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適應新常態心得體會大綱

【篇一】

xx關於“新常態”的表述，對現階段中國經濟走勢的客觀基礎作出了新的研判，提出了經濟發展新階段對發展動力新的要求，也預示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新的方向，因此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基於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背景和宏觀經濟基本走勢的判斷，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新常態。

新常態意味着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的高速向中高速轉換

新常態意味着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我國在經歷了過去30多年將近10%的高速增長、總體上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不僅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資和資本擴張為主導、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勞動年齡人口和資本積累率的下降使潛在增長率降低將成為必然趨勢和常態，而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產能過剩、財政金融風險加大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減弱等幾個因素的疊加，都使得經濟不可能再維持此前的高速增長。也就是説，減速或換擋是經濟發展內在因素導致的必然結果。更為重要的是，與前期增長減速主要源於週期性因素不同，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減速主要源於經濟基本條件變化帶來的結構性因素，而這種減速也不能繼續簡單地沿用過往凱恩斯主義的總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態意味着經濟發展動力將主要來源於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

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在要素稟賦發生變化的條件下，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和經濟結構不斷轉換的過程。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低廉的生產要素驅動的，而隨着我國生產要素價格發生質的變化，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依靠創新驅動成為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根本出路。今年以來，產業結構發生的積極變化如服務業增加值佔比繼續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明顯高於全國工業平均增速以及單位gdp能耗下降，顯示了“結構調整出效益”，也預示着技術創新背景下的結構調整將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除了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結構調整外，當前還有一個更大、更為基礎性的催生髮展動力的“結構調整”，那就是進一步激發來自民間資本和企業家的創新動能，從而整體上優化國民經濟結構，而這需要在體制上進一步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增強和保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可喜的是，本屆政府一直強調改革紅利，也就是説通過促進改革繼續支持經濟增長。這從這兩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可見一斑，都是向市場放權、給企業鬆綁、營造更加寬鬆便利的環境等重要舉措，無疑都會推動民間資本、民營經濟發展和企業家精神復甦。可以想見，依靠體制的內在激勵和保障來促進經濟內生增長也將成為今後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新常態意味着宏觀調控思路的轉換

新常態意味着宏觀調控思路的轉換。簡言之，除了原有的總量平衡外，結構調整、預調微調、防範風險和穩定預期將成為宏觀調控的“新常態”。適應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後中國新領導層在對現階段體制改革和經濟形勢特徵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斷基礎上，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內涵、目標、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創新。首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界定了“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這與xx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區別;此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但是沒有把產業、價格(規制)政策放在宏觀調控體系之內，這表明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職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其次，在宏觀調控的目標方面，自XX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微觀要活、宏觀要穩、社會政策要託底方針以來，xx總理多次強調“穩”字當頭，並提出“上下限”論，體現了底線思維的宏觀調控方針。最後，在宏觀調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來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政策思路從過於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向更加重視結構調整轉變。與此相適應，在政策工具方面，從“全面調控”向“定向調控”轉變，瞄準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確定調控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工夫，根據不同經濟部門和區域實際採取更有針對性的精準調控方式。

新常態意味着政府和企業都要有“平常心”

面對新常態，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企業(家)，都需要調整心態，適應新的環境，正如xx所説的要有“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新常態標誌着持續高速增長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意味着經濟增長總量指標的重要性下降，也預示着長期以來唯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淡化使用，這將改變過去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的偏好與思維定式。地方政府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於廣義的發展如社會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建設、醫療教育等方面，強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提到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對於企業(家)來説，在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的年代，勞動力等低端要素不再是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過去依靠拉關係、走後門等尋租行為獲取資源的機會成本或難度也加大了，創新和研發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價值的創造才是企業立足的基礎，因此大多數企業都要面臨轉型升級。

【篇二】

經濟發展有其階段性，每個階段都有自在規律和運行軌跡，會形成階段性的穩定均衡。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即是指我國經濟運行開始跳出前30多年的運行軌跡和均衡狀態，進入到一個新的週期，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均衡。促成這種“常態”的轉換既有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環境和走向的影響，更是我國由中低收入邁向高收入的必然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我國總體上處於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轉型的階段，形成了與此相適應的生產型社會的產業結構和穩定、快速的增長“常態”。而當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正在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時候，尚處於中低收入水平的產業結構不但難以繼續起到支撐作用，甚至可能轉化為負面影響，需要加快構建與高收入階段相適應的產業結構。

隨着向高收入階段的邁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條件將發生重大變化，呈現出明顯有別於之前的趨勢特徵

要素成本穩步提升。在中低收入階段，我國生產方面的主要優勢是要素成本低，所以形成了一種通過低成本要素組合參與國際競爭，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而在邁入高收入階段過程中，我國要素成本優勢開始逐漸喪失。首先，隨着我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常態性緊缺”，勞動力成本上升。其次，隨着老齡化加快和人口撫養比提高，全社會用於養老、醫療等支出大幅增加，儲蓄率將逐步下調，投資率也將趨於下降。再者，隨着可建設用地規模不斷減少和人們對生產、生活環境要求不斷提升，我國土地價格越來越高，環保約束性也越來越強。依靠人口紅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需求結構中高端化。收入結構是影響需求結構的決定性因素。西方發達國家在進入人均gdp一萬美元的發展階段後，總體消費水平顯著提高，1959年—XX年，美國的個人消費開支年均增長3.6%，消費開支在國內總需求中的比重達到65%;同時，美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不斷升級，食品消費支出由1960年的24.4%下降到1998年的13.5%，而以發展、享樂為主的消費佔據主導地位，特別是住房、汽車、休閒娛樂、投資、旅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費。隨着我國向高收入階段跨越，恩格爾係數對消費結構的作用規律將表現得更為明顯，以住、行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活動進入調整期，隨之步入高額大眾消費階段，高檔耐用消費品逐步普及，汽車擁有量將進一步增長，社會的主要注意力從生產問題轉到消費問題和最廣義的福利問題，相應地汽車製造業、電子通訊業、旅遊和閒暇消費業等行業成為經濟的主導部門和主要經濟增長點。

供給重點轉向公共品領域。在中低收入階段，商品短缺，供給重點是競爭性商品。隨着我國成功實現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轉型，競爭性商品也實現了由短缺向總量基本平衡轉變，甚至出現大量的產能過剩。與商品經濟走向買方市場截然相反的是，隨着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我國當前開始面臨着社會公共品供給嚴重不足問題。一方面表現為隨着城市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公共品供給的總量規模不足;另一方面表現為城鄉公共品供給嚴重失衡，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能滿足需要;同時還表現為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公共品需求供給不足，制約城市化水平和質量的提升。因此，在邁向高收入階段的過程中，公共品的供需矛盾將成為“新常態”，社會供給重點領域將由競爭性商品領域轉向公共品，文化、科技、教育、醫療衞生等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將是重點。

適應新常態，要求構建邁向高收入階段的產業結構

一是要實現由追趕型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發展轉型，接受低要素成本比較優勢喪失，追求基於創新的適度增長和穩定發展;二是要實現由低成本競爭向質量、品牌競爭轉型，在消化過剩產能的基礎上推進產品更新換代，迎合人們收入提升後需求結構中高端化的趨勢;三是要實現地方政府競爭由gdp向公共品領域轉型，政府考核指標更加偏重公共服務，政府服務更加註重民眾的幸福感受。

針對廣東而言，面對新常態，一是要接受政策優勢不斷弱化的現實，走出政策依賴，依靠營商環境的優化和創新驅動力的增強帶動經濟增長;二是要堅持不懈地在發展中促轉型，在轉型中抓發展，讓產業轉型升級成為“新常態”;三是要加大對粵東西北地區的投入，各市根據接受珠三角輻射情況形成自己的產業體系，從而構成一個以珠三角為核心、各市圍繞珠三角核心區以一定軌跡運行的產業“星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