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在邊緣等待 交叉的二十年

其實，這篇文章的真實題目應該是“再為管理學正名”。因為筆者20年前曾有一篇意欲“為管理學正名”的文章從來沒有正式發表，所以“再”也就無從談起，但“正名”的企圖確實並非空穴來風。1985年，我在北京工業學院管理工程系讀本科二年級。當時理論界流行的説法是“管理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和交叉科學”。根據我當時對相關文獻的研究和對管理學的個人理解，我得出的則是截然不同的觀點：管理學是一門正宗的獨立學科。

初生牛犢不怕虎。少年壯志當拿雲。我花大力氣寫就了一篇長文，信誓旦旦地要為管理學討個説法。

我當時所能接觸的文獻很是有限，立論可能有些幼稚，論證也不見得令人信服。但作為學術討論的載體，該論文的章法和路數基本還是説得過去的。首先，我的主要觀點——管理學是一門自成體系的、獨立正宗的學科——所基於的主要原始素材有兩類：一是馬洪主編的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的一套幾十本《現代西方管理學名著》，主要介紹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的管理學成就；二是北工圖書館當時收藏的數十本英文原版管理學教材和專著，主要是80年代左右出版發行的，以丹尼爾·雷恩教授的《管理思想的演進》為代表。其次，我對一個學科的判斷標準的把握則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約瑟夫·熊彼特的影響。熊氏在其三卷本《經濟分析史》中曾提到，要了解一個學科(比如經濟學)的來龍去脈，應該注重三個主要層面：基本理論，研究方法，和歷史沿革。

我在文中指出：管理學有其自己獨立的研究課題，即組織的績效和目標的實現；有其主要理論框架和體系，比如始自亨利·法約爾直至哈羅德·孔茨的關於組織(企業)中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的“一般管理理論”以及細分領域內的概念和學説，比如激勵理論；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與一般管理理論不可分割的管理過程學派的研究視角，有關案例研究的方法，和對試驗設計與統計分析的借鑑等；有其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自歐洲而北美，繼日本而亞洲，不斷受到重視和褒揚。

錯就錯在時差，糟就糟在誤解。

管理學在全世界的發展，在80年代，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沒有見過的，就是新的。“新”就可以有各種名稱來表達，什麼“軟科學”，“新興學科”，“邊緣學科”，“交叉科學”便名噪一時，奪人眼目。一時間，在中國，管理學在邊緣處遭遇交叉，凡二十餘年。

20年前的那篇文章恐怕只有兩個讀者，一個是筆者本人，另外一個則是我所景仰的學界泰斗錢學森。錢老當時對系統工程和管理科學研究很感興趣並有所涉獵和建樹，因此對管理學是交叉和邊緣學科的説法自然也在文獻和報章中有所提及。所以，我便抖膽致函請教錢老，同時也將該文抄了一份寄給《光明日報》理論版。不久，錢老寄自國防科工委的回覆翩然而至，令人欣慰。後者至今杳無音訊。

錢老回覆説：“馬浩同志：您來信中的意見我都可以同意，我本來就不喜歡用什麼‘交叉學科’‘邊緣學科’，那不是自己先承認新建立的學科是不正規的嗎？我從來不認為我在搞的學問是不正規的；有實際需要，所以我要去研究，管他交叉不交叉，邊緣不邊緣！……不過您那麼鼓吹管理科學的”正統“，似也無必要，您要壓倒別人嗎？大可不必……”

錢老旗幟鮮明，言簡意賅，既有支持，也有教誨，我在感到鼓舞和興奮的同時，也感到了鞭策和不安，更懂得了做學問要謙虛和謹慎。後來，我在鼓舞和興奮中正式選擇以研究和傳播管理學為職業，在鞭策和不安中一直努力地在管理學領域耕耘着，在謙虛和謹慎的同時仍然頑固不化地念念不忘管理學的正宗，企圖再次伺機為管理學正本清源。

時至今日，管理學在中國仍然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裏裝。有人認為管理學是經濟學的延伸，有人説管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應用，還有人乾脆認為管理學就是運籌學和系統工程。曾幾何時，MBA在中華大地驟然時髦，管理學又被有些人籠統地稱為商學，或曰經商之道。於是，易經、老子、孫子兵法、三國、狼、學習解放軍好榜樣，不一而足。

看來正名依然必要。不是要壓到別人，而是不要被別人壓到。

管理學的國際主流研究社區已經接近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指出的“規範科學”階段，有其獨特的範式(公認的概念體系，理論框架，和研究手段)。戰略，結構，和行為等三大細分領域的研究也是碩果累累，斬獲頗豐。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和奉行不斷提高了管理學在科學社區的合法性和受尊重的程度，也增強了它在大學裏的學科地位，正宗獨立。

國內的管理學者門也正日益努力與國際主流社區接軌，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和國際公認的研究規範研究中國企業管理面臨的挑戰，一方面在中國檢驗，拒絕，應用，補充，和發展西方現有理論；一方面以中國的特例為基礎積極貢獻於國際主流社區的理論文獻。一些優秀的管理學博士項目也在為管理學在中國的長足發展準備師資，並對注重和提倡研究的風氣進行拓展和推廣。

交叉當無恙，當驚邊緣殊。任何正宗大概都曾經是異端。思想起來，還是錢老想得明白，管它邊緣不邊緣，交叉不交叉。謹以此文致敬錢老。（馬浩）

來源：中人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