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讀書心得體會（通用5篇）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體會 篇1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曾出版過20餘部著作，包括《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響巨大的名作。《娛樂至死》發表於1985年，該書從一問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傳媒對人們的思想、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的影響，表現了西方人文學者對社會一貫的睿智和憂慮，既發人深省，也讓人對作者的深切人文關懷肅然起敬;不僅有諸多精當之處，而且表現出了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持有的對社會有關發展狀況予以批判性審視的自覺性。該書自20xx年由章豔翻譯出版後，在國內立刻引起熱議，並獲得20xx年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該書的影響力十分巨大，為研究大眾文化不可不讀之書。

二

波茲曼提出的觀點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整體娛樂化趨勢密切相關。

從社會思潮方面來看，傳統的價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顛覆。以“節儉”、“勤奮”、“穩定”為主要特徵的社會規範逐漸被以享受和身體感官的滿足為核心的享樂文化所取代。整個社會開始注重自我個性發展、“感性解放”，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娛樂精神，西方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受到愈來愈多人的歡迎，追隨商品交換法則的文化工業，讓受眾淹沒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時尚化的消費行為以及膚淺化的審美情趣之中。

從傳媒體制來看，美國主流傳播媒體的運作方式都是商業化的，營運的根本目的在於賺取利潤。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瑪羅理•沃伯認為，“越不用花腦筋、越刺激的內容，越容易為觀眾接受和欣賞，這幾乎是收視行為的一項鐵律。”因此，為獲得收視率，贏得廣告客户的青睞，媒體在內容選擇、內容形態上有很明顯的媚俗取寵傾向。

總的來説，西方社會在經歷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動盪後，在八十年代終於再次安定了下來。但傳統上重視節儉和勤奮、反對縱慾享樂的新教倫理已被倡導感性解放的自由運動衝擊得七零八落。在

一場轟轟烈烈的感性革命後，人們再也找不到不去享樂的理由。八十年代後美國社會開始轉型，美國民眾變得更加現實，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機統治下提供的深奧信息，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電視時代提供的膚淺而有趣味的內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寫作《娛樂至死》來批評電視媒介對於人整體生活方式和社會總體存在方式的負面影響。

三

波茲曼認為從古至今人類的交往媒介主要經歷了三種形式，即從口語到鉛字再到電視。每種媒介對於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質中心的形成都有着決定性影響。比如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前的口語時代，作為生活經驗濃縮的諺語和典故受到人們重視。久經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們作為調節爭端的“法庭”判詞。而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後，人們更看重印刷出來的文字的權威，而不再是口頭語言。口語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賴的對象。從口語到鉛字的媒介轉換在波茲曼看來是一次巨大的智力進步，它使得話語變得更加嚴肅和理性。

但是，為了吸引觀眾，電視不得不追求節目的新鮮和刺激。時不

時地以各種奇聞軼事和娛樂噱頭來控制觀眾注意力。電視看似給我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戰爭、災難、事故、政治、科技等無所不包。但這些信息卻幾乎沒有多大價值。它的重要性似乎僅取決於電視播放的範圍和速度，以及時為我們增添一道茶餘飯後的談資。這些信息根本無須我們“理解”，只要“瞭解”就夠了。我們只是在“看”電視，而不是“讀”。用波茲曼的話説，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們。”

四

不可否認，電視的娛樂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沒有哪一種節目能像娛樂節目一樣，可以如此徹底地摒棄觀眾的各種差異，在不同階層的觀眾面前實現如此平等的溝通;也沒有哪一種節目可以為範圍廣大的觀眾提供輕鬆忘我的休憩環境，讓觀眾在緊張的社會節奏下進發會心的微笑。正如波茲曼所説，“我們要反思和批判的並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一種“泛娛樂化”現象。”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消解崇高、解構經典、惡搞歷史、窺視明星。我們的政治、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大眾傳媒已經被影視劇、綜藝節目、八卦新聞所充斥。“讀圖”時代確實給我們一道道視覺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時間的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如此豐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義的東西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電子媒介傳達的訊息，卻忘了思考或來不及思考。如此過度的娛樂讓我們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五

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 如果還意識不到它的後果, 真是不可原諒。我們人類無法命令電子媒介時代倒退回印刷機時代，完全拒絕電子媒介是極端而愚蠢的。我們應該探索的是，怎樣去利用這些媒介——用另一種方式, 繼續我們的生活,拯救我們的文化。

莊子説“至樂無樂”。就連最倡導快樂之上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也認為真正的歡樂在於內心的平和，而並不是感官的滿足。不知我們在一次次短暫的、批發式的快感之中，是否離真正的快樂越來越遠?成了只會娛樂卻不懂快樂的動物?

在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該認真思考“娛樂至死”這樣一個命題。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體會 篇2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曾出版過20餘部著作，包括《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響巨大的名作。《娛樂至死》發表於1985年，該書從一問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傳媒對人們的思想、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的影響，表現了西方人文學者對社會一貫的睿智和憂慮，既發人深省，也讓人對作者的深切人文關懷肅然起敬;不僅有諸多精當之處，而且表現出了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持有的對社會有關發展狀況予以批判性審視的自覺性。該書自20xx年由章豔翻譯出版後，在國內立刻引起熱議，並獲得20xx年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該書的影響力十分巨大，為研究大眾文化不可不讀之書。

二

波茲曼提出的觀點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整體娛樂化趨勢密切相關。

從社會思潮方面來看，傳統的價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顛覆。以節儉、勤奮、穩定為主要特徵的社會規範逐漸被以享受和身體感官的滿足為核心的享樂文化所取代。整個社會開始注重自我個性發展、感性解放，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娛樂精神，西方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受到愈來愈多人的歡迎，追隨商品交換法則的文化工業，讓受眾淹沒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時尚化的消費行為以及膚淺化的審美情趣之中。

從傳媒體制來看，美國主流傳播媒體的運作方式都是商業化的，營運的根本目的在於賺取利潤。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瑪羅理沃伯認為，越不用花腦筋、越刺激的內容，越容易為觀眾接受和欣賞，這幾乎是收視行為的一項鐵律。因此，為獲得收視率，贏得廣告客户的青睞，媒體在內容選擇、內容形態上有很明顯的媚俗取寵傾向。

總的來説，西方社會在經歷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動盪後，在八十年代終於再次安定了下來。但傳統上重視節儉和勤奮、反對縱慾享樂的新教倫理已被倡導感性解放的自由運動衝擊得七零八落。在

一場轟轟烈烈的感性革命後，人們再也找不到不去享樂的理由。八十年代後美國社會開始轉型，美國民眾變得更加現實，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機統治下提供的深奧信息，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電視時代提供的膚淺而有趣味的內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寫作《娛樂至死》來批評電視媒介對於人整體生活方式和社會總體存在方式的負面影響。

三

波茲曼認為從古至今人類的交往媒介主要經歷了三種形式，即從口語到鉛字再到電視。每種媒介對於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質中心的形成都有着決定性影響。比如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前的口語時代，作為生活經驗濃縮的諺語和典故受到人們重視。久經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們作為調節爭端的法庭判詞。而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後，人們更看重印刷出來的文字的權威，而不再是口頭語言。口語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賴的對象。從口語到鉛字的媒介轉換在波茲曼看來是一次巨大的智力進步，它使得話語變得更加嚴肅和理性。

但是，為了吸引觀眾，電視不得不追求節目的新鮮和刺激。時不

時地以各種奇聞軼事和娛樂噱頭來控制觀眾注意力。電視看似給我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戰爭、災難、事故、政治、科技等無所不包。但這些信息卻幾乎沒有多大價值。它的重要性似乎僅取決於電視播放的範圍和速度，以及時為我們增添一道茶餘飯後的談資。這些信息根本無須我們理解，只要瞭解就夠了。我們只是在看電視，而不是讀。用波茲曼的話説，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們。

四

不可否認，電視的娛樂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沒有哪一種節目能像娛樂節目一樣，可以如此徹底地摒棄觀眾的各種差異，在不同階層的觀眾面前實現如此平等的溝通;也沒有哪一種節目可以為範圍廣大的觀眾提供輕鬆忘我的休憩環境，讓觀眾在緊張的社會節奏下進發會心的微笑。正如波茲曼所説，我們要反思和批判的並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一種泛娛樂化現象。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消解崇高、解構經典、惡搞歷史、窺視明星。我們的政治、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大眾傳媒已經被影視劇、綜藝節目、八卦新聞所充斥。讀圖時代確實給我們一道道視覺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時間的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如此豐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義的東西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電子媒介傳達的訊息，卻忘了思考或來不及思考。如此過度的娛樂讓我們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五

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 如果還意識不到它的後果, 真是不可原諒。我們人類無法命令電子媒介時代倒退回印刷機時代，完全拒絕電子媒介是極端而愚蠢的。我們應該探索的是，怎樣去利用這些媒介用另一種方式, 繼續我們的生活,拯救我們的文化。

莊子説至樂無樂。就連最倡導快樂之上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也認為真正的歡樂在於內心的平和，而並不是感官的滿足。不知我們在一次次短暫的、批發式的快感之中，是否離真正的快樂越來越遠?成了只會娛樂卻不懂快樂的動物?

在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該認真思考娛樂至死這樣一個命題。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體會 篇3

《娛樂至死》是我讀的尼爾波茲曼的第二部作品，上一部是《童年的消逝》。兩部作品都旗幟鮮明地對電子媒介(尤其是電視)做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鋭的批評。作者大力宣揚印刷媒介將人類帶入理性、文明的時代，而電子媒介儘管在技術上取得了更大的進步，但給予人們更多的是享受、娛樂，使人們逐漸喪失了思考的能力。正如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所言，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幾十年過去了，尼爾波茲曼的預言發展如何呢?《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想告訴讀者的是赫胥黎的預言，即毀掉我們的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而非奧威爾的預言，即極權壓迫。(時間有限，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未讀)，為此我特地讀了下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農場》，即另外一種預言。讀罷，冒一身冷汗。儘管中國現在民主法治逐漸步入軌道，奧威爾的預言似乎與我們再無瓜葛。但是，回頭看看歷史，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納粹時代的德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極其吻合的展現了奧威爾筆下的世界;放眼當下世界，剛剛垮台的卡扎菲政權、持續遭受軍政府統治的緬甸、屢屢挑釁國際法而不知悔改的北朝鮮等均經歷過或正在水深火熱的極權壓迫。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波茲曼筆下的美國，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持續享受着相對自由的政治、高度發達的經濟與科技、繁榮的文化所帶來的種種福利。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中國似乎從奧威爾的筆下一步步走到了波茲曼的筆下，改革開放是轉折點，儘管隨之而來一些先前沒有的問題，如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等，但瑕不掩瑜，即問題掩蓋不了歷史的巨輪向前推進產生的輝煌，最終也不會阻擋歷史前進的腳步。

波茲曼認為電視的娛樂性會把人類從理性的公民變成不再思考的傻瓜，他顯然嚴重低估了受眾的智商和情商。即使電視如波茲曼所説，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此種情況下娛樂是僅僅是手段，而手段可以大於內容對觀眾產生影響力。由此看出，波茲曼是魔彈論的忠實信徒和發揚者，他忠實的相信電視以娛樂手段作用於觀眾的強大力量，並且不限內容，只須有一種娛樂手段就能產生出槍彈射入身體的效果。要達到波茲曼所説的效果，觀眾應該做到以下幾點：電視成為唯一接觸外界事物的媒介;電視説什麼就信什麼;只看電視而不再進行人際溝通;分不清電視裏的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界限等。顯然，電視環境下長大成人的美國人依然有眾多好手考上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而且他們取得的成就絲毫不比前人(即生活在電子媒體出現前的人)差。由此可見，電視沒有阻止精英的輝煌。 波茲曼號稱印刷時代的人多麼具有理性的光輝、思辨的能力，但史上種種喪失理性的羣體暴力事件均出現在印刷時代或以印刷為主的時代，法國大革命、德國法西斯、中國文革等，電視的流行是人們變得不再思索、感情用事，但卻再無此類破壞巨大的羣體事件。當然這其間的主要差別並不在於印刷和電子的差異導致，我在這裏只是想説明電視也好，報紙也好，均是一種媒介，對人的思想、行為並不起關鍵的支配作用。技術是為人服務的，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技術，而非有什麼樣的技術就有什麼樣的人。每種技術都有自己的議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種隱喻，我同意技術存在隱喻，但揭示隱喻的是人，而且人在隱喻起作用的過程中扮演決定性角色。所以，比起尼爾波茲曼，魔彈論觀點的代表者誇大其詞的能力顯然略遜一籌。

人有追求快樂的權利，而人活着的最終目的也無非就是不斷追求更大的快樂。同時，人與人之間又是差異化的，即對快樂各有各的定義和理解。政客爭權，商人逐利，學者求真，都是對快樂的嚮往。對於平民百姓來説，衣食無憂、家庭和睦已經是莫大的幸福，他們對於政治常常不抱太大興趣。波茲曼認為電視將政治娛樂化，一個選民同時又是電視觀眾的話，恐怕很難做出理性的選擇，只能浪費手中的選票，最終喪失政治話語權。按照波茲曼的觀點，如果選民不是一個電視觀眾，而是一個崇尚閲讀的人，他必將在選舉中做出理性的選擇，選出合適的公職人員。我完全同意比起視聽元素文字有助於培養理性思維的觀點，但是這一點在政治上不靈。人類歷史發展表明，精英統治平民、平民有所制約是目前最為合理、有利的政權組織形式，如果二者角色對調，往往引起軒然大波和社會動盪。相比較，精英是理智的，平民在這方面較為欠缺，如果平民通過學習開始變得理智，那他會逐漸向精英階層流動，或者推翻現有的精英階層，自己掌權。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而廣大平民並不具備這樣的特質，而他們也沒有必要具備。因此，波茲曼無需為他們擔心，政治是複雜的遊戲，平民多是看客，而看客只需帶着眼睛和好心情就行。尼爾波茲曼擔心的是統治階級以以娛樂麻痺民眾，這樣的擔心有一定道理，但比起歷史，如今可以娛樂政治是社會開放和民主風氣的表現，是歷史的進步。文明不是一步到位的，循序漸進才有章可循。

在看書的過程中，還有一些不敢苟同的觀點，如對麥克盧漢的盲信，電視信息行動比極低，電視取代教室的功能等。有趣的是，對於一些作者引用的觀點，我卻極為推崇。西塞羅説過，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們擺脱現實的奴役，而現在的年輕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為了適應現實而改變自己。中國小教育不用再説，一切為了分數。高校的學生不再苦惱於分數，但畢業時找工作、考研的種種心態和動作極其吻合了西塞羅的説法。約翰杜威在《經驗和教育》中寫道，也許人們對於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其實，伴隨學習的過程形成持久的態度也許比拼寫課或地理歷史課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態度才是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東西。這個觀點主要是有感於自己的考研過程和過年回家遇見剛上國小一年級的小侄子貪玩、不愛學習。一段時間積極努力的自主學習，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受益終身。如果小孩從小就缺乏好的學習習慣和方法，將來恐怕很難在學業上走得更遠。在中學時代，所謂差生不如優等生的地方不在於國小那點皮毛知識，而在於多年來養成的學習習慣和方法，它們影響的不僅僅是中學，有可能是一生。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體會 篇4

閲讀之前，完全沒有意料到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書，並且徹底顛覆了我對無比強勢的電視媒體在傳播信息方面作用的認識和看法。從根本上迫使我儘可能地約束自我遠離被娛樂主宰的電視媒體，嘗試回到書本中，更多地閲讀和思考。媒介即信息，十數載以來，都是把電視媒體作為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都自鳴得意地以為獲取信息的過程是一個舒適的寓教於樂的過程，當認識與觀念被傾覆，當得知把無知當知識的過程維持了數年，改變無疑成為了一個十分艱難並且痛苦的過程。

對於這樣一本書，十幾年教育積攢起來的知識結構和背景完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適當的評價，在這裏，只能並且也心甘情願地用仰望的姿態去閲讀和思考它。

當然，一切的收穫都只有當我能夠適當地表達和闡述的時候才是真正屬於我的。

關於電視的單純娛樂性

電視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捨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

電視中表現的世界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

圖像的力量足以壓倒文字並使人的思考短路。

(電視觀眾)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

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於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而且在於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麼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知識，我們該怎麼辦呢?

電視最大的長處是它讓具體的形象進入我們心裏，而不是讓抽象的概念留在我們腦中。

關於歷史

歷史不僅是一個世界，而且是一個活的世界，虛幻的反而是現時的。

歷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殘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現代技術通過為民眾提供一種政治形象、瞬間快樂和安慰療法，能夠同樣有效地讓歷史銷聲匿跡，也許還更恆久，並且不會遭到任何反對。

關於教育

約翰杜威：課程內容是學習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東西，也許人們對於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其實，伴隨學習的過程形成持久的態度更為重要，這些態度才是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東西。

教育哲學家們認為獲得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其中必然有各種約束的介入。他們認為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

西塞羅説過，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擺脱現實的奴役，而現在的年輕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為了適應現實而改變自己。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祕感，我們才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

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在這裏，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體會 篇5

一個學者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能清楚注意到平凡表象下的深刻論題，並對此進行理性的認識。如果他的觀念、思想能夠預示未來的社會，為將來的人們所借鑑，那就更難能可貴了。有人説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的判斷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他們都具有顛覆性，我們太習慣於某種媒介，從而喪失了對他的判斷力。作為麥克盧漢思想的追隨者和繼承者，尼爾•波茲曼的思考在對電視習以為常的社會裏變得十分有價值，我們今天的媒體和社會驚人地印證了他在《娛樂至死》裏提出的警示。

一、對兩個相悖的預言的看法

《娛樂至死》是尼爾•波茲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它作者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媒體和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波茲曼以美國電視為文本，對電報發明之後電視媒體影響下的人們的思想、認識方式還有大眾文化的發展趨勢做出了分析，並得出“娛樂至死”的結論。他在設定“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這樣的前提後，在下面的章節中論證了兩個問題：一，在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話語“清晰易懂，嚴肅而有理性”;二，在電視的統治下，這樣的話語“變得無能而荒唐”。“在這裏，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這是波茲曼對奧爾德斯•赫胥黎1932年發表的科幻小説《美麗新世界》在理論上的詮釋，認為人們會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與《美麗新世界》觀點相反的是喬治•奧威爾的小説《一九八四年》，描述了一個處在獨裁統治之下的恐怖世界。網上曾流傳着一副漫畫，它比較了赫胥黎和奧威爾的這兩部作品 。

二者的擔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美國來看，1984年的預言並沒有應驗，人們在空洞的笑聲中走進了美麗新世界的大門。正如波茲曼所説，從歐洲人踏上北美大陸開始，美國就從原始狀態直接跳躍進入了印刷時代。“那時的公共事務是通過印刷品來組織和表達的，並且這種形式日益成為所有話語的模式、象徵和衡量標準。”印刷時代可以用嚴肅、理性、客觀、有序、具有邏輯性等幾個詞概括。他認為印刷術總的來説是利大於弊的，它是真理最合適的外衣。波茲曼給出的例證是有力的，我們今天怎麼也無法想象津津有味地聽兩個政客用抽象的語言、複雜的長句辯論7個小時的場景。這是印刷時代特有的印記，印刷術規定着人們的思維習慣，追求主題的嚴肅性，意義的豐富性。波茲曼追憶着“those old good days”。然而電報的發明導致了時間和空間分離(吉登斯也有關於大眾傳媒造成時-空分離現象的精彩闡釋)，技術的發展讓無數與人們無關的宂餘信息撲面而來。

波茲曼和赫胥黎最擔心的不在於洶湧而來的信息，而是人們在技術對感官的刺激下喪失自我，由新技術新媒介構建的文化也成為了人類精神的麻醉劑。波茲曼認為媒介是有其偏向的，而電視之所以成為電視，就是因為它能“看”，色彩斑斕的畫面的電視屏幕上輪番上陣，又稍縱即逝。然而畫面是不能表達抽象意義的，電視的特質使得它不得不拋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的刺激的追求。新聞(被人們信誓旦旦地認為是嚴肅的)，宗教，甚至教育都通過電視構建的社會進行娛樂的表達。最終文化淪落為荒唐的滑稽劇，精神枯竭。這就是恐怖之處，電視不僅僅是娛樂，它構建着我們的公共話語，還控制着思想、精神、文化。魯健就在他的一篇文章《重讀<娛樂至死>》中説到：“(娛樂至死)已不僅僅是一本傳媒學或文化批判學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學著作，它涉及到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對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娛樂至死》這本書是在1985年出版的，那時波茲曼就已經在做“至死”的呼號了，如果看見今天的美國電視，他非氣得從墳墓裏跳出來不可。不僅是美國，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電視的影響下走上了娛樂化的道路，這的確值得人們去關注。

二、互聯網時代的娛樂至死

在互聯網還沒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娛樂至死》誕生。那時電視已在美國普及，而電腦大概還只是實驗室裏的巨大怪物。但波茲曼在書中根據電視得出的結論，在互聯網時代卻顯得更為正確。波茲曼對互聯網還存在着一些幻想，尤其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他自問：“有沒有一種傳播技術具備某種潛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然後自答：“唯一具備這種能力的技術是電腦。為了設計電腦編程，人們基本上必須學習一種語言，這意味着人們必須掌握複雜的分析技能，類似於一個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備的技能。”在波茲曼看來，似乎電腦是一個比電視更能定義一個人的智力的媒介。

而實際上，編程只是少數工程師的工作，大部分網民利用電腦和互聯網的一般目的也只是消遣和娛樂，還是娛樂。而且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不用經過什麼特殊訓練就能熟練地“surf the internet”。而且互聯網上的信息相對電視來講普遍缺乏把關程序，得到信息也更為容易和豐富，多媒體全媒體的信息呈現形式更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網上點擊量高的都是帶腥味兒的新聞，惡搞比嚴肅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從狹義的“娛樂”來説，中國的網絡遊戲用户規模就已經是3.04億這個龐大的數字，而中國網民的規模也才4.57億(數據來自CNNIC的《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根據波茲曼對電視的看法我們可以推論，電腦把非線性、無邏輯、無語境演繹到了極致。或許我們更該警惕的是電腦和網絡把電視、報紙、廣播等“還算好”的媒體引向娛樂至死的道路。新媒體壓倒傳統媒體而大行其道的時代已經在漸漸逼近了。

三、中國傳媒業會“娛樂至死”嗎?

再來看我們中國的傳媒業，人們是否會“娛樂至死”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地思考。

我們能很容易地理解奧威爾為何會寫出1984的故事：剛剛走出戰爭的人類，在社會心理上普遍有一種對極權的恐懼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納粹的鐵蹄踐踏了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於是奧威爾的推論就順利成章了。

在筆者看來，這兩個相反的觀點都有失偏頗。奧威爾只看到了極權對信息的控制，而波茲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無用信息像病毒一樣擴散。而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兩種情況之間的尷尬境地。

中國曾長期處於奧威爾所説的“老大哥”時期，民眾的話語權被壓制，信息流通不暢，思想遭到禁錮，意向表達極為不自由。哈貝馬斯發現這種傳播模式的哲學基礎是“主體/客體”的傾斜模式。這樣單向度的傳播並不是真正的溝通。就中國的情形而言，我們曾長期生活在短缺時代——物資短缺，資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時代的生活培養了一種貪得無厭的心態，這種心態在面對信息問題的時候就是忘情地、不顧一切地擁抱和謳歌所謂的“信息時代”。然而對曾經經歷過集權制度的人們來説，信息閉塞、思想禁錮的可怕歷歷在目，西方式的民主和信息自由化無疑會讓人覺得如沐春風。中國的新聞體制使得信息較西方受到更多的控制，而政府封鎖掩蓋信息的習慣做法讓人們感到憤慨。然而中國的信息環境還是在發展的，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終究是漸漸從“前現代”傳播模式中得到解脱。

然而後腳剛要跨出狼窩，前腳又踏入了虎口。中國的媒體似乎也朝着娛樂化的方向狂奔而去。娛樂節目娛樂化也許是理所當然，曾經的“超級女聲”，今天的“非誠勿擾”，固然低俗化是研究所裏的老學者一時難以接受的，但稱呼它們為個性的解放也未嘗不可。然而我們看到中國的新聞(尤其是網絡新聞)、教育似乎也在一點點實現《娛樂至死》裏的預言。

弔詭的是，中國的媒體正在“狼窩”和“虎口”之間搖擺。我們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聯網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襲而來的行星讓人躲閃不及;我們害怕過度娛樂化，然而中國還有個機構叫廣電總局，還有個機構叫新聞出版總署，還有國新辦、信息產業部、外交部新聞司……它們會把我們的媒體拉入“正常的軌道”中來。當我們為今天中國媒體低俗庸俗媚俗的心痛不已、紛紛指責鞭撻的時候，看看美國的電視節目或許能找回一些自信——我們還遠遠沒有觸及娛樂的底線。

對於中國來説，奧威爾和赫胥黎兩個人的預言都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回到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本身，他對電視並不是完全否定的，波茲曼自己也承認在生活中不排斥電視。波茲曼的意思是，我們的文化精神是有救的。他在本書最後為逃離不堪結局提出瞭解決的方法：“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祕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波茲曼期待着學校能成為抵禦“技術壟斷文化”的最後防線，儘管希望渺茫。

在筆者看來，波茲曼大概是精英文化的擁躉，又或者是因為電報的出現，我們的社會才有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分野。人類社會是否最終在“無腦人”裏終結，我沒有能力作出論斷。但可以大膽揣測的是，如果人類喪失了安靜的閲讀學習和深入思考的習慣，社會也就止步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