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理念視閾下的我國畜禽疫病防控

新發展理念視閾下的我國畜禽疫病防控

畜禽疫病的發生與流行是制約我國養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同時，畜禽疫病還會對動物性食品的源頭安全、人民健康以及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一些烈性畜禽傳染病的暴發甚至還會給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帶來重大沖擊。因此，新時期科學有效地防控畜禽疫病是我國養殖業實現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的國家重大需求。本文從我國畜禽疫病防控的重要意義與歷史成就切入，分析了我國畜禽疫病的流行現狀及防控困難，並就此提出了未來科技創新的重點方向。

2017年我國畜禽養殖業的總產值達3.2萬億元，佔農業總產值的30%左右，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產值也在3萬億元以上，是當之無愧的農業支柱產業。但是，長期以來，畜禽疫病始終是我國養殖業的“阿喀琉斯之踵”，掣肘着我國養殖業的健康發展。受畜禽疾病的影響，“生的少、死的多、長的慢”一直是我國養殖業發展無法迴避的現實。如何提升畜禽疫病防控水平，支撐養殖業可持續發展，是我國農業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國家的重大戰略需求。

科學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國家重大需求

當前，我國養殖業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需要大力提升養殖技術水平，大幅提增養殖綜合效益，儘快實現養殖業的現代化。提高畜禽疫病防控水平，有效防控疫病的發生與流行，保障畜禽羣體健康，減少疫病造成的危害與損失，是養殖業產業升級和國家創新發展的重大需求。

科學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推進我國養殖業快速轉型升級的迫切需求

我國是世界畜禽生產和消費第一大國。2017年出欄生豬6.88億頭，佔世界生豬總產量的48%;出產活禽近140億羽，約佔世界養禽總量的1/3。但是，我國的養殖業效益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究其原因，疫病防控水平是最主要的制約因素之一。我國畜禽發病率和死亡率遠遠高於發達國家。每年因動物疫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400億元，間接經濟損失高達3000億元。改變畜禽疫病防控水平落後的局面，提增畜禽疫病防控效益，已成為我國養殖業發展過程中最為迫切的需求。

科學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保障我國食品源頭及公共衞生安全的戰略需求

食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動物性食品是以動物產品為原料的食品，畜禽產品是動物性食品的主要來源。畜禽自身的健康安全直接關係到動物性食品的源頭安全。①動物源性人獸共患病與畜禽重大疫病嚴重威脅食品安全。世界衞生組織(WHO)統計資料表明，70%的動物疫病可以傳染給人類，75%的人類新發傳染病來源於動物或動物源性食品。目前已經證實的人獸共患傳染病有200多種，其中大多數由家畜、馴養動物、寵物和野生動物傳染給人類。②畜禽疫病防治過程中帶來的抗生素等獸藥殘留問題嚴重，直接威脅食品安全。畜禽養殖是肉、蛋、奶供應的源頭，源頭安全是保障食品安全與公共衞生安全的根本。

科學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維護我國生態環境安全與穩定發展大局的現實需求

畜禽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會對國家的生態環境安全與社會穩定發展帶來衝擊。①畜禽疫病的暴發，勢必導致藥物的大量投入與使用，由此產生的藥物殘留與耐藥性問題又會給生態環境安全帶來巨大威脅。②疫病暴發導致的大量動物死亡會給生態環境造成極大危害。2013 年黃浦江“漂豬”事件，首次將病死動物帶來的環境問題推到社會的風口浪尖。同時，近年來我國先後發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非洲豬瘟等重大疫情，為快速遏制疫病傳播，大量畜禽被撲殺。這些被撲殺動物的屍體處理也會給生態環境安全帶來重大隱患。③隨着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一些傳染性極強的重大動物疫病與動物源性人獸共患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和流行，造成人們的心理恐慌，影響社會的安定、和諧，極大地衝擊着國家安全。例如：2013 年我國暴發H7N9禽流感疫情，造成了600多億的經濟損失，給家禽養殖業帶來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老百姓甚至“談雞色變”;自 2018年8月起，我國多地相繼暴發了非洲豬瘟疫情，這不僅給我國的養豬業造成了巨大損失，甚至還對居民生活、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畜禽疫病防控工作成效卓著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經過一代代獸醫工作者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國在畜禽疫病防控實踐和科技創新領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

疫病防控體系和基礎平台建設不斷健全、完善

我國曆來十分重視從宏觀上進行畜禽疫病防控體系的構建，不斷整合資源和力量推進基礎設施的建設。先後制訂完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獸藥管理條例》和《動物重大疫病應急處理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構建起了全方位的畜禽免疫預防保障體系、疫病監測診斷體系、防疫監督體系、防疫屏障體系及疫病應急處理體系，堅實了畜禽疫病防控的制度保障，形成了畜禽疫病預防和疫情突發應急處置的機制。制訂實施了完備的畜禽疫病監測、預防免疫、檢疫、封鎖、隔離、封鎖、撲殺和消毒技術的國家標準及操作規程。建成了獸醫生物技術、家畜疫病病原生物學、農業微生物學等一批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生物安全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及工程實驗室等高水平研究平台。

技術服務隊伍和科學研究水平日益壯大、增強

畜禽疫病防控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的工作隊伍日益壯大，整體素質大幅躍升，研究水平和服務能力不斷增強，擁有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團隊，造就了多個世界級的龍頭企業。在豬、雞、馬等畜禽疫病防控的基礎研究和產品研發方面成果豐碩：先後研製了世界上第一個慢病毒疫苗(馬傳染性貧血驢白細胞弱毒疫苗)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豬瘟疫苗(豬瘟兔化弱毒疫苗)、偽狂犬基因缺失疫苗、禽流感滅活疫苗等產品;消滅了牛瘟、牛肺疫2種動物重大傳染病，在全國範圍內有效控制了馬鼻疽、馬傳貧、兔病毒性出血症等幾十種主要畜禽疫病的發生;並在禽流感遺傳演化等畜禽疫病基礎研究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批新型疫苗和診斷試劑、綜合防治技術等科研成果轉化為實用技術和產品，為世界畜禽疫病防控與淨化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新時期我國畜禽疫病防控面臨多重嚴峻挑戰

儘管我國的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進展，在支撐養殖產業快速發展，保障畜禽產品有效供給過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們在畜禽疫病防控方面的國情現實：一方面，我國養殖規模十分巨大，養殖方式不一而足，養殖水平參差不齊，疫病防控條件千差萬別;另一方面，我國畜禽疫病種類繁多，流行復雜，危害嚴重，整體防控水平仍相對滯後。因此，我國畜禽疫病防控還是壓力重重，疫病淨化根除之路依然任重道遠，畜禽疫病防控仍舊面臨諸多挑戰。

面臨老病新症狀、老病原新變異和多病原共感染的挑戰

在持續免疫和環境壓力下，病原產生適應性進化，不斷髮生變異，就會導致新毒株或新亞型的出現。新毒株或新亞型不僅會增強病原的毒力，而且還可能造成現有疫苗免疫無效或保護效率顯著下降的嚴重後果。目前，我國還是過度依賴疫苗免疫來預防畜禽傳染病，疫苗使用的種類過多，頻率過高，使得病原產生適應性進化、發生變異的速度不斷加快，如：2006年暴發流行的高致病性藍耳病，2010年以來大流行的“豬腹瀉病”，2011年豬偽狂犬變異毒株的出現等。與此同時，在免疫和環境交互作用下，一些烈性傳染病病原還會出現非典型感染與發病，如非典型性新城疫、非典型豬瘟等，這都給疫病的診斷與防控帶來極大的困難。此外，多病原共感染也已成為我國畜禽養殖生產實踐中的普遍現象，多病原之間及多病原與宿主之間相互作用使得疫病診斷和防控更加複雜，這勢必給畜禽疫病防控研究帶來新的挑戰。

面臨疫病種類繁多、新病頻發的挑戰

我國動物疫病種類繁多，被確證發生的已超過230種。僅2017年上半年，全國共報告發生84種動物疫病。其中，一類動物疫病6種，二類動物疫病46種，三類動物疫病27種，其他疫病5種;病死率24.64%，比2016年全年的 14.80% 高出近10個百分點。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少有31種新的動物傳染病傳入我國。隨着環境氣候的改變，人類與自然以及人類彼此的接觸日益增多，國際貿易更加頻繁，新的傳染病還會不斷湧現。例如，尼帕病毒、新布尼亞病毒、H7N9 禽流感病毒、MERS 冠狀病毒等新發動物源性人獸共患傳染病病原，鴨坦布蘇病毒、口蹄疫病毒新亞型、豬 Delta 冠狀病毒等畜禽新發傳染病病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出現，這對獸醫傳染病的科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臨外來動物疫病傳入的挑戰

我國接壤國家多、邊境線長，周邊國家畜禽疫情複雜，畜禽及畜禽產品走私時有發生，外來動物疫病防堵工作難度巨大。同時，近年來出入境人數與國際貿易頻次不斷增加。2018年全年我國出入境人次超過6.5億;出入境交通運輸工具3 504.5萬輛(架、列、艘)次;2018年上半年進口各種肉類產品超過200萬噸，且來自全球多個國家(地區)。在這種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外來動物疫病防控正面臨着雙重嚴峻挑戰。一方面，一些重大疫病已經傳入，但尚未根除。例如，近年來已經傳入我國的小反芻獸疫等重大疫病，至今仍未得到徹底根除。另一方面，一些重大疫病雖暫未傳入，但可能隨時傳入。例如：我國雖已消滅牛瘟，但鄰國尼泊爾和巴基斯坦分別於1995年和2000年發現該病疫情，隨時有傳入我國的可能;雖然我國尚未發生瘋牛病，但該病已傳至鄰國日本;裂谷熱雖然在我國沒有發生疫情，但2016年出現了首例輸入性病例;西尼羅河病毒已經在我國新疆被檢出。《國家中長期動物疫病防治規劃(2012—2020 年)》列出了重點防範的13種外來疫病，已經有4種疫病(小反芻獸疫、非洲豬瘟、H7亞型禽流感、西尼羅河病毒)傳入我國。因此，如何將已傳入國境的外來動物疫病切實控制和有效根除，以及將可能傳入的外來動物疫病有效阻擋於國門之外，是我國畜禽疫病防控長期面臨的挑戰。

科技創新是應對畜禽疫病防控挑戰的必由之路

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面對我國畜禽疫病防控的諸多挑戰，唯有依靠科技創新，推動畜禽疫病防控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才能從根本上破解養殖業可持續發展的困局。針對我國畜禽疫病發生與流行的主要特點和基本規律，未來我們仍需從以下5個重點方向進行持續地科技攻關，真正探尋到有效防控我國畜禽疫病的“妙藥良方”。

病原學與流行病學研究

弄清“家底”，診斷清楚，是畜禽疫病防控的前提。針對豬、禽、牛、羊、寵物及重要經濟動物，系統、深入、持續地開展畜禽病原學和流行病學研究，從宿主間、時間和空間等多個維度快速、準確地確定動物疫病的病原、流行特徵與生態分佈，弄清病原的實際“家底”;研究病原遺傳變異，揭示病原遺傳變異的分子基礎;研究病原在不同宿主中的傳播，闡明病原傳播機制與跨種傳播規律;構建病原學與流行病學數據庫，建立畜禽疫病監測、預警、預報和風險評估技術平台。通過上述研究，為畜禽疫病防控策略制定和防控產品研發提供科學依據和關鍵材料。

免疫與致病機制研究

解析畜禽病原免疫與致病機制，既是畜禽疫病研究的科學前沿，也是畜禽疫病防控的科學基礎。利用現代生物學和組學技術，從基因水平、分子水平、細胞水平、活體水平上深度解析多維病原組學及網絡調控機制、病原與宿主的互作機理、病原與環境的互作機理，闡明重要畜禽病原的生長、複製、增殖及逃逸宿主天然免疫與獲得性免疫的分子機制;研究畜禽重要病原的基因功能與結構，解析病原致病與免疫的分子基礎，篩選、發掘重要的分子標記或新藥物靶標;開展病原共感染與協同感染的致病機制研究，解析多種病原共感染與協同感染的分子機制;研究動物病原的耐藥機制，揭示耐藥病原的分佈規律與耐藥機制，解析多重和超級耐藥病原的形成機制，建立耐藥病原的耐藥性數據庫、監測、風險評估和預警體系。

防控技術與產品研發

疫苗、診斷試劑、藥物是畜禽疫病防控的最有效工具。針對畜禽重大傳染病病原，重點開展基因缺失標誌疫苗、基因工程活載體疫苗、核酸疫苗等具有廣闊應用前景的新型基因工程疫苗研究;推進病毒樣顆粒疫苗、蛋白質載體疫苗、全息多表位疫苗、合成肽疫苗和反向疫苗等新概念疫苗的探索研究;結合免疫學、電化學、納米技術等方法，研發適合現場診斷的快速檢測技術、高通量檢測技術及鑑別診斷技術等新型診斷技術與產品;加強外來動物疫病診斷監測及疫苗儲備技術研究，防患於未然;研發新型獸用原料藥及製劑，創制新型獸用抗菌藥、複合製劑及複方製劑，開發獸用藥物新劑型，研發動物藥劑生產關鍵新技術、獸藥安全評價新技術及新方法。此外，針對健康安全養殖新需求，大力開發微生態製劑、生物治療製劑等新型綠色防控產品。

抗病育種

抗病育種是畜禽疫病防控的一個重要方向。現代育種技術和基因編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快速培育抗病新品種成為可能。近年來，國際上抗藍耳病豬的成功培育更是進一步顯示了抗病育種的巨大發展前景。目前，針對一些尚無有效疫苗的重大傳染病，培育抗病新品種，不僅是國際研究的熱點，也是各育種公司競相佈局的創新領域。因此，應大力加強宿主抗病基因挖掘、病原受體發現與作用機制等前沿領域研究，而後利用基因編輯與育種技術，培育抗病新品種(系)。

畜禽疫病綜合防控與淨化根除

綜合防控是實現畜禽疫病有效防控的保障，疫病的淨化與根除則是畜禽疫病防控的最高目標。鑑於我國畜禽疫病防控的複雜性和艱鉅性，結合我國國家中長期動物疫病防治規劃，應分步實施我國畜禽疫病的綜合防控與淨化根除計劃。針對我國廣泛流行發生的畜禽重要疫病，綜合集成防控技術、產品，構建生物安全屏障，形成綜合防控技術體系，逐步實現這些疫病的有效防控;針對豬偽狂犬、豬瘟等淨化條件和技術較為成熟重大疫病，集成標記疫苗和鑑別診斷技術，開展區域淨化，並逐步實現全國範圍的淨化與根除;針對牛結核、布病、流感等重大傳染病，開展種畜場淨化，並逐步實現區域淨化。

結語

健康動物—健康食品—健康人類。做好畜禽疫病防控，既是新時期我國養殖業實現創新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維護生態環境安全的戰略需求。我國畜禽養殖規模及疫病流行的特點與規律，決定了我國畜禽疫病防控的長期性和艱鉅性。在這場“持久戰”中，科技創新才是最根本的保障。唯有貫徹新發展理念，紮實推進科技創新與科學管理深度融合，才能最終實現畜禽疫病的科學有效防控，真正佑護我國養殖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