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子兵法》悟企業家最高境界

借鑑《孫子兵法》,只關注“謀略”、“詐道”,而全然不解孫子在兵法中所強調的道德。

關懷和人本精神,是把《孫子兵法》庸俗化。在商場中,學會欣賞你的競爭對手,而不是在“朋友”就是“敵人”的二元選擇中思考你的交易,應該是企業家經營的最高境界。

自從日本人把《孫子兵法》運用到企業管理與市場營銷上,自稱頗有收穫,美軍也把《孫子兵法》用在伊拉克戰場上,説他們的“斬首行動”戰略思想從中受到了啟發。或許受其影響,近年來,國人特別是企業界人士也對《孫子兵法》產生了極大興趣,今日隨處可以聽見各種企業文化培訓班大講“商場就是戰場”、“《孫子兵法》可以作為商場的制勝寶典祕籍”等等話語,真讓人覺得老祖宗的“兵法”,兩千年後還真有“奇效”。

我雖沒有縱浪商海,卻也與不少商界精英有過推心置腹的交談,從沒有見過什麼“狼性經理”,倒是他們温文爾雅的言談與謙恭的做派,讓我相信爾虞我詐、玩弄心計謀略成就不了什麼大企業。我不以為“商場就是戰場”的説法有什麼高明之處,隨着經濟法規的逐步健全和市場秩序的發展成熟,“雙贏”才是理性的行為和最佳的結果。商場應該是人們的拚搏、敬業、創新、奉獻精神展現的場所,而不是“拚殺”的戰場。學會欣賞你的競爭對手,而不是在“朋友”就是“敵人”的二元選擇中思考你的交易,應該是企業家經營的最高境界。

企業倫理的呼聲幾年前就雷聲大作,至今不見什麼成效。如今企業文化培訓卻又搬來《孫子兵法》中的“謀略”或者曹操所註解謂“詐道”,來誘引當今經濟活動中的躁動人羣。孰不知,《孫子兵法》所以素有“兵典”、“武經”、“百代兵家之師”之稱,它不是隻講“謀略”、“詭計”,而是對戰爭本質的深刻反思,凝集了中國兵學思想的精萃。換個視野去看《孫子兵法》,或許可以看到真諦。

道德為“體”,謀略為“用”

春秋至戰國時代,頻繁的搶掠兼併戰爭讓生靈塗炭,所以孟子説“春秋無義戰”。所謂“無義戰”,是批評各諸侯國置周天子的權威不顧,破壞了尊卑秩序。如果説孟子站在政治秩序與道義的角度譴責諸侯國間的征伐戰爭的話,其他先秦諸子更在戰爭的慘禍上給予了深刻的批判。老子説:“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老子主張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墨子也痛斥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無盡的災難:搶劫財富、殘害無辜、貽誤農時。所以他主張,以德義服天下,以兼愛來消弭禍亂。總之,傳統中國的戰爭觀,有着人文關懷與強烈的道德批判。

同樣,《孫子兵法》十三篇,雖然篇篇是討論謀略,但在篇中那些討論政治和道德的語言頗有深意。如《計篇》裏説:“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茲事體大,關乎着國家、人民的生死存亡,所以“經之以五事”。“經”是量度、分析研究,“五事”則“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是“令民與同意也”。戰爭問題必須要使百姓同意而得到支持。這也是荀子所言“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天”是指氣候,“地”是指地形,“將”是指揮軍隊,“法”是法度編制。在孫子看來,“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修道”是修明政治,“保法”是確保法制實行。由此,才能把握戰爭的決定權。戰爭可以解決問題,但戰爭造成的危害是極大的,不瞭解“危害”,就不知道“有利”。由此,“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慎重對待戰爭是《孫子兵法》裏最核心問題。因為戰爭可能造成“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所以孫子告誡:“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以戰爭掠城攻地,在孫子看來不是戰爭的最終目的。孫子説:“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百戰百勝,不是高明中的高明者,不用戰爭的屈服敵人,這才是最高明的人。所以“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孫子主張儘量不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存亡問題,其思想應受到中國文化中“人本”觀念的影響。在連年戰爭的慘烈禍害下,人們思考弭兵止戰辦法就是以道德制約戰爭。所以,我們看《孫子兵法》十三篇的內在邏輯,“屈人之兵而非戰”,必推崇“謀略之法”。謀略的本質是“詭”、“詐”,這是曹操所注“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謀略非常重要,善用謀略,不戰而勝。因此孫子強調“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過,即便孫子重視謀略的重要性,他也要告誡人們運用謀略的前提仍然是以道德為“體”,以謀略為“用”。如細心讀《孫子兵法》“用間篇”便可體會其中的意涵精義。“用間篇”雖然是講如何使用五類間諜竊取情報的方法。但是在“用間”的前提上,孫子則強調“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只有“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作為兵書的《孫子兵法》也非常強調道德倫理的重要性,所以唐代著名詩人杜牧註解《孫子兵法》説“古之兵柄,本出儒術”。

企業文化是“道”,經營模式是“術”

孫子講的用兵之法,如“知彼知己”、“先勝而後戰”、“以正合,以奇勝”、“我專而敵分”、 “避實而擊虛”、“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等戰略戰術雖然重要,但我以為,這些戰略戰術仍然是“術”而不是“道”。

何謂“術”?清代學者章學誠解釋:“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致諸用者也。”換言之,“術”就是理性認知的具體運用方法。“道”在中國哲學裏有多種説法,簡要概括是關於自然、社會、人所固有的因果性、規律性,由此比附為道德本體,以及人們超驗的體悟境界。所以,在中國文化中一直認為“道”是“本”,“術”是“末”;“道”是“體”,“術”是“用”。“術”不離“道”,不存在一個純粹的獨立的“術”。我們換種説法,中國企業今天在大量借鑑西方的企業管理經驗與制度的時候,往往忽略了西方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如果僅僅學習“惠普”的管理制度,而不理解“HP way”(即惠普之道)所講的內在價值,即:(1)相信、尊重個人;(2)追求卓越;(3)誠信;(4)公司的成功是大家的貢獻;(5)開拓、創新。沒有這些核心價值的支撐,就不可能完全運用惠普的管理制度。企業文化的價值觀是“道”,企業的經營模式與行為風格是“術”。“道”在“術”中,沒有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在管理制度中發揮作用,制度管理不會完善,甚至名存實亡。

所以,借鑑學習《孫子兵法》,只關注“謀略”、“詐道”,而全然不解孫子在兵法中所強調的道德關懷和人本精神,那是把《孫子兵法》庸俗化。二十世紀70年代,美國與歐洲的商學院的管理教育課程都開設了企業倫理課程的研究與教學。他們認為企業管理與經營行為是人的行為,因此從道德角度評價企業行為是不可或缺的。今天,我們在思考與建構中國企業文化時,不能僅僅以“利潤最大化”作為惟一的指標,應該思考如何將“公正”、“責任”、“誠實”等倫理觀念作為核心價值,運用到我們的經濟活動中。（王守常）

來源：慧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