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畢業論文範文節選

自文藝復興以來，始終存在着對宗教進行嚴厲批判、妄想消滅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終沒能被消滅。事實上，除了象道教這樣缺乏改革衝動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沒有衰亡，反而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象基督教神學在二十世紀就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產生了一批世界級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蘭教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曾經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學代宗教”的主張，但他們的論點不但從學理上站不住腳，而且也已為事實所擊碎。值得注意的倒是這樣的一個事實：呂澂、李淑同和劉小楓等家和家從美育走向了宗教。這説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價值。現代的發展沒有也不可能摧毀宗教，其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們不能設想沒有宗教的文化會是什麼樣子。假如阿拉伯人沒有伊斯蘭教，假如西方人沒有基督教，假如中國人沒有佛教，那麼他們的文化會是什麼樣子?設想有一種文化會脱離了宗教而發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經做過這樣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因而與人的生存本質相關。歷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識形態的毒質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質是不會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質是永遠是純淨的。它既在於它自身之中，又內在於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學、、、藝術皆不能擺脱宗教。 回顧一個世紀的中國及其研究歷程，可以看到宗教與文學的關聯。我們可以列舉出相當一批與宗教文化關係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關聯的現代中國的重要作家，諸如魯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許地山、豐子愷、郭沫若、郁達夫、茅盾、沈從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語堂、廢名、張愛玲、廬隱、蕭乾、宗白華、夏沔尊、馮至、施蟄存、張資平、何其芳、孫犁……等等。“可以説，中國現代文學各不同時期有特色有影響的作家都與宗教文化有着某種關聯。”(劉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3頁)這種關聯的發生是很自然的。儘管五四時代及其以後的科學主義思潮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佔有壓倒優勢，但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宗教情結卻始終發揮着強有力的作用。近代傳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傳統合流，在新的歷史情境下維繫了中國人的終極關懷，並若隱若現地通過種種途徑表現出來。在觀念層次上，儘管與日本、與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還是不乏對宗教的深入研究與探討。 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宗教當屬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引起了許多複雜而深刻的矛盾衝突，對它的影響要做正確的評價和分析。從積極的意義上説，基督教激活了中國人已經氣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國人從委頓中醒來，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當初佛教初傳時候一樣。中國新文學的先驅們就已經注視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獨特作用和價值。陳獨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號上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對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犧牲奮進、至上人格、反思懺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熱烈的頌揚。在他看來，“基督教是愛的哲學”，“基督教的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他呼籲“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如果説陳獨秀還主要限於從社會革命的角度來鼓吹基督精神的話，那麼魯迅則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學的內核。他在著名的《摩羅詩力説》裏高度評價了希伯來文學的殊勝意義：“雖多涉信仰教誡，而文章以幽邃莊嚴勝，教宗文術，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茲未艾。”他呼喚“精神界之戰士”在中國的出現，這裏面自始至終貫穿着一種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以人道主義的“愛的哲學”通向了基督教的“博愛”主題。他説：“現代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近代文藝上人道主義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這裏。”(《聖書與中國文學》)還從藝術發展的角度肯定“文學與宗教確有關係”，“文學的發達，大部出於宗教”。“人類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藝術必須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藝術。”

從創作實踐來看，新文學中出現了一批深刻體現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愛”的主題，明顯來自作者對基督教的博愛精神的深刻體認。而隨着新文 學的不斷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層次的影響逐漸顯現出來。如有的學者所指出：“鬱 達夫作品中無休止的懺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擺不脱的原罪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執着 的人道主義責任感，老舍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平民意識，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論思想等等， 這些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藝術思考，無疑使中國現代文學在思想內涵方面具有了 某種新的文化特質。”(劉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

佛教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影響也許更加值得我們注意。以楊仁山先生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國佛教從明末以來的極度式微的局面中擺脱出來，逐步走上了復興之 路，給中國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響。佛教中本來所有的自由精神、獨立意志、進取精 神和犧牲精神與近代的自由精神相結合，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動重 新煥發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間佛教”佛教的形成和發展，另方面是文學藝術活動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現。以魯迅為例。魯迅可以説是現代中國作家 中對人生的認識和體驗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瀰漫着死亡的氣息，而他對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寫，常常使人喘不過氣來。他關注人的苦難，關注中 國人的國民性，其實都與他對佛教的偏好有關。佛教本來就起源於解脱人生苦難的要 求，而人生最難擺脱的當然是死亡的威脅。魯迅從自身的苦難中體會到了人的生存的 嚴酷，從而孳生出解脱的大願。他探尋過多種道路，包括外在社會政治革命。但魯迅對政治革命實際上並不報多大的希望。《阿q正傳》典型地表明瞭這一點。所謂的“國民的劣根性”其實植根於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説的“無始無明”中。所以魯迅始終是很悲觀的，這使他既擺脱了一般作家的膚淺的樂觀主義，也使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難，與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離。

在其他一些人那裏，佛教文化的表現採取了不同的形式。蘇曼殊的作品儘管不多， 卻能以驚才絕豔的文筆，寫出佛法追求與愛慾之間的深刻糾纏，突顯了悲劇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廢名、豐子愷等人則以從容而優雅的筆觸，表現了一種禪的精神。寧靜淡泊、清幽曠遠的人生境地和舒緩雅潔、坦蕩從容的心緒，使讀者在動盪混亂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園。但這決不是對傳統佛教和禪宗的簡單迴歸，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盪滌了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許地山、沈從文等則表現了一種把多種宗教結合起來的意向。許地山的《債》裏即包含着三層意藴：第一層是還債人的佛家慈悲為懷的心腸和高度自覺的憂患意識;第二層是岳母所信奉的順着境遇做人，棄絕非分之想的人生哲學;第三層則是“還債人”那種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懺悔意識和獻身精神。這種多重宗教意藴還可以在林語堂等人那裏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