為不再稱臣，並且歲幣也減了十萬而感到異常興奮，認為是“正敵國禮”。這個“成功”的戰事也讓岳飛得到了平反。可是到1207年，韓侂胄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真的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獻給金國，歲幣也增加到六十萬，並且還給秦檜平了反。南宋最後亡於蒙古，一個人口最多隻有它1/30的“蠻夷之國”。

要解釋宋在經濟文化上的輝煌和軍事上的積弱，史學家已經給出了很多的觀點，我只想從宋的組織管理的體系探討，是什麼，讓宋的優勢完全無法發揮，最終走向了衰亡。　

宋朝：一個無法讓官員發揮的組織體系

宋代的組織結構要從三個方面去分析。其一是軍事制度。宋太祖趙匡胤是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這樣一個前侍衞長一下子變成了皇帝，對他內心的衝擊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李亞平先生在《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裏説的那樣，趙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結，他所設計的軍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尾大不掉。説到底，是防止黃袍加身發生在他的武將身上。

宋的軍事制度非常錯綜複雜，總的來説，武將沒有調兵權，也不能帶兵，只能在發生戰事的時候臨時統領，並且結束後要立刻交出兵權。這個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將全部假設成會竊國的盜賊，所以，終宋一代，最高軍事權力機關幾乎沒有掌握在專業人士手中過，即便是打仗，武將也必須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開展。

這是一套典型的外行領導內行的體制，也根本無法讓專業的人發揮所長。英語裏有個詞叫positionally bad people，意思是本身不是壞人，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卻做了壞事。宋的積弱從軍事上講就是趙匡胤種下的禍根，在皇帝這個特殊的位置上，他的卧榻情結讓他成為了一個positionally bad person。

哪怕從文官體制上講，宋也有着致命的弊病。大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就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上講過，宋的政府組織是在漢唐宋明清中“最沒有建樹的”。

宋的文官體制可以概括為責權利不分。首先是對相權的傾軋，宋代為了保證皇權的絕對權威，大大削減了相權。宋代的宰相既沒有兵權，也沒有用人權，比起唐代大大的衰微。這樣的制度，如何出得來唐代魏徵、房玄齡這樣的名相？這個就像一家沒有實權的總經理所運作的公司，事事需要老闆的指示，哪裏有管理可言？

更可怕的是，這樣的宰相還要面對專門從事“清議”的諫官，這個職位在唐代是向宰相負責的，但是在宋代則向皇帝直接負責。他們講錯話也要被免職，但是一般來説，免職之後聲望卻會更高，反而更有升遷的機會。所以他們會老是和宰相唱反調――否則怎麼叫諫官呢？這是一個只對政府發空論而不負責的反對機關，雖然它未必不好，但是卻讓政府總有掣肘。試想一個宰相和政府一面要對付皇帝，一面要對付諫官，又如何得以施展拳腳？

比起相權衰落和武將不能作為，宋代的地方行政就更為糟糕了。五代十國時地方官員全為武將，宋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後，武將不再帶兵，自然也交出了地方管理權。這樣一來，他們只有一個名號，享受朝廷的俸祿，比如浙江督軍，官還在，但是派去的卻是另外一位文官了。然而這位文官卻另外有一箇中央政府官員的頭銜，只是暫去管浙江的事。所以嚴格來説，宋代根本沒有地方官，只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員暫時來管理。但即便是這樣的地方官，也還要面對比唐代多出三倍的上司，既帥、漕、憲、倉四史，並且地方上的收入還需全部上交中央。

有宋一代，把兵力財富全部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權，不留一丁點給地方，所以，北宋汴京一失守，全國就立刻瓦解。而唐代的安史之亂，軍力甚至強過金國，唐兩京失守也未亡國，都是因為州郡財力富厚的緣故。

反思宋的錯誤

宋朝基本上讓我們看到的是卧榻情結所衍生出來的控制狂型的領導。因為怕被出賣，因為怕失去控制從而形成了過度的控制，也同時形成了整個組織系統的集體無所作為。

你想要的是什麼？這是現今耳熟能詳的德魯克式的問句。宋朝要的是控制，所以它失去的是整個朝代的振興。儘管它擁有當時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度，最燦爛的文化，但是在皇權的極端控制之下，這些資源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讓這個帝國組織的成員擁有相對等的責權利，從而整個組織體系也無法有效地運作。

歷史的錯誤還繼續發生在現今的很多企業家身上。有企業家為了進行員工的管理而在辦公室（除了廁所之外的任何區域）都裝上了監視器，並美其名曰加強管理，甚至副總裁和總監這樣的高級管理層也不能倖免。但是你想要的又是什麼？這樣的控制除了滿足偷窺欲以外，真的能得到工作績效的提升嗎？我表示懷疑。我不懷疑的是優秀的員工將因為這些監視器而陸續辭職，或者在那裏並不快樂地消極怠工。

但凡控制狂型的領導，通常都會以自我為中心，誰也不信；或者是覺得自己雖然有識人之能，但是別人都不行，所以誰也不敢信，而這個的實質其實並不是自信，而恰恰是對自己的不自信。

而控制狂型的領導通常也會要求員工承擔起責任，但是他們卻忘記了在權與利集中於一身的時候，同樣也意味着被管理者完全沒有了對責任所要承擔的義務。責權利三者總是在相互制約與相互統一。你很難讓責任的承擔者只承擔責任而失去權利，抑或相反。組織管理的實質並不在於控制，而在於讓組織裏的每一位成員發揮所長，獲得成就感。這就要求你的責權利體系是一個對等的關係，在賦予管理者權利的同時，要求他承擔起責任，或者在要求他承擔責任的時候，賦予他權利。

而這正是宋最大的錯誤，它在漫長的三個多世紀裏，有的只是雖然得到強大皇權控制力卻愈來愈鬱悶的皇帝和這個朝代無所作為的文學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俞雷）

來源：博鋭管理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