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當代漢語詩歌寫作存在的核心問題論文

詩歌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問題，是20世紀中國詩歌寫作中值得關注的重要現象，也是一直沒有處理好的重要問題。有的詩人過於注重與時代社會之間的關係，似乎自己就是時代的代言者、社會大眾的發言人，如果不是代言人與發言者，似乎就是一個多餘的人，詩歌寫作似乎就沒有了任何的意義，其實，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詩歌可以有時代性也可以沒有時代性，有沒有時代性並不影響我們對於詩歌作品價值的評估。然而，一首詩歌不可沒有地域性或地理性，如果我們看不出這首詩是在哪裏寫的，是在什麼樣的語境之下寫的，是因為什麼而寫的，是為什麼人與事而寫的，也許其存在的正當性與生命力，就會受到嚴重的質疑。中國古代詩歌名篇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杜工部《北征》等，之所以總是在標題中就標明所寫的地方，或者所表現的地方，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就讓我們提出一個詩歌寫作中的核心問題，這就是地方性與地方主義的問題。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在每一個地域都會有自己獨特的地理景觀與人文傳統，而我們的詩人與作家就出生於、生長於、感覺於與創作於這樣的地方，即便是今天所謂的“地球人”與“世界公民”，在某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裏，也不可能離開地球上某一個特定地域而生存、而發展、而寫作，從而讓自己的寫作產生特殊的意義。這就是我所講的詩歌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問題，以及在它們中間誰輕誰重的問題。

最近我讀到一位河南詩人陶秉禮的詩歌作品，讓我產生了探討這個問題的興趣。其詩是詩人關注時代與社會生活的一種記錄，同時也是自我生活與心情的一種記錄，由於詩人的用心，詩集中自然也體現了對於詩藝傳達的探索，因此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功。首先，時代性是其詩歌作品中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在這個方面，也並不是不存在問題。其詩歌寫作，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點：首先，對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較敏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與中華民族都處於歷史轉型的重要時期，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有的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有的發生在我們的周圍，詩人作為時代生活的晴雨表，自然不得不有所反映，有所表達。特別是在以科學發展觀作為國家建設與發展的指導思想之後，詩人感覺到有一種歷史使命，要以自己的詩筆為時代添彩，為人民歌唱，於是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如《時代，展開我們的夢想》、《美麗中國》、《科學發展觀之歌》等。“春天來了，我潮濕的心/像如酥如夢的杏花雨/在風上面，在樹上面/化作那一片片遊走的雲彩/沿着季節的骨縫/架在靈魂的高處/融化冰凍的河牀”。(《春天來了，我心飛翔》)顯然，這裏的“春天”並不僅僅是一種自然季候，而是對詩人面對時代而產生的激動心情的一種記錄，也是時代情景的一種象徵。當我們看見的一切都充滿生機的時候，我們就以“春天”相喻，詩人把自己的心比作“杏花雨”，並化作“遊走的雲彩”，對於“季節”、“靈魂”、“河牀”也發生了重要的意義，將自我與時代之間的緊密關係展示出來，並且頗有詩情畫意。“多少次在愛的深情中尋問你//美麗中國是什麼/大自然悄悄對我説/山野翠了/空氣綠了/綠色輕輕展開陽光的素描/和風輕拂/遠山如黛，綠水繡波/一隻春天的候鳥/在窗前唱着動聽的歌/彷彿秋天的楓葉/又似舞動的音符/與小溪一起盡情歡樂/藍天白雲下/升起彩虹之河”(《美麗中國》)就像“春天”一樣，在詩人的眼裏，“美麗中國”也並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天地自然的一種生命氣象，是大自然一切美好事物的一種集合，不過詩人在此並不是一種直接的描述，而是將自我也放在了其中的一種抒情。青山、綠水、藍天自不必説，特別是那隻神祕的小鳥，其實在本質上也就是詩人的自我而已。在“中國夢”理論提出之前，詩人就以詩的方式進行了集中探討，可見詩人本有的一種預見性與對於現實時空的穿透力。詩人關注的還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即“科學發展觀”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思考才創作了抒情長詩《科學發展觀之歌》。“從孔老夫子和為貴的思想/到墨子兼相愛的胸懷/到太平天國的理想圖/從柏拉圖理想國的夢幻/到歐文空想王國新村/從馬克思共產主義科學理想/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還有康有為的大同書/匯聚到人類社會的和諧血脈/靠近再靠近/融合再融合/流淌整個身軀”。(《科學發展觀之歌———獻給科學發展理論的創造者和踐行者》)這樣的詩不論其本身寫得如何，都會具有自己的意義，那就是至少可以為後來者留下真實可靠的史料。詩人的心是最為敏感的，因而詩人之語足以為時代留影，不過，這樣的作品多半是詩人的一種心影，而非時代的一種面影。詩人本來就是要以自我的方式進行表達，沒有自我就沒有詩的產生。新聞記者也許可以沒有自我，因為新聞報道要求真實與客觀，而詩人除了有一雙敏鋭的眼睛以外，還要有敏鋭的感悟與內在的思考，然而所有的這些都要以情感、想象與意象的方式進行傳達。同時，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可以關注，也可以不關注，關注不關注都不足以決定詩的成敗與高下，然而，敏感於時代的風雨，發掘更為深廣的時代精神，對於詩歌寫作也是有好處的，但時代性並不等於詩性，時代精神也並不等於詩人的精神。時代性並不是詩歌固有的東西，許多詩歌作品是超越時代的，李白的詩與他那個時代有什麼關係呢?與他那個時代的政治有什麼聯繫呢?當然，廣義的時代性是存在的，但時代性的有無並不決定詩歌本身的存在與不存在，其有生命力還是沒有生命力。所以，從前那種認為詩歌是時代的產物之觀點是並不正確的，也不具有什麼真正的學術意義。一首詩還不能直接地表現時代性的主題，一切都要通過詩人的自我，以自我的方式表現自我是有重要意義的，以自我的方式表現時代，才可以讓時代在詩中發生意義，不然與詩沒有什麼關係。陶的詩在某些時候處理得很好，即沒有離開我，而在有些時候的處理也是存在問題的，即自我缺失或弱化，一個詩人的個性與風采如果沒有充分地體現於詩中，那這首詩可能是不能成立的，更談不上有什麼生命力與感染力。

其次，詩人對於腳下的土地飽含深情，其有關土地的詩篇不僅比較多，並且顯得相當開闊與深厚，最少是形成了詩歌題材上的獨立性。因為詩人生於斯、長於斯、工作於斯，對於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感情，於是就有了詩意發現的基礎。《土地誕生》、《從土地中走來》、《神性土地》、《受傷的土地》等就屬於這一類作品。“一陣陣南來的熱風/吹醉廣袤的田野/接天的麥浪/把北方大地/塗上金黃的顏色”。(《麥收季節》)詩歌所寫的是中國北方與南方的交界地區，從地理與氣候來説是一個過渡地帶，北方就是以種植小麥為主，南方就是地種植水稻為主，詩人把以小麥為主的地區秋收季節，寫得來風姿卓約，形態逼真，頗有動感。那不僅是一片肥美的土地，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那裏有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鄉，有發明周易八卦與保存中國最古文化之一的地方，還有中國最偉大的書法家之一顏真卿題寫的天中山故地，還有民間傳説裏的董永遇仙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這些古老的文明，構成了一種深厚的文化傳統。因此，詩人以許多動情的詩句獻給這片土地，以及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就是順理成章的了。“一羣信奉詩歌的人/從長滿詩歌的黃河出發/踏進詩韻流淌的汝水/乘舟歌詠而來/探尋中國詩歌的源頭/感受汝南/千年古縣的魅力。”(《暢想在千年古縣》)這首詩寫於河南省第xx屆黃河詩會之後，而我也有機會參與了此一盛會，所以對於詩人所寫，頗有感觸①。詩人認為這裏不僅是千年古縣，並且也是詩歌的源頭，黃河也正是一條詩歌之河，因為《詩經》中的大部分作品都產生於此一流域。這部詩集中的許多詩都產生於對於這片土地的愛，當然我同時也認為，他對於這片土地的開掘還有待加強，有待深化。在那裏的許多很有特點的東西，都沒有通過自我的方式進行轉化，成為一系列的傑出作品。詩人雖然有了一些自己的發現，然而從總體上來説，還是不夠深入與獨特。那裏的歷史與文化本是一座富礦，作為與這一片土地具有天然聯繫的詩人，當然也應當可以花一點心思進行考察與觀照，可以由此讓自己的詩歌產生巨大的優勢而超越眾人。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是一座詩歌的富礦，自然氣候的交界地帶，自然山水的交合地帶，人文傳統的結合地帶，歷史事件的厚積地區，歷史人物的活躍地區，往往是詩意與詩情的寶庫。一位詩人沒有必要捨近求遠，不表現自我的地方而去表現天遠地遠，自己並不十分熟悉的事件與人物。我們首先要關注自己的生存地與生活區，既方便也可行，何樂而不為呢?詩歌與文學首先是地方主義的，並不是世界主義的，世界主義是一種理想，地方主義是一種現實。所謂的由各地文的文學合起來成為一種世界的文學，這只是一種學術上的表現，而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説作為終極形態的“世界文學”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偽命題。關於“世界文學”的問題，需要重新思考。但是，地方主義的文學卻是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的文學現象，並且不可能得到改變。因為它的存在基礎是特定的自然山水與人文傳統，一位詩人如果關注自己所在的地方及其特點，以自我之眼進行全方位的觀察，以自我之心進行獨到的感知與發現，那詩的靈感就會層出不窮，詩的藝術就會更上層樓。顯然，就詩人所居住的地方的特點與深厚傳統而言，他在此方面的開掘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