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通用3篇）

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 篇1

費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經濟》(其實，此書在國際上較為通用的名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後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譯本。這時隔的40餘年，可以説貫穿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國民黨統治到新中國的建立，以及建國後的幾個不同發展階段。所以單從時間上説，此書是中國近現代發展軌跡的見證者;另外在內容上，此書由於中譯本出現時間較晚，所以現在大家所見的中譯本里一般都會附加費老先生在回國後對江村陸續進行的十餘次調查情況以及其總結和比較。作者將本書的研究範圍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這些後續的補充也極大的提升了此書的價值：特別是在歷史研讀和文獻價值方面，因為目前還未出現第二本能對某一地區進行的長達60多年的調查和總結的著作，這不能不説是我國社會學研究歷史上的一個奇蹟。所以，無論上是作為歷史資料來研讀還是作為社會學研究著作來看，此書可以説都是首選。而事實也説明了這點：此書自面世以來就是那些有心瞭解、學習中國農村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變遷的入門之選。

首先接觸此書的感覺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進去後，我們才發現它已經為我們踏入中國農村這一重要而宏大的調查領域提供了一個絕妙的範本。可以説，現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很難不受到此種風格的影響：從《黃河邊的中國》到《私人生活的變革》，無不閃爍着此書的影子(看了一點，即有此種感覺····不當之處請明者指正)。而這點其實也激起了我對於此種調查風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為何一種思路或是方法在沒有出現之前很少有人去運用它，而一旦其出現則如同秋風掃落葉之勢風靡不止呢?能否簡單的比較説是某位大家創造了一種風格，還是説他適應了大眾對於某一事物的欣賞和偏好而順勢而為的。對於這個問題，只是一點突發奇想而已，其實不應該是我們讀書筆記的“正規任務”，僅此自娛吧!

另外，看了此書，不禁聯想起了另一位社會學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書。雖然二者描述的現實以及作者的關注點有明顯的差異，但我們從這二者的比較中不難發現它們的異曲同工之處：對於調查地的現實片段所進行的觀察異常細緻入微，並在實地資料、調查數據以及現場感受三者中實現一種平衡和統一，構建出其理論體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後能夠給人以極大的認同感。能達到這幾方面的著作其實就已經是相當難能可貴了;但對於此二書而言，如果僅僅如此，那它們也不會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了。在我看來，它們骨子裏最重要的通點就是作者通過其犀利的眼光加上嚴密的思維邏輯，把這些我們看來都很日常的材料進行了重新構建和解讀，以此勾勒出一種我們時常會有所察覺但卻只是一堆碎片、很難以言語表達的情境。而這也正是我們通過學術調查、研究所最需要培養和鍛鍊的，也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最為缺乏的。

一直有種觀點：我們現在寫論文、做學術研究，最忌諱的就是抱着一種為了論文而論文或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但很可惜的是，越來越多的案例告訴了我：論文或是報告的寫作已經越來越偏離我們的初衷和目的了。現在的我們，在思維能力的培養和鍛鍊上已經落後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機械的套用他人的數學模型和公式，以此來為我們的結論服務。從這點上來看，看似是讓我們的分析推理變得更加嚴密、準確了，但事實上卻是我們對於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喪失，以至於我們需要通過外界的數據和模型類來為我們的推理和結論做靠山：我們已經很難做到用語言來深刻地表達事件背後的邏輯及其深層次理念了。此類變化已經把學術研究所能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鍛鍊和提升都消耗殆盡，對此，我們卻樂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關在一片數據和統計軟件中，彷彿對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蹤理解已經不再是其任務了。所以，現在重讀費老先生的書，是對於自身的一種反思和總結，還是很有必要的額!

正如費老先生自言的那樣，他對自己學術生活的一個嚴格要求就是“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來為改革服務”。他在本書以及後續調查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條：“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飢餓的問題。而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就在於農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費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經清晰的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的基本障礙或是瓶頸了。這一方面讓我們對其學術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點不得不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在發展農村的過程中，始終不能夠很好的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這不能不説是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種嘲諷和無聲的鞭策，至於這種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勢下得到很好的處理，我們仍然需要去觀察和驗證。

貌似説了很多極端的話，加之水平有限，有不當之處請盡情批判，歡迎指正!

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 篇2

中日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的發展不是同步的，兩國經濟關係一般要好於和高於政治關係，即出現所謂的“政冷經熱”現象。進入新世紀，這種情況稍有變化。由於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錯誤史觀和推行對華強硬路線，使中日關係降到歷史谷底，中日經濟關係也受到衝擊，主要表現有：

中日貿易雖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但增速不能和兩國貿易的巨大需求與潛力相匹配，明顯落後於中國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如從20xx年至20xx年，中國同歐盟的貿易額由766.2億美元增至2723億美元，增長2.5倍，年均增速為25%;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額由804.8億美元增至2627億美元，增長2.3倍，年均增速為24%;中國同韓國的貿易額由359.1億美元增至1343億美元，增長2.7倍多?年均增速為27%;而中日貿易額由878億美元增至2073.6億美元，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遠落後於上述3家對華貿易的增長水平。

雙方貿易失衡趨於加劇。20xx年以前，兩國貿易大體均衡，以後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擴大之勢。20xx年中方逆差50.3億美元，20xx年增至240.8億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多年來，發展與日本貿易是中國外貿戰略的主攻方向，佔中國經濟分量甚重;近年來中日貿易佔中國經濟的分量下降，而佔日本經濟的分量明顯上升。20xx年前，日本連續20xx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大於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20xx年起，日本在對華貿易中落在歐盟、美國之後，居第三位。中日貿易量佔中國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減少，從1993年的20%降至20xx年的16.4%，再降到20xx年的11.8%。對日本來説情況剛好相反。近6年來，日中貿易年均增速為16.6%，遠高於同期日本外貿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貿易佔日本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上升，從20xx年的11.8%升至20xx年的17.2%。到20xx年3月底，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現在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遠大於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

日本雖然至今仍是對華的主要投資國，但投資速度及其在中國外資總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20xx年日本對華投資46億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對華提供的政府發展援助日趨減少，從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xx億日元減至現在每年僅提供幾百億日元。日本對華貸款更是逐年減少，甚至一度“凍結”，且設定了最終結束對華貸款的時間表。

中日經濟關係近年出現一些負面變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日本極右勢力抬頭，其鼓吹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對中日經濟關係造成衝擊。主要表現是：受中日政治關係低迷影響，日本國內出現對華經貿“風險論”，其鼓吹者提出要選擇別的國家作為日本新的重要貿易和投資夥伴，以沖淡和減低其對華經貿的依賴，即所謂“中國+1”方案;日本堅持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日本專家研究表明，如日本同中國建立自貿關係，可使其GDP年增0.5個百分點。儘管如此，日本卻寧願同遙遠的其他國家積極推進自貿關係建設，而不肯將與中國建立自貿關係一事提上日程。這些對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無疑會造成消極影響。

其二，日本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加築關税與非關税貿易壁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實施主要針對中國的農產品“肯定列表制度”，規定對799種農藥、獸藥及飼料添加劑設定總計達54782個殘留標準，是原標準的5.8倍;對沒有設定標準的，將執行“一律標準”，即含量不得超過0.01毫克/千克，幾乎為現有儀器的最低檢測限度。這些極其苛刻的規定嚴重影響了中國農產品對日出口。

其三，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產品升級換代加速，許多國產商品質量已接近或趕上日本產品的水平，而有些日本對華出口商品質量下降，使得中國消費者對日產品的青睞降温。同時，中國對外資的特惠政策有所變化，開始對內外資企業所得税率進行調整，使之趨於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企對華投資的積極性。此外，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漸提高，各國企業在華競爭激烈，也使日本對華投資增幅下降。日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來，經濟突飛猛進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已從發展中國家畢業”，因而減少了對華髮展援助。

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 篇3

混沌理論，是系統從有序突然變為無序狀態的一種演化理論，是對確定性系統中出現的內在“隨機過程”形成的途徑、機制的研討。

蝴蝶效應來源於美國氣象學家洛侖茲60年代初的發現.在《混沌學傳奇》與《分形論——奇異性探索》等書中皆有這樣的描述：“1961年冬季的一天，洛侖茲(nz)在皇家麥克比型計算機上進行關於天氣預報的計算.為了考察一個很長的序列，他走了一條捷徑，沒有令計算機從頭運行，而是從中途開始.他把上次的輸出直接打入作為計算的初值，然後他穿過大廳下樓，去喝咖啡.一小時後，他回來時發生了出乎意料的事，他發現天氣變化同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偏離，在短時間內，相似性完全消失了.進一步的計算表明，輸入的細微差異可能很快成為輸出的巨大差別.這種現象被稱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在氣象預報中，稱為‘蝴蝶效應’.……”“洛侖茲最初使用的是海鷗效應.”“洛侖茲1979年12月29日在華盛頓的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演講：‘可預言性：一隻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會在得克薩斯引起龍捲

“一隻老鼠引起的金融風暴”是混沌理論的一個生活實例，是個引子。

(一)我國當前經濟的嚴峻挑戰：“兩高四低”：

國民儲蓄率嚴重偏高，

預防性儲蓄偏高，城市40%，農村60%，並且是沉澱性儲蓄，

經濟增長中居民收入增長偏低，(影響內需)

國民收入分配中中低收入人羣佔比偏低，

儲蓄總量中居民儲蓄偏低，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消費，

國內整體消費水平偏低，投資與消費失衡

感想：我國採取重大財政，貨幣政策，(積極地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為保增長，更為與世界經濟週期變化錯峯，以防產生共振，否則那將是世界的災難，人民的災難，現在目的已經初步達到，保8任務已無懸念，世界經濟復甦跡象漸顯，是該需要調整政策了——為了我國改革開放，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計得以實現，我們要按着我們的節奏走，不能被打亂節奏，不能影響我們中華民族2050年實現偉大復興的大計，否則將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代價太大了!

(二)山西經濟下滑的可能因素：

國際因素：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需求萎縮?能源需求

國內因素：有效需求不足，能源原材料價格波動?缺乏世界級視野，缺乏必要的避險工具，更缺乏人才。

結構性因素：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競爭力下降?產業升級緩慢，唯一亮點在“煤權改革”，但充滿爭議，結果還不明朗，謹慎樂觀。

週期性因素：本輪週期下行階段?結構單一，抗週期性差。

市場性因素：奧運行情撲空，庫存價格變化?缺乏人才，沒有全球視野，判斷國際經濟宏觀趨勢嚴重失誤，人才匱乏啊，亟待相應措施。

感想：每一個因素都需要我們研究，給於我們啟示，我們山西的經濟結構太單一，彈性相對較小，所以難以抵禦大的“風浪”，我們要調結構，搞創新，培育新的產業，挖掘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的潛力，如文化旅遊，餐飲娛樂都是有很大潛力的。

收穫：對宏觀經濟框架有了進一步認識，對山西經濟發展有了進一步理解，學習了張教授嚴謹的學術作風，謙遜的處世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