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政治為官不為的意義三篇

為官不為，是部分政府官員工作上不作為、不負責的一種現象，為官不為本身就是“四風”的體現，是享樂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集中表現，一些人以“為官不易”作為“為官不為”的藉口，嚴重損害了黨和人民羣眾的利益。以下是，歡迎閲讀。

淺談政治為官不為的意義一：

以來，中央對反腐倡廉保持高壓態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廉政規定和反腐舉措。面對“越來越不自在、越來越不好過”的“日子”，一些幹部紛紛發出了“為官不易”的感歎，有的以此為藉口，做起了“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庸庸碌碌混日子。

對黨員幹部來説，“為官不易”是分內，“為官作為”同樣也是分內，兩者都是對黨員幹部的要求，豈能因此而失彼，為官而不為?把“為官不易”當作“為官不為”的藉口，豈不荒誕!不可否認，一些黨員幹部還對“為官不易”存在很深的“心理疙瘩”，對曾經享受過的特權，久久不能釋懷。曾強調，“我們不舒服一點、不自在一點，老百姓的舒適度就好一點、滿意度就高一點，對我們的感覺就好一點”。黨員幹部保持“為官不易”的常態，對於贏得人民羣眾的信任和支持，穩固執政根基，保證黨的長盛不衰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作為黨員幹部，必須要樹立“為官不易”的堅定理念，對曾經犯過的錯要知錯悔過，堅決防止讓私心雜念佔據黨性原則的棲身之地。為官就要敢擔當、有作為，這是黨員幹部的立身之本、從政之要。當前，黨中央已經為全國人民開啟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徵程，xx屆三中全會也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號角。

這是一個承載着歷史與未來、艱辛與輝煌的歷史進軍，是一個攻堅克難、揮灑汗水與才情的偉大進程，需要一大批敢擔當、敢作為、關鍵時刻站得出來的黨員幹部。廣大黨員幹部當以“為官不易”要求自己，以“為官作為”激勵自己，勇立深化改革時代潮頭，保持昂揚向上的進取心，保持幹事創業的精氣神，敢於擔當、有所作為、不辱使命。

淺談政治為官不為的意義二：

“為官不為”小處説貽誤工作，大處講損害黨的威信，貽誤經濟發展，損害黨羣關係，侵蝕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這個問題不解決後患無窮。我們要站在憂黨興黨的高度，把整治“為官不為”問題作為鞏固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樹立機關良好形象的重要途徑，作為強化工作落實、推動我省“五大發展”的務實之舉，作為凝聚各方力量、推進省直服務型機關建設的重要工作內容，堅決破除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懶政思想，牢固樹立有位更要有為的勤政意識，敬畏職責、敬畏羣眾、敬畏法紀，始終做到在其位謀其政、擔其責盡其責，在謀發展、促改革、圖振興中走前頭作表率。

為官不為”從本質上看，與官僚主義衙門作風是一致的。過去説的“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本質問題就是“事難辦”，“為官不為”關鍵也是在“事難辦”上，仍屬“四風一頑症”的範疇。如果説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是一種腐敗，那麼不履職盡責，“為官不為”，甚至玩忽職守就是腐敗的一個變種，嚴重的可能構成犯罪。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因此獲刑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王儒林同志批示中指出，不想為、不會為，不敢為是“為官不為”主要表現形式，這三種形式表現在精神狀態上，常常是萎靡不振，渾渾噩噩，無所事事，缺少熱情，不敢擔當;表現在工作行為上，是不鑽研業務，只會花拳繡腿，不肯腳踏實地，推諉扯皮、攬功推過、消極應付、患得患失，有的甚至有令不行，陽奉陰違。這些現象有的長期存在，有的剛剛冒頭，如果任其蔓延勢必會阻礙我們事業的健康發展，影響黨和政府形象。

為官不為”問題的根子出在部分黨員幹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拋到一邊，吃不起苦、受不住累，忍受不了寂寞、擔不起責任。這不僅僅是精神狀態、工作能力問題，更是政治品格、官德修養的問題。“不想為”、“不會為”、“不敢為”三種表現的本質是權力觀錯位，宗旨意識淡化，從政道德缺失;是綜合素質低下，不適應工作需要，出現本領恐

慌;是擔當意識差，工作中患得患失，甚至錯誤地把“乾淨”和“幹事”對立起來。

另外，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化，行政審批權下放力度進一步加大，機關個別單位和個別崗位出現了人浮於事、人多事少、無所事事等現象。正確處理簡政放權後，傳統工作方式改革相對滯後，出現的人和事不匹配、權與責不明晰等問題，也是應該注意和解決的。

一是從加強思想教育入手，讓“為官者願為”。結合實際解決部分黨員幹部精神上“缺鈣”的問題，培養“為官願為”的自覺性，大力弘揚“六種風氣”，把能幹事、敢擔當、有作為作為評判一個官員的標尺，大力培樹宣傳勤政廉政黨員幹部先進典型，弘揚正能量。

二是從提升能力素質入手，讓“為官者能為”。當前省直機關正在開展“五型”機關建設，目的就是要從思想上、能力上、制度上進一步強化機關服務社會、服務羣眾的功能，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保證廣大幹部“為官能為”。針對個別部門個別崗位工作量不飽和等問題，要通過輪崗輪訓、擇優上崗等辦法，促進黨員幹部自覺學習、自我提高，增強依法行政、服務羣眾、推動振興發展的本領。

三是從強化監督約束入手，讓“為官者善為”。落實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對不作為者要層層追責。對工作不

思進取、推諉扯皮現象，要敢抓善管、嚴厲整治;對紀律觀念淡薄、作風鬆懈渙散，要定鐵規、出重拳;對那些怕出事、不幹事的太平官，要不留情面、嚴肅問責，決不讓“為官不為”者有市場。強化機關黨委的作用，不斷加強內部監督。同時，充分發揮媒體、公眾等重要監督作用，多元化、多樣化地進行“治庸治懶”。工委將進一步加大督查力度，重點整治工作紀律鬆散、玩忽職守、濫用職權、違規辦事、敷衍塞責、辦事推拖等行為。我們已經在省直機關黨建網站上開設了信訪舉報窗口和意見箱，接受全社會的監督。

四是從營造良好環境入手，讓“為官者有為”。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創造“以工作論英雄，以實績論成敗”的政治生態。剷除懶的思想土壤，消除混的生存空間，使庸官難過“上崗關”、懶官難過“考核關”、太平官難過“羣眾關”。加大正面宣傳力度，為想幹事、能幹事、幹實事的黨員幹部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環境。同時要警惕別有用心之人對反腐敗高壓態勢心存僥倖，對改革觸碰自已利益心存不滿，企圖通過以偏蓋全、故意誇大問題、挑起社會矛盾、轉移公眾視線，達到不可告人目的。

要加強績效管理，不僅讓先進者有榮譽感，更要讓後進者有危機感，以績效管理為有力推手，推動省委、省政府決策和部署的落實。要改進日常考核、專項考核，將服務態度、服務質量、規範辦事和辦事效率等作為考核內容，形成正向激勵效應和約束機制，引導幹部奮發進取、積極作為。

淺談政治為官不為的意義三：

3月9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兩次提到“為官不為”：“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後，在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提問時再一次指出：“我們既要懲治亂作為，也反對不作為，庸政懶政是不允許的。門好進了、臉好看了，就是不辦事，這是為官不為啊，必須嚴肅問責。”

去年10月8日，在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曾指出：“當前，所謂‘為官不易’、‘為官不為’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導，加強責任追究。”“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應該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應該予以嚴肅批評。”“領導幹部要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這些要求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準則，也是黨員、幹部的修身之本、為政之道、成事之要。”

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什麼三番五次地批評“為官不為”問題，並強調加強責任追究、嚴肅問責?這在某種程度上説就意味着“為官不為”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對此，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提高政治警覺性，勇於擔當，率先作為，對自己隊伍中存在的“為官不為”問題絕不姑息遷就、任其放縱。要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加大查處力度，嚴肅問責，獎優罰劣，加強治理，並將其作為一種常態化工作常抓不懈，不斷強化責任擔當和責任意識，確保各級官員切實擔負起應該擔負的責任和義務。

常言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官員在其位謀其政、任其職盡其責，是最起碼的從政準則和品格。即便在皇權時代，也是一項基本的政治倫理要求，是立身之本、從政之要。更不要説在21世紀的今天，沒有哪個國家和社會能夠容忍官員拿着人民的錢卻不為人民做事。每一個官員都應該牢記：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應該時時刻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一名敢擔當、能負重、有作為的官員。

然而，“為官不為”的現象在我國長期存在。有的官員把自己當老爺，在沒當官時還能夠兢兢業業，努力工作，積極表現，求得賞識，得到好位，一旦當了官，就認為自己沒有功勞有苦勞，盡力了，付出了，就該享清福了，於是不但不做事，反而高高在上，忘記了責任意識和擔當。尤其是感覺自己官職上升無望時，便意志消退，吃喝玩樂，無所事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墮落成碌碌無為的懶官和庸官。

有的人本來就心術不正，一旦當上官，便將手中的權力當成尋租的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玩弄權術，刻意不為。儘管羣眾為辦事千急萬急，他就是“不見兔子不撒鷹”，患上了為官“拖延症”，千方百計找藉口推延問題的解決。“有待研究”、“等等再辦”……如此這般，成了拖延問題解決的口頭禪。説白了，就是奉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把手中的權力當成自己謀取私利的資源和工具，故意拿捏，企圖得到好處，用權力尋租，大搞腐敗，殃及普通百姓。

最近兩年，“為官不為”又有了新變化：有的官員奉行“無事就是本事”，害怕多做多錯，只做太平官，看攤守業，求穩怕亂，為了不出事，寧願少幹事。如羣眾在辦理某種手續時，有的官員生怕擔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能往後拖就往後拖。如此尸位素餐，既誤時誤事，為羣眾所不齒，有的恐怕還會構成瀆職犯罪，不能單純地視作“不為”。由此可見，“為官不為”在一定意義上説就是一種消極的腐敗。這樣一種不作為，會給人民的福祉帶來一種負面的後果。

在當下，“為官不為”還具有鮮明的背景和現實針對性。那就是，在黨中央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提速與經濟下行相伴，行政體制改革提速與強力反腐相伴，無論經濟調控還是行政治理都進入了“新常態”，一些官員面對“新常態”，表現出無奈的“不為”和有意的“不為”。如有的官員認為現在用權的緊箍咒多了，違規的成本變高了，“攤上事兒”的風險加大了，於是慨歎為官不易，乾脆來個“為官不為”、“懶”起來——得過且過不擔當，省得出事落毛病。

在經濟新常態下，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政府大包大攬的狀況要極大地改變。一些官員不與時俱進，不學習，不主動適應，在岸上觀望，以“沒辦過”、“不會做”來為自己的懶惰作擋箭牌。而在行政新常態下，有的官員錯誤地將簡政放權理解為什麼事都推給市場，當起甩手掌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該辦的事不辦，該擔的責任不擔，貽誤了處理問題的最佳時機，造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被動局面。

反“四風”、改作風、高壓反腐更是讓一些官員找到了“為官不為”的新藉口：“官不聊生”，有什麼幹勁?“規矩太多”，有什麼搞頭?“動輒得咎”，何苦甩開膀子幹?於是認為，“多幹還不如不幹”、“只要不貪錢色，其他都不叫問題”。對中央禁令和反腐採取軟抵抗，留戀過去的亂作為和容易發財的舊時光，對“新常態”嘴上不説，心裏抗拒，消極應對，敷衍塞責，做樣子，走形式。其結果是人員不管，工作不推，經濟上不去，社會不和諧。

“為官不為”為什麼會成為痼疾，並且在不同時代、不同形勢下有着不同的表現形式?分析其原因，還在於長期以來一些官員已經習慣了胡搞亂為，習慣了有錢就做事、為錢多做事，不該做的也攬過來做，不該拿的錢也拿。現在要求嚴格了、規範了，一些官員就不適應了，背底下有怨氣、有怨恨了，但是又不敢公開反對，更捨不得辭職走人，於是就採取了“為官不為”的軟抵抗方式。

一個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很大一部分要靠官員、公職人員用心辦事，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很大一部分官員對中央採取“為官不為”的軟抵抗、懶政怠政、懶怠無為，一來公眾就會難以得到好的公共服務，二來也會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整個社會的發展一定堪憂。誠如在今年全國人代會上有代表所言，“為官不為”是一種蒼蠅式的腐敗，發生在人民羣眾的身邊，羣眾的體會和感受最深也最直接。“這種‘蒼蠅’的危害絲毫不遜於‘老虎’的危害，殃及的是底層老百姓的小利益，小利益關乎生計，關乎民生，堅決不能忽視。”

治理“為官不為”現象，必須打好“組合拳”，儘快完善健全教育引導、激勵褒揚、督察考核、內部監察、責任追究、政績考核評價等機制。這樣“雙管齊下”，充分發揮好各種機制的作用，就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各種“為官不為”現象。但需要強調的是，重點還應當放在完善健全政績考核評價機制上，通過科學有效的政績考核評價——對實績突出的，大力褒獎;對工作不力的，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

我們還應認識到，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慣性伎倆下，倘若對官員的考核評價仍然是由“上面”來決定，而不是由人民羣眾來決定，官員還會花更多的精力去討好考核者，而不是花更多的精力把工作做好。由此看來，完善健全政績考核評價機制，關鍵還有賴於建立起自下而上的官員政績考核評價“末位淘汰制”。

建立政績考核評價“末位淘汰制”，具體構架主要包括考核內容、考核程序以及考核結果的運用。考核評價的內容主要包括德、能、勤、績四個方面，重點是履行崗位職責的工作情況和實績，即政策水平、工作態度、思想品德、業務水平、民主作風、求實精神、工作業績等方面的內容。考核評價的內容是實行“末位淘汰制”的基礎和依據，必須針對具體崗位確定具體內容，並且具體到項，以便在考核時能夠準確把握。

考核評價程序的設定主要包括：公開條件，考核評價實施辦法公開;公開測評，人人述職，民主測評;公開考察評價，全面把握民意和政績;公開結果，當場公佈，接受羣眾監督，徹底消除暗箱操作。民主評議是整個“末位淘汰制”的關鍵環節。接受民主評議的官員，都要在評議會議上做述職報告。參會人員對每位官員的述職報告進行審查，並按照“考核民主評議表”的內容逐人逐條逐項評議，當場計分，當場宣佈測評和評議結果。

對考核評價結果的運用是政績考核評價的落腳點。考核評價結果可以按優秀、稱職、基本稱職、不稱職等檔次確定，對不稱職的官員予以淘汰，予以降職、調離、辭退等處置，也可以按照考核評價結果的最後名次確定被淘汰的官員。被淘汰官員的比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必須合理有效，否則，不僅達不到考核評價的目的，反而對官員管理帶來諸多負面效應。考核評價結果出來後，還要經過黨委組織部門集體研究確定初步處置意見，並報黨委集體研究決定。

建立官員政績考核評價“末位淘汰制”，不是為淘汰而淘汰，而是要真正做到——在體制上，打破封閉、傳統的管理模式，向競爭開放型轉變;在機制上，由過去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不能降的職務終身制，向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有效激勵、嚴格監督、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轉變;在方法上，由過去的封閉式考核，向公開、民主競爭、羣眾公認轉變;在導向上，由過去用人按論資排輩和憑個人感情關係，向憑真才、實學、實幹、實績用人轉變。

有為才有位，無為就下台。實行官員政績考核評價“末位淘汰制”，就是要建立一種常態化機制，解決官員“為官不為”問題，進而不斷促進官員自覺樹立起“不需揚鞭自奮蹄”的思想意識和覺悟境界，做到為官有所為，忠誠履職，盡責擔當，鋭意進取，迎難而上，用心為民，甘於奉獻，成為被羣眾所擁護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