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日經濟關係研究（精選3篇）

有關中日經濟關係研究 篇1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日經濟往來已有50年的歷史。在這50年中，特別是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的30年間，在市場原理和政府推動的作用下，兩國的經濟關係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已形成為包括產品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相互直接投資、金融合作、環保合作、日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經濟知識交流與政策協調等在內的多領域關係和包括從中央到各級地方及開發區，從官方、半官半民到民間這樣的多層次關係。

中日經濟關係不斷擴大

在貿易方面，中日貿易額從1972年的10.4億美元增加到20xx年的877.5億美元，20xx年間增長了80多倍。從1993年至20xx年，日本已連續九年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其中，在日本的進口方面中國將在近期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最大的進口對象國;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在20xx年首次達到對美出口的一半左右。從貿易結構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資源和農副產品等初級產品，以換取日本的機械設備、汽車、家電、鋼材等。進入90年代後，工業產品出口佔中國對日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在20xx年達到81.8%，其中紡織品和服裝佔31.5%，機械、儀器儀表佔27.2%，在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工業品中，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在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xx年日本向中國投資企業達22370家，累計協議金額約441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327億美元，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日本企業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直接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在華日資企業產品大量返銷日本，又促進了中國價廉質優的紡織品與服裝、機電類工業品的對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費者獲得實際利益。這種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早在90年代前中期就已形成，隨着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恢復增長，這種良性循環再次在更高層次上展現。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對日直接投資也開始有所增長。

截至20xx年7月底，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承諾提供日元貸款28292億日元，安排建設186個項目，中國實際使用日本政府貸款約19000億日元，約90個項目已建成投產。日元貸款一方面促進了有利於兩國貿易和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對擴大兩國經貿合作起到了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又通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國內市場擴大而對推動兩國經貿合作作出了間接貢獻。既然發展經貿合作是給雙方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日本對華ODA顯然也是對中日雙方都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

中日經濟關係意義重大

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充分證實了中日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目前，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紡織等輕工業品和一般耐用消費品等，而日本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高技術產品，這説明雙方相互出口的品種依然處在不同的附加價值層次上。至於在第三國，比如美國的市場上，中日兩國對美出口中形成競爭關係的產品比重大約只有16%。

由於這種互補性的存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也首先成為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和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以及轎車等耐用消費品的對華出口正在明顯增長。例如今年1～5月日本的轎車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加59%，攝像機增加72%，食品增加23%。事實正在應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預測，即日本是除中國外、由於中國加入WTO而獲得好處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在西部大開發和20xx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的背景下，日本的建設材料對華出口也有所增加，例如今年1～6月日本的水泥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37%左右。

從歷史變遷看，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正是周恩來所説的從“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到“工業中國，工業日本”這個歷史轉變過程的生動反映。隨着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儘管中日在部分工業品方面形成了競爭關係，但中日間貿易量不是縮小了，反而在迅速擴大，這正好印證了周所説的，“假如永遠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那麼關係是不能搞好的”，“只有中國工業化和日本工業化，才能和平共處，‘共存共榮’”。

從兩國經濟關係發展的效果看，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有利於促進兩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擴大兩國先進文化的交流，有利於增進兩國廣大人民的利益。總之，立足於“三個代表”理論的中國人，積極肯定中日經濟關係發展已經取得的成果和進一步發展兩國經濟關係的重要意義。

從地區乃至全球範圍看，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是經濟全球化潮流在中日兩國間的具體體現，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中日經濟關係已發展成為該地區日趨興起的網絡型經濟與國際分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在“中國製造”的最終產品中，包含着很多“日本製造”的高技術零部件等中間產品。作為世界上最大鋼鐵生產國(按產量計)的中國每年仍要從日本進口大量高級鋼材。中國信息化的進展也導致日本生產的中間產品對華出口的增加，例如20xx年度東芝在中國銷售額的大約40%是面向中國家電企業的半導體等電子器件。在電視機領域日本專門生產高清晰度電視機，而中國專門生產標準型電視機，其單價相差懸殊。而作為中國大宗出口產品的標準型電視機當中，佔電視機成本一半以上的顯像管幾乎都是由日資企業生產的。而日資企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就要向日本總公司支付紅利、利息及專利使用費等，這又成為日本企業開發新的、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重要資金來源。從宏觀經濟看，在日本經濟低迷的形勢下，對華出口動向正在成為左右日本景氣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面向中國的出口年均增長15%，那麼，到20xx年日本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與對美出口持平，這意味着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外需”當中的“中國因素”的分量將日益接近“美國因素”的分量。總之，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已給中日雙方都帶來了巨大好處，中日經濟關係已經成為整個中日關係中最活躍、最有理性的部分，中日經濟關係發展這個事實本身成為對所謂“中國威脅論”最有力的駁斥。

還需指出，如果不是拘泥於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經濟全球化的視野放眼東亞大地，那麼，一幅世界性的工業密集地帶的生動畫面便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還包括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這意味着在歷史上作為特殊國家的特殊現象的、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工廠”到了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已經過時。在生產力方面，東亞工業密集地帶的形成與在生產關係方面東亞各國產業國際分工的深化，正在形成為奔向東亞經濟機制性合作的兩大潮流。

中日經濟關係的今後課題

現在，IT業界的人們喜歡講solution(解決方案)，如何使中日經濟關係在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兩國經濟各自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今後中日經濟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其中，發展兩國間的金融、貨幣合作以促進日本雄厚的民間資金與中國豐富的事業機會的結合(這被稱之為“中日經濟互補性的最突出方面”)，緩解匯率波動對兩國經貿關係的負面影響並預防潛在的金融危機;在加強兩國大企業之間的合作的同時重視加強兩國中小企業的合作;共同開發兩國民間企業能充分取長補短的實業模式;設計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與民間企業的對華直接投資的巧妙組合等等，有可能成為促使中日經濟關係發揮“雙贏”效果的一些重要思路。同時，也要將中日經濟關係放到東亞地區之中來考慮，通過發展兩國合作共同推進東亞地區合作，不僅要力爭“雙贏”，而且要力爭“多贏”。

如果説，迄今的中日經濟關係主要還是“工業化時代型”的關係，那麼，當前的課題是如何發展“信息革命時代型”的中日經濟關係，這包括加強信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強中日軟件業的合作，提高電子商務在中日貿易途徑中的地位等等。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中日兩國都是“改革中國家”，今後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繫於兩國改革的進展：改革的滯後可能對兩國經濟關係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成為引發貿易摩擦的誘因;改革的進展則可能導致兩國經貿與兩國改革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從而對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發揮更大作用。(作者為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

有關中日經濟關係研究 篇2

中日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的發展不是同步的，兩國經濟關係一般要好於和高於政治關係，即出現所謂的“政冷經熱”現象。進入新世紀，這種情況稍有變化。由於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錯誤史觀和推行對華強硬路線，使中日關係降到歷史谷底，中日經濟關係也受到衝擊，主要表現有：

中日貿易雖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但增速不能和兩國貿易的巨大需求與潛力相匹配，明顯落後於中國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如從20xx年至20xx年，中國同歐盟的貿易額由766.2億美元增至2723億美元，增長2.5倍，年均增速為25%;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額由804.8億美元增至2627億美元，增長2.3倍，年均增速為24%;中國同韓國的貿易額由359.1億美元增至1343億美元，增長2.7倍多?年均增速為27%;而中日貿易額由878億美元增至2073.6億美元，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遠落後於上述3家對華貿易的增長水平。

雙方貿易失衡趨於加劇。20xx年以前，兩國貿易大體均衡，以後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擴大之勢。20xx年中方逆差50.3億美元，20xx年增至240.8億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多年來，發展與日本貿易是中國外貿戰略的主攻方向，佔中國經濟分量甚重;近年來中日貿易佔中國經濟的分量下降，而佔日本經濟的分量明顯上升。20xx年前，日本連續20xx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大於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20xx年起，日本在對華貿易中落在歐盟、美國之後，居第三位。中日貿易量佔中國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減少，從1993年的20%降至20xx年的16.4%，再降到20xx年的11.8%。對日本來説情況剛好相反。近6年來，日中貿易年均增速為16.6%，遠高於同期日本外貿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貿易佔日本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上升，從20xx年的11.8%升至20xx年的17.2%。到20xx年3月底，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現在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遠大於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

日本雖然至今仍是對華的主要投資國，但投資速度及其在中國外資總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20xx年日本對華投資46億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對華提供的政府發展援助日趨減少，從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xx億日元減至現在每年僅提供幾百億日元。日本對華貸款更是逐年減少，甚至一度“凍結”，且設定了最終結束對華貸款的時間表。

中日經濟關係近年出現一些負面變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日本極右勢力抬頭，其鼓吹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對中日經濟關係造成衝擊。主要表現是：受中日政治關係低迷影響，日本國內出現對華經貿“風險論”，其鼓吹者提出要選擇別的國家作為日本新的重要貿易和投資夥伴，以沖淡和減低其對華經貿的依賴，即所謂“中國+1”方案;日本堅持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日本專家研究表明，如日本同中國建立自貿關係，可使其GDP年增0.5個百分點。儘管如此，日本卻寧願同遙遠的其他國家積極推進自貿關係建設，而不肯將與中國建立自貿關係一事提上日程。這些對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無疑會造成消極影響。

其二，日本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加築關税與非關税貿易壁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實施主要針對中國的農產品“肯定列表制度”，規定對799種農藥、獸藥及飼料添加劑設定總計達54782個殘留標準，是原標準的5.8倍;對沒有設定標準的，將執行“一律標準”，即含量不得超過0.01毫克/千克，幾乎為現有儀器的最低檢測限度。這些極其苛刻的規定嚴重影響了中國農產品對日出口。

其三，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產品升級換代加速，許多國產商品質量已接近或趕上日本產品的水平，而有些日本對華出口商品質量下降，使得中國消費者對日產品的青睞降温。同時，中國對外資的特惠政策有所變化，開始對內外資企業所得税率進行調整，使之趨於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企對華投資的積極性。此外，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漸提高，各國企業在華競爭激烈，也使日本對華投資增幅下降。日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來，經濟突飛猛進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已從發展中國家畢業”，因而減少了對華髮展援助。

有關中日經濟關係研究 篇3

2月22日聆聽了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研究司副司長郭克莎教授專題講座以後，使我受益匪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不但需要智慧、勇氣、信心和決心，我也深深懂得接受新知識、新理念，不斷充實自我。隨着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市場競爭的加劇，我縣外出務工人員也紛紛返鄉，經調查，今年年初，共有返鄉農民工15970人，其中女農民工6375人，如何幫助返鄉女工就業創業和增收致富，是擺在縣各級婦聯面前的一件大事。各級婦聯要高度重視，結合實際、整合資源、創新載體，激勵廣大返鄉女工自主創業、就近就業，並積極協助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做好返鄉女農民工工作。

在新的形勢下，縣婦聯將認真貫徹落實黨的xx大精神，堅持科學發展觀，以中國婦女“十大”、江蘇省婦女“十一大”會議精神為指導思想，以泗陽縣第十次黨代會第二次會議精神為工作中心，始終堅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找準婦聯工作的切入點和着力點，把握工作的新特點、新規律，探索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切實履行好組織婦女、引導婦女、服務婦女和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職責，以“爭做時代新女性，推進和諧新發展，共建美好新泗陽”為主題，以“緊盯大項目，幹好大項目”為目標，號召全縣婦女大力開展“巾幗創業建功行動”、“萬名婦女培訓行動”、“愛心陽光援助行動”等三大行動，進一步發揮婦聯組織協調優勢，不斷開創婦女工作新局面。

為了加強對返鄉婦女教育培訓，儘快掌握實用技術，快速提升技能水平，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走出困境和低谷，作為縣婦聯主席就強化對返工農村婦女培訓，提高她們的素質，拓寬她們的就業渠道，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一、加強領導，確保工作取得實效。各級婦聯要把返鄉女農民工工作作為服務“三農”的重要內容，作為關係婦女民生的重大問題，作為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一項重要舉措來抓。

二、加強調研，摸清底數。2月19日專門下發《關於做好返鄉女農民工有關工作的通知》(泗婦發[20xx]09號文件)，要求各級婦聯要一把手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並明確專人負責，認真抓好返鄉女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就業服務、權益保障等工作。掌握返鄉女農民工的基本情況。充分調動基層婦聯組織尤其是鄉鎮、村級婦代會組織的工作積極性，通過走訪村(社區)、組、户，開展了調查摸底，及時準確掌握了返鄉女農民工的基本情況;及時瞭解情況，準確提供信息。

三、開展培訓，提高返鄉女農民工的就業再就業技能。加強與勞動農林、教育、科技等部門的密切聯繫，要結合地方特色、產業特點和女性特色，組織返鄉女農民工參加縫紉、手工編織、電子、農產品加工等方面的技能培訓，使她們充分享受國家培訓優惠政策，提高就業再就業能力;依託本地的工業園區，大力發展技信培訓，開展了缺工企業與返鄉女農民工崗位對接，實現返鄉女農民工的就近轉移、就業。

四、拓寬渠道，為他們提供創業平台

積極為返鄉創業女性爭取創業場地、税收優惠、金融信貸、就業扶持、創業服務等優惠政策和項目資金，為她們提供創業培訓、項目推介等指導和服務。

五、強化維權，切實維護返鄉女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積極協調勞動保障、信訪、司法、等部門，着力解決當前返鄉女農民工反映比較多，與農民羣眾切實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如拖欠剋扣工資、工傷事故和重大疾病賠償等困難;利用各種形式宣傳、幫助廣大農村婦女增強法制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對嚴重侵害婦女權益的案件及時跟蹤，督促有關部門依法處理。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我們要始終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貫穿於婦女發展的全過程，樹立新的發展觀念，開拓新的發展思路，提出新的發展舉措。進一步統籌社會資源，搭建工作平台，促進婦女與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統籌協調、婦聯工作與其他相關部門工作的統籌協調，是婦女工作構建社會化工作格局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