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公司創新制度（精選3篇）

典型公司創新制度 篇1

記者從8月31日上午召開的中國(河北)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定片區新聞發佈會上獲悉，在全省98條創新制度中，正定片區範圍內可試驗的有67條，其中包括14條主要由正定片區來試驗。

在深化投資領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過全面落實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外商投資信息報告制度，支持外商獨資設立經營性教育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機構，支持“走出去”企業以境外資產和股權、採礦權等權益為抵押獲得貸款等措施，深入推進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完善投資促進和投資保護機制，繼續保持石家莊作為省會城市在“走出去”和“引進來”方面在全省的首位度。

在推動貿易轉型升級方面

主要是通過試行展會展品提前備案，以擔保方式放行展品，展品展後結轉進入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予以核銷的舉措，為國際化展會的舉辦提供保障，打造全國會展區域中心城市。通過研究開展貿易調整援助試點，主動對標國際貿易投資最高標準，重點在市場推廣、產品設計研發、供應鏈管理及融資等方面予以協助，提高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通過爭取第五航權、設立進口鑽石口岸、申請設立A類低空飛行服務站，鼓勵符合條件的航空公司新開、加密、優化國際(地區)國內航線，為打造國際商貿物流重要樞紐提供硬件保障。

在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方面

通過研究開展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和合格境外投資企業業務試點，拓展境外資金在國內的投資市場，放寬境內資金對境外投資地域、品種、比例等限制，打造京津冀金融服務貿易聚集區。通過支持區內銀行按規定發放境外人民幣貸款，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

在推動高端高新產業開放發展方面

加快口岸載體建設，早日躋身北京、天津、上海、大連等18個已有進口藥品口岸的城市行列，爭取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和重慶之後全國第5個具有首次進口藥品和生物製品口岸的城市，在全國率先打造產業高地。通過優化生物醫藥全球協同研發的試驗用特殊物品的檢疫查驗流程，為區內醫藥研發企業和機構提供更為便利的服務。通過允許進口入境期限不超過一年的二手研發專用關鍵設備，降低生產性服務企業的研發成本，助力石家莊“4+4”現代產業快速高質量發展。

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方面

通過允許已在北京、天津取得生產經營資質、認證的企業搬遷到自貿試驗區後，經審核繼續享有原有資質、認證，來積極承接京津地區的物流、商流。通過建立人才跨區域資質互認、雙向聘任等制度，在待遇、職稱評定等方面根據個人意願予以保留或調整，來積極引進京津地區的智流。特別是通過提出開展醫療器械註冊人制度試點和醫療器械跨區域生產試點，藉助北京在數字化醫療設備領域科研的突出科研能力，推動石家莊醫療器械產業實現質的突破，打造京津冀地區重要的醫療器械製造基地。

典型公司創新制度 篇2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我國經濟發展怎麼看、怎麼幹的重大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了《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摘選了習近平同志__年十一月十五日至__年三月十二日期間的講話、報告、指示等一百二十多篇重要文獻，分十個專題，共計四百九十四段論述。其中許多論述是第一次公開發表。該書第五篇重點闡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部分精彩論述如下：

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沒有全民科學素質普遍提高，就難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質創新大軍，難以實現科技成果快速轉化。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學素質為己任，把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倡導科學方法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全社會推動形成講科學、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氛圍，使藴藏在億萬人民中間的創新智慧充分釋放、創新力量充分湧流。

——《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鬥》(20__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18頁

一切科技創新活動都是人做出來的。我國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關鍵是要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伍，激發各類人才創新活力和潛力。要極大調動和充分尊重廣大科技人員的創造精神，激勵他們爭當創新的推動者和實踐者，使謀劃創新、推動創新、落實創新成為自覺行動。

——《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鬥》(20__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16頁

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政策鏈相互交織、相互支撐，改革只在一個環節或幾個環節搞是不夠的，必須全面部署，並堅定不移推進。科技創新、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

——《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鬥》(20__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13-14頁

什麼是核心技術?我看，可以從三個方面把握。一是基礎技術、通用技術。二是非對稱技術、“殺手鐗”技術。三是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在這些領域，我們同國外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能夠超前部署、集中攻關，很有可能實現從跟跑並跑到並跑領跑的轉變。

——《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__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11頁

核心技術要取得突破，就要有決心、恆心、重心。有決心，就是要樹立頑強拼搏、刻苦攻關的志氣，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更多人力物力財力投向核心技術研發，集合精鋭力量，作出戰略性安排。有恆心，就是要制定信息領域核心技術設備發展戰略綱要，制定路線圖、時間表、任務書，明確近期、中期、遠期目標，遵循技術規律，分梯次、分門類、分階段推進，咬定青山不放鬆。有重心，就是要立足我國國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緊緊圍繞攀登戰略制高點，強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任務部署，把方向搞清楚，把重點搞清楚。否則，花了很多錢、投入了很多資源，最後南轅北轍，是難以取得成效的。

——《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__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10-11頁

要繼續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總的是要遵循規律、強化激勵、合理分工、分類改革。對承擔國家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技術研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強原始創新能力為目標，尊重科學、技術、工程各自運行規律，擴大院所自主權，擴大個人科研選題選擇權。對已經轉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強共性技術研發能力為目標，進一步實行精細化的分類改革，實行一院一策、一所一策，有些要公益為主、市場為輔，形成產業技術研發集團;有些要進一步市場化，實現混合所有制，建立產業技術聯盟;有些要考慮迴歸公益，改組成國家重點實驗室，承擔國家任務。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20__年8月18日)

全面深化改革，要圍繞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加快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來謀劃和推進。要建立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創造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鼓勵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加大對創新型小微企業支持力度。要消除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槓桿的扭曲，強化風險投資機制，發展資本市場，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形成有利於創新發展的財税、金融體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要考慮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或投資公司，設立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用於支持創新型企業包括小微企業。要加快軍民融合式發展步伐，發揮軍民各自優勢，全面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20__年8月18日)

科學發現是有規律的，要容忍在科學問題上的“異端學説”。不要以出成果的名義干涉科學家的研究，不要動輒用行政化的“參公管理”約束科學家。很多科學研究要着眼長遠，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則不達，還可能引發學術不端。有的科研人員戲言，現在“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組織科學家們參加國家重大專項、計劃、基金項目是必要的，但不要用這些東西把科學家捆死了。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20__年8月18日)

用好人才，首先要用好科學家。我記得當年拿破崙就格外重視科學家，在遭到敵人猛烈攻擊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保護科學家，因為他明白科技就是戰鬥力。科技創新，需要基礎研究引領和支撐。要想讓科學家多出成果，必須給他們創造條件。在基礎研究領域，也包括一些應用科技領域，要尊重科學研究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的特點，允許科學家自由暢想、大膽假設、認真求證。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20__年8月18日)

我們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大勢，既要重視不掉隊問題，也要從國情出發確定跟進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動跟進、精心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明確我國科技創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對看準的方向，要超前規劃佈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加速趕超甚至引領步伐。同時，要研究後發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保持戰略清醒，避免盲目性，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趨。我們在科技方面應該有非對稱性“殺手鐗”，不能完全是發達國家搞什麼我們就搞什麼。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20__年8月18日)

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舉措。“功以才成，業由才廣。”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資源。沒有人才優勢，就不可能有創新優勢、科技優勢、產業優勢。培養集聚人才，要有識才的眼光、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健全集聚人才、發揮人才作用的體制機制，創造人盡其才的政策環境。要發揮好現有人才作用，同時攬四方之才，擇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加強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創新條件建設，完善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機制，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讓各類人才的創新智慧競相迸發。

——《在上海考察時的講話》(20__年5月23日、24日)

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也是創新活動中最為活躍、最為積極的因素。要把科技創新搞上去，就必須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伍。我國一方面科技人才總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臨人才結構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別是在重大科研項目、重大工程、重點學科等領域領軍人才嚴重不足。解決這個矛盾，關鍵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發展機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為靈活的人才管理機制，完善評價這個指揮棒，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統籌加強高層次創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實用技術人才等方面人才隊伍建設，最大限度支持和幫助科技人員創新創業。“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卓越工程師、高水平創新團隊。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進素質教育，創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努力形成有利於創新人才成長的育人環境。三是要積極引進海外優秀人才，制定更加積極的國際人才引進計劃，吸引更多海外創新人才到我國工作。

——《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__年9月30日)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能“腳踩西瓜皮，滑到哪兒算哪兒”，要抓好頂層設計和任務落實。頂層設計要有世界眼光，找準世界科技發展趨勢，找準我國科技發展現狀和應走的路徑，把發展需要和現實能力、長遠目標和近期工作統籌起來考慮，有所為有所不為，提出切合實際的發展方向、 目標、工作重點。

——《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__年9月30日)

歷次產業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點：一是有新的科學理論作基礎，二是有相應的新生產工具出現，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資熱點和就業崗位，四是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發生重大調整並形成新的規模化經濟效益，五是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變革。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積累和成熟中。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

典型公司創新制度 篇3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兩個輪子要一起轉。他在談到科技創新與改革的關係時還指出：“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麼改革就是點燃這一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的重要講話精神，當前應在體制層面着力推進三方面創新。

創新投資體制：集中財力支持核心技術創新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家當然應該支持創新，但國家支持創新並不等於所有創新項目都要由國家投資。事實上，我國現行科技投資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投資過於分散：無需由政府投資的項目投了不少;而應該由政府投資的項目卻又投入不足。正是基於此，所以有必要對科技投資體制進行改革和創新。

科技投資體制怎麼改?或者説國家投資創新的重點領域何在?總的原則，國家應重點投資核心技術創新。對什麼是核心技術，習近平總書記曾作過明確界定：一是基礎技術、通用技術;二是非對稱技術、“殺手鐗”技術;三是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政府為何要投資核心技術?習近平總書記分析説：“在這些領域，我們同國外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能夠超前部署、集中攻關，很有可能實現從跟跑並跑到並跑領跑的轉變。”

國家重點支持核心技術創新，從經濟學角度講，是因為核心技術屬於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特性。首先，基礎技術創新需以基礎理論研究作支撐，而基礎理論研究不同於應用型技術研發。應用型技術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償轉讓;而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卻難以通過市場取得回報。比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舉世公認進化論是人類的偉大發現之一，可有誰會花錢買“進化理論”呢?

再看“殺手鐗”技術。顧名思義，“殺手鐗”技術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國防軍工技術。國家安全是重要的公共品(服務)，故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政府的首要職能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從這個角度看，投資“殺手鐗”技術創新，原來就是政府職責內的事;更何況投資“殺手鐗”技術並不以盈利為目標，技術成果也不能買賣，要是政府不投資，單靠市場籌資絕不可能搞出“殺手鐗”技術。

再看顛覆性技術。顛覆性技術是指對傳統產業具有顛覆性影響的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此類技術其實也帶有公共品特性。比如數碼技術出現後顛覆了膠捲相機巨擘柯達，數碼技術就屬於顛覆性技術。顛覆性技術具有前沿性、超前性，創新成功不僅能帶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而且能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可是顛覆性技術投資大、風險也大，所以也需要國家予以投資支持。

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政府重點投資以上三類技術創新，並不表示政府對其他創新就可置身事外。我們知道，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對技術創新來説，公共財政的政策含義有兩層：一是非公共品(服務)類的科技創新政府不必投資，此類創新應面向市場融資;二是政府應在科技融資平台、中試車間、技術專利權保護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務，要為企業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

創新融資機制：分散風險鼓勵大眾創新

核心技術創新由政府投資，風險自然是由政府承擔，可非核心技術創新的風險由誰承擔呢?倘若全讓創新企業承擔，勢必會抑制企業創新的動力。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在我看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奈特1920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對我們研究此問題應該有啟發，下面讓我扼要介紹奈特的主要觀點：

奈特認為，但凡風險皆源於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可分兩類：一類是可以量度的不確定性;一類是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前者是指風險發生的概率可根據經驗數據估算，如汽車交通事故的概率是萬分之三，飛機失事的概率是三百萬分之一。奈特説，可以量度的不確定性是風險，只有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才是真正的“不確定性”。

關於風險損失的處理，奈特提出了兩種方法：一是對可量度的風險用“合併”(購買商業保險)方法處理;二是對不可量度的風險用“分散”方法處理。所謂分散處理，就是通過某種制度安排讓更多的人一起分擔風險。對為何要分散承擔風險，奈特作過形象的解釋，他説：與其讓一個人損失10000元，不如讓100人每人損失100元。奈特提出的分散處理方法，顯然適用於創新風險的應對。

這裏有個問題想問讀者：今天全球保險業已十分發達，生老病死、天災人禍都有保險公司提供保險，可為何沒有保險機構為“創新”保險?我的回答是，保險公司肯提供某類保險，一定是該險種的出險概率可以量度;反過來説，保險公司不為“創新”保險，是因為創新失敗的概率難以量度，或者即便能夠量度，創新者也未必接受。

舉個例子説吧。假若根據歷史數據計算出某地區創新出險的概率為90%，於是保險公司按90%概率收取保費。你認為投資者會買保險麼?我認為不會。道理很簡單：創新是“不確定性”事件，而投資者對創新成功的預期通常要高於失敗的預期(且預期失敗的概率不會超過50%)，否則就不會投資。倘如此，投資者怎會花高保費買保險呢?可是從保險公司角度看，若按50%概率收取保費，出險率一旦超過50%，則必將破產無疑。

據此分析，由於創新具有不確定性，創新失敗的損失不能通過“合併”處理。既然不能合併處理就只能分散處理。問題是怎樣分散處理呢?經濟學的建議，是要建立“有限責任公司制度”。是的，有了公司制度，投資者只承擔有限責任，這本身就是一種風險分擔機制。巴特勒説，公司制度是近代最偉大的發明。事實確實如此。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共有160多項重大創新，其中80%都是由公司完成的。

然而往深處想，公司制度對創新固然重要，但要分散創新風險僅有公司制度卻不夠，同時還得有創新融資平台。在這方面，美國“納斯達克”科創板是成功範例，美國科技領先全球，“納斯達克”功不可沒。可喜的是，我國已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了科創板，並於今年7月22日舉行了首批企業上市儀式。萬事開頭難，下一步應在試點基礎上儘快推開，讓科創板為支持創新發揮更大作用。

創新分配機制：收益共享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

國家支持創新，目的是驅動經濟發展;而要用創新驅動發展，必須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強調“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實現科技同產業無縫對接。”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無疑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據公開數據顯示，我國近年來每年受理的專利申請達90多萬件，獲得專利授權16萬多件，可目前專利成果轉化率卻平均不足20%;產業化率更低，不到5%。

我國科技人員為何不重視成果轉化?就此問題我曾赴南方几個省市作過調研，據科技人員反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科技成果評價厚此薄彼。以資金來源分，科技課題有政府縱向與企業橫向兩類。據湖南、雲南等地科技部門負責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評職稱往往重“縱向”輕“橫向”。在長沙座談時就有科技人員説，他所在單位評職稱，沒有國家課題近乎免談。

二是財政大包大攬。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政對科技投入增長了近百倍，特別是近7年來，財政投入平均增長20%以上。這些資金大多以課題形式投給了科研院所。國家既發工資又撥科研經費，科技人員高枕無憂，自然也就不太關心科技成果能否轉化。

三是公共服務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難轉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試車間”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項新技術成果從實驗室到規模化生產通常需要中試，有數據説，新技術成果通過中試後，產業化成功率可達80%;而未經中試成功率僅30%。困難在於，建中試車間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與企業誰也不願投資建中試車間。

以上因素確實會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但我認為並不是關鍵原因。若説成果評價重“縱向”輕“橫向”導致了產學研脱節，請問那些有高級職稱的科技人員為何也不重視成果轉化?如果説財政包攬導致產學研脱節，歐美國家政府也投資科技研發，可人家的成果轉化率為何能達到70%~80%;至於中試車間，表面看是沒人出錢，而背後真正原因是科技人員缺乏成果轉化的動力。

進一步分析，科技人員缺乏成果轉化的動力，是分配機制不合理，確切地説是科技人員未能分享成果轉化的收益。以美國為例，1980年以前，美國聯邦財政資助研發的技術專利權歸政府所有，專利轉讓收益也歸政府，當時美國的專利成果轉化率僅為5%。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拜杜法案”，將專利權下放給了研發機構，結果轉化率一路飆升，今天已達到80%以上。

中國的情況與此類似。20__年以前，中央財政資助研發的技術專利權也歸國家所有，20__年頒佈《科學技術進步法》後，國家將專利權下放給了科研院所。照理，我們的專利成果轉化率應該提升，可現實卻讓人大跌眼鏡。何以如此?原來國內的科研院所與美國不同，美國的研發機構是私人企業;而我們的研發機構是國家事業單位，專利權下放不過是“大鍋飯”變成了“小鍋飯”。

現在看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有兩個選擇：一是轉換科研院所“事業單位”身份，讓其成為真正的企業;二是讓科技主創人員參與分享專利成果轉讓收益。前者要改體制，後者相對容易些。中央早已提出“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分享比例”。20__年國家頒佈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此也有相關規定，現在的關鍵是要抓落實。

三點重要結論

總結以上分析，有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家當然要支持創新。然而國家公共財政的性質決定了國家投資創新的重點是核心技術領域。核心技術不僅具有公共品特性，而且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投資核心技術創新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基於此，政府對投資創新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應集中財力支持核心技術攻關。

第二，政府對非核心技術創新可以不投資，但也不能置身事外。非核心技術創新同樣有風險，創新失敗的損失不能全由企業獨立承擔;同時企業作為納税人，也有權要求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具體説，政府不僅要搭建融資平台(科創板)為企業分散風險，而且要在中試車間建設、技術專利保護等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

第三，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關鍵在產學研深度融合，實現科技與產業無縫對接，為此政府必須創新分配機制。有兩個要點：一是將政府投資形成的技術成果的專利權明確界定給科研院所;二是允許科技主創人員參與分享技術成果轉讓的收益。只有這樣雙管齊下，才能激發科研機構與科技人員面向市場進行創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