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讀書心得（通用5篇）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 篇1

一個學者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能清楚注意到平凡表象下的深刻論題，並對此進行理性的認識。如果他的觀念、思想能夠預示未來的社會，為將來的人們所借鑑，那就更難能可貴了。有人説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的判斷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他們都具有顛覆性，我們太習慣於某種媒介，從而喪失了對他的判斷力。作為麥克盧漢思想的追隨者和繼承者，尼爾•波茲曼的思考在對電視習以為常的社會裏變得十分有價值，我們今天的媒體和社會驚人地印證了他在《娛樂至死》裏提出的警示。

一、對兩個相悖的預言的看法

《娛樂至死》是尼爾•波茲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它作者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媒體和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波茲曼以美國電視為文本，對電報發明之後電視媒體影響下的人們的思想、認識方式還有大眾文化的發展趨勢做出了分析，並得出“娛樂至死”的結論。他在設定“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這樣的前提後，在下面的章節中論證了兩個問題：一，在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話語“清晰易懂，嚴肅而有理性”;二，在電視的統治下，這樣的話語“變得無能而荒唐”。“在這裏，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這是波茲曼對奧爾德斯•赫胥黎1932年發表的科幻小説《美麗新世界》在理論上的詮釋，認為人們會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與《美麗新世界》觀點相反的是喬治•奧威爾的小説《一九八四年》，描述了一個處在獨裁統治之下的恐怖世界。網上曾流傳着一副漫畫，它比較了赫胥黎和奧威爾的這兩部作品 。

二者的擔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美國來看，1984年的預言並沒有應驗，人們在空洞的笑聲中走進了美麗新世界的大門。正如波茲曼所説，從歐洲人踏上北美大陸開始，美國就從原始狀態直接跳躍進入了印刷時代。“那時的公共事務是通過印刷品來組織和表達的，並且這種形式日益成為所有話語的模式、象徵和衡量標準。”印刷時代可以用嚴肅、理性、客觀、有序、具有邏輯性等幾個詞概括。他認為印刷術總的來説是利大於弊的，它是真理最合適的外衣。波茲曼給出的例證是有力的，我們今天怎麼也無法想象津津有味地聽兩個政客用抽象的語言、複雜的長句辯論7個小時的場景。這是印刷時代特有的印記，印刷術規定着人們的思維習慣，追求主題的嚴肅性，意義的豐富性。波茲曼追憶着“those old good days”。然而電報的發明導致了時間和空間分離(吉登斯也有關於大眾傳媒造成時-空分離現象的精彩闡釋)，技術的發展讓無數與人們無關的宂餘信息撲面而來。

波茲曼和赫胥黎最擔心的不在於洶湧而來的信息，而是人們在技術對感官的刺激下喪失自我，由新技術新媒介構建的文化也成為了人類精神的麻醉劑。波茲曼認為媒介是有其偏向的，而電視之所以成為電視，就是因為它能“看”，色彩斑斕的畫面的電視屏幕上輪番上陣，又稍縱即逝。然而畫面是不能表達抽象意義的，電視的特質使得它不得不拋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的刺激的追求。新聞(被人們信誓旦旦地認為是嚴肅的)，宗教，甚至教育都通過電視構建的社會進行娛樂的表達。最終文化淪落為荒唐的滑稽劇，精神枯竭。這就是恐怖之處，電視不僅僅是娛樂，它構建着我們的公共話語，還控制着思想、精神、文化。魯健就在他的一篇文章《重讀<娛樂至死>》中説到：“(娛樂至死)已不僅僅是一本傳媒學或文化批判學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學著作，它涉及到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對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娛樂至死》這本書是在1985年出版的，那時波茲曼就已經在做“至死”的呼號了，如果看見今天的美國電視，他非氣得從墳墓裏跳出來不可。不僅是美國，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電視的影響下走上了娛樂化的道路，這的確值得人們去關注。

二、互聯網時代的娛樂至死

在互聯網還沒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娛樂至死》誕生。那時電視已在美國普及，而電腦大概還只是實驗室裏的巨大怪物。但波茲曼在書中根據電視得出的結論，在互聯網時代卻顯得更為正確。波茲曼對互聯網還存在着一些幻想，尤其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他自問：“有沒有一種傳播技術具備某種潛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然後自答：“唯一具備這種能力的技術是電腦。為了設計電腦編程，人們基本上必須學習一種語言，這意味着人們必須掌握複雜的分析技能，類似於一個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備的技能。”在波茲曼看來，似乎電腦是一個比電視更能定義一個人的智力的媒介。

而實際上，編程只是少數工程師的工作，大部分網民利用電腦和互聯網的一般目的也只是消遣和娛樂，還是娛樂。而且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不用經過什麼特殊訓練就能熟練地“surf the internet”。而且互聯網上的信息相對電視來講普遍缺乏把關程序，得到信息也更為容易和豐富，多媒體全媒體的信息呈現形式更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網上點擊量高的都是帶腥味兒的新聞，惡搞比嚴肅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從狹義的“娛樂”來説，中國的網絡遊戲用户規模就已經是3.04億這個龐大的數字，而中國網民的規模也才4.57億(數據來自CNNIC的《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根據波茲曼對電視的看法我們可以推論，電腦把非線性、無邏輯、無語境演繹到了極致。或許我們更該警惕的是電腦和網絡把電視、報紙、廣播等“還算好”的媒體引向娛樂至死的道路。新媒體壓倒傳統媒體而大行其道的時代已經在漸漸逼近了。

三、中國傳媒業會“娛樂至死”嗎?

再來看我們中國的傳媒業，人們是否會“娛樂至死”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地思考。

我們能很容易地理解奧威爾為何會寫出1984的故事：剛剛走出戰爭的人類，在社會心理上普遍有一種對極權的恐懼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納粹的鐵蹄踐踏了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於是奧威爾的推論就順利成章了。

在筆者看來，這兩個相反的觀點都有失偏頗。奧威爾只看到了極權對信息的控制，而波茲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無用信息像病毒一樣擴散。而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兩種情況之間的尷尬境地。

中國曾長期處於奧威爾所説的“老大哥”時期，民眾的話語權被壓制，信息流通不暢，思想遭到禁錮，意向表達極為不自由。哈貝馬斯發現這種傳播模式的哲學基礎是“主體/客體”的傾斜模式。這樣單向度的傳播並不是真正的溝通。就中國的情形而言，我們曾長期生活在短缺時代——物資短缺，資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時代的生活培養了一種貪得無厭的心態，這種心態在面對信息問題的時候就是忘情地、不顧一切地擁抱和謳歌所謂的“信息時代”。然而對曾經經歷過集權制度的人們來説，信息閉塞、思想禁錮的可怕歷歷在目，西方式的民主和信息自由化無疑會讓人覺得如沐春風。中國的新聞體制使得信息較西方受到更多的控制，而政府封鎖掩蓋信息的習慣做法讓人們感到憤慨。然而中國的信息環境還是在發展的，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終究是漸漸從“前現代”傳播模式中得到解脱。

然而後腳剛要跨出狼窩，前腳又踏入了虎口。中國的媒體似乎也朝着娛樂化的方向狂奔而去。娛樂節目娛樂化也許是理所當然，曾經的“超級女聲”，今天的“非誠勿擾”，固然低俗化是研究所裏的老學者一時難以接受的，但稱呼它們為個性的解放也未嘗不可。然而我們看到中國的新聞(尤其是網絡新聞)、教育似乎也在一點點實現《娛樂至死》裏的預言。

弔詭的是，中國的媒體正在“狼窩”和“虎口”之間搖擺。我們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聯網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襲而來的行星讓人躲閃不及;我們害怕過度娛樂化，然而中國還有個機構叫廣電總局，還有個機構叫新聞出版總署，還有國新辦、信息產業部、外交部新聞司……它們會把我們的媒體拉入“正常的軌道”中來。當我們為今天中國媒體低俗庸俗媚俗的心痛不已、紛紛指責鞭撻的時候，看看美國的電視節目或許能找回一些自信——我們還遠遠沒有觸及娛樂的底線。

對於中國來説，奧威爾和赫胥黎兩個人的預言都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回到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本身，他對電視並不是完全否定的，波茲曼自己也承認在生活中不排斥電視。波茲曼的意思是，我們的文化精神是有救的。他在本書最後為逃離不堪結局提出瞭解決的方法：“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祕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波茲曼期待着學校能成為抵禦“技術壟斷文化”的最後防線，儘管希望渺茫。

在筆者看來，波茲曼大概是精英文化的擁躉，又或者是因為電報的出現，我們的社會才有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分野。人類社會是否最終在“無腦人”裏終結，我沒有能力作出論斷。但可以大膽揣測的是，如果人類喪失了安靜的閲讀學習和深入思考的習慣，社會也就止步不前了。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 篇2

看《娛樂至死》的時候，讓我想起了高中政治課上老師佈置的一道思考題，主要是讓我們通過材料分析現在越來越多的電視節目為了收視率而忽視主持人的素質和節目質量的行為。當初只是單純的作為一個政治思考題來回答，所看到的也僅僅是對“綠色收視率”的提倡，而現在，看了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才讓我從更深遠的方面看到了我一直所忽略甚至無知的地方，引發了我對現在電視甚至是整個媒介的傳播方式和人們娛樂心理的思考。

《娛樂至死》是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尼爾·波茲曼承續麥克盧漢對現代日常生活與媒介的內涵揭示，從娛樂的角度透視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他在這裏的文化批判，敏鋭而機智：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的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電視的一般表達方式是娛樂。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娛樂至死》的前言以兩個著名的“反烏托邦”寓言開篇，一是奧維爾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波茲曼指出，奧維爾所擔心的是強制禁書的律令，是極權主義統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喪失;而赫胥黎所憂慮的是我們失去禁書的理由，因為沒有人還願意去讀書，是文化在慾望的放任中成為庸俗的垃圾，是人們因為娛樂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懼於“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後者害怕“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波茲曼想告訴我們的是，奧維爾的預言已經落空，而赫胥黎的預言則可能成為現實，那將是一個娛樂至死的“美麗新世界”。

我不得不承認，尼爾·波茲曼準確且殘忍地直指出了問題的重心，他對以電視文化為代表的“娛樂”已經或即將帶來的悲劇性結局給予了毫不掩飾的預示或者説是定論。對於這赤裸裸的結論也使我不得不開始思考，作為傳媒學院的學子，作為未來傳播媒介裏的工作者甚至改革者，我們該怎樣在這最基礎的學習階段理清我們的努力方向?是要追逐着大眾的腳步和發展軌跡繼續“娛樂”下去，然後在某一年某一天帶領着眾人一起步上“娛樂至死”的悲劇道路，還是開始正視這個擺在我們面前嚴峻而悲哀的形勢，想方設法開闢出另一條道路來挽救正在邁向“娛樂至死”的傳媒媒介?當然，任何有腦子的人都知道，前者的路走起來會更順暢一些，但是結局卻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娛樂至死”，空洞的不再會思考的人類社會，只能每天倚靠着電視或網絡裏娛樂的沒有任何“營養”的內容來填充閒暇的生活，這種悲哀的結局是思想墮落的產物;後者的路或許不像前者的路那麼容易走，甚至還會遇到重重未知的阻礙和羈絆，但只要人們有了這樣的意識，並願意去正視和付出行動，我相信，擺脱“娛樂至死”的結局只是時間問題。當然，我也並不是説完全不要娛樂，娛樂是必要的，只是不能上升為主要的，當娛樂上升為主要的，那就真的應驗了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我們論述了半天結果也就成了人們拿來聽聽看看的娛樂一下的“小節目”。

當今社會，是信息飛速發展的時代，是電視和網絡的時代，娛樂不可避免地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題，或許，撇除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的悲劇預示，我們還是可以讓娛樂成為我們工作學習之餘拿來調節身心的一劑放鬆藥劑，只是現在的情勢似乎已經超出了我所説的“讓娛樂只做必要而不要上升到主要”的觀點。現在的情勢是我們隨便打開一個頻道，就能看到許多娛樂節目，隨便上上網，各種八卦新聞滿天飛，特別是現在的各種選秀節目，從面對草根的超級女聲，到面對明星的舞林大會，甚至流傳在電視和網絡上的一些嚴肅的話題都難以避免被娛樂化的命運。

就像我之前所説的觀點，我不反對娛樂，只是在它成為“必要”時我們要嚴加防守，杜絕讓它成為“主要”。娛樂本身沒什麼對與錯，只是它所佔據的位置決定了它是否會遭到批判，而目前這種泛娛樂化的傾向讓娛樂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被警惕和批判的熱門話題。説到娛樂化，中國台灣可能算是一個極至了，在那裏的政治圈象演藝圈，演藝圈象政治圈。任何人都可以跳上台表演幾下，在“國會”上可以撕破臉皮打架，也算是一大奇觀了。民主是民主了，不過這種民主卻透露出一種衰朽的氣息。這樣的例子給我們的思考和“榜樣”，我想不是我們能避而不見，充耳不聞的吧?反觀中國的傳播媒介市場，作為我們國家的中央電視台，也難逃娛樂化的命運。從十套幾個節目的變化我們就能感覺到電視節目娛樂化的傾向。《百家講壇》請來的都是名家，讓他們對某部書或者某個事件做分析、講解，為了適用更多觀眾的要求，爭取更多受眾，演講者俏皮幽默的舉止言行、出位的觀點是首要的，嚴密的論證被放到了後面(當然，這是被電視傳播特點所決定了的)，製作者在單調畫面中間不時插播精心製作的圖片、視頻等以取悦觀眾。當然，易中天和劉心武在演講之餘引發的討論熱潮是製作者沒想到的，這樣娛樂化的爭論方式讓《百家講壇》受到更多人關注更在製作者意料之外。不得不説，讓嚴肅節目娛樂起來是電視節目製作者和觀眾共同努力的結果。再比如《百科探密》欄目，原來探討科學話題的節目在娛樂化的傾向下開始追求獵奇的賣點，誇大處理各種視覺效果，營造詭異、驚悚的氛圍。連一個國家的電視台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娛樂”的傳播媒介，我們還能裝作視若無睹地繼續跟着大家一起“娛樂”下去，直到走上“娛樂至死”的結局嗎?當然不能。我們要做的，不是繼續視若無睹地“娛樂”下去，然後在“娛樂至死”的結局面前毫無反抗能力的淪為“被娛樂”的對象。而是要站出來，對這瘋狂的“娛樂”發展趨勢加以遏制，讓它永遠只能呆在“必要”的位置，而沒有機會爬到“主要”的位置。

在《娛樂至死》裏，我們還有一個不得不重視的問題，那就是電視的出現對書籍的衝擊。當然，電視是承載傳播“娛樂”的主要媒介，不過波茲曼並非對電視進行譴責，他承認其在生活中的合理性，他所擔心的是當電視成為生活中主流，人們的思維和文化氣候會被徹底改變。當人們習慣了用娛樂化的標準評價事物時，他們會拒絕思考，把娛樂性、自身的滿足看作是最重要的，並完全的合理化，而且電視對書籍的衝擊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對少年和兒童，當人們都把感官的刺激和瞬間的愉悦視為要義，文化也就隨之失去了思考的深度，變成碎片一樣的東西。總的來説，還是“娛樂化”所帶來的需要深索的問題，説多了反而也成為了一種趨附“娛樂至死”的論調了。

如今的狀況已經不存在是非對錯的判斷了，娛樂的呼聲自然有他巨大的合理性，只是希望對自己所在的時代和環境有清醒認識的人，可以讀一讀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或許這會對你有所觸動和助益，至少不要淪為推動“娛樂至死”結局裏的一員。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 篇3

閲讀之前，完全沒有意料到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書，並且徹底顛覆了我對無比強勢的電視媒體在傳播信息方面作用的認識和看法。從根本上迫使我儘可能地約束自我遠離被娛樂主宰的電視媒體，嘗試回到書本中，更多地閲讀和思考。媒介即信息，十數載以來，都是把電視媒體作為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都自鳴得意地以為獲取信息的過程是一個舒適的寓教於樂的過程，當認識與觀念被傾覆，當得知把無知當知識的過程維持了數年，改變無疑成為了一個十分艱難並且痛苦的過程。

對於這樣一本書，十幾年教育積攢起來的知識結構和背景完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適當的評價，在這裏，只能並且也心甘情願地用仰望的姿態去閲讀和思考它。

當然，一切的收穫都只有當我能夠適當地表達和闡述的時候才是真正屬於我的。

關於電視的單純娛樂性

電視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捨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

電視中表現的世界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

圖像的力量足以壓倒文字並使人的思考短路。

(電視觀眾)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

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於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而且在於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麼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知識，我們該怎麼辦呢?

電視最大的長處是它讓具體的形象進入我們心裏，而不是讓抽象的概念留在我們腦中。

關於歷史

歷史不僅是一個世界，而且是一個活的世界，虛幻的反而是現時的。

歷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殘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現代技術通過為民眾提供一種政治形象、瞬間快樂和安慰療法，能夠同樣有效地讓歷史銷聲匿跡，也許還更恆久，並且不會遭到任何反對。

關於教育

約翰杜威：課程內容是學習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東西，也許人們對於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其實，伴隨學習的過程形成持久的態度更為重要，這些態度才是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東西。

教育哲學家們認為獲得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其中必然有各種約束的介入。他們認為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

西塞羅説過，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擺脱現實的奴役，而現在的年輕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為了適應現實而改變自己。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祕感，我們才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

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在這裏，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 篇4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曾出版過20餘部著作，包括《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響巨大的名作。《娛樂至死》發表於1985年，該書從一問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傳媒對人們的思想、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的影響，表現了西方人文學者對社會一貫的睿智和憂慮，既發人深省，也讓人對作者的深切人文關懷肅然起敬;不僅有諸多精當之處，而且表現出了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持有的對社會有關發展狀況予以批判性審視的自覺性。該書自20xx年由章豔翻譯出版後，在國內立刻引起熱議，並獲得20xx年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該書的影響力十分巨大，為研究大眾文化不可不讀之書。

二

波茲曼提出的觀點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整體娛樂化趨勢密切相關。

從社會思潮方面來看，傳統的價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顛覆。以節儉、勤奮、穩定為主要特徵的社會規範逐漸被以享受和身體感官的滿足為核心的享樂文化所取代。整個社會開始注重自我個性發展、感性解放，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娛樂精神，西方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受到愈來愈多人的歡迎，追隨商品交換法則的文化工業，讓受眾淹沒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時尚化的消費行為以及膚淺化的審美情趣之中。

從傳媒體制來看，美國主流傳播媒體的運作方式都是商業化的，營運的根本目的在於賺取利潤。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瑪羅理沃伯認為，越不用花腦筋、越刺激的內容，越容易為觀眾接受和欣賞，這幾乎是收視行為的一項鐵律。因此，為獲得收視率，贏得廣告客户的青睞，媒體在內容選擇、內容形態上有很明顯的媚俗取寵傾向。

總的來説，西方社會在經歷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動盪後，在八十年代終於再次安定了下來。但傳統上重視節儉和勤奮、反對縱慾享樂的新教倫理已被倡導感性解放的自由運動衝擊得七零八落。在

一場轟轟烈烈的感性革命後，人們再也找不到不去享樂的理由。八十年代後美國社會開始轉型，美國民眾變得更加現實，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機統治下提供的深奧信息，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電視時代提供的膚淺而有趣味的內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寫作《娛樂至死》來批評電視媒介對於人整體生活方式和社會總體存在方式的負面影響。

三

波茲曼認為從古至今人類的交往媒介主要經歷了三種形式，即從口語到鉛字再到電視。每種媒介對於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質中心的形成都有着決定性影響。比如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前的口語時代，作為生活經驗濃縮的諺語和典故受到人們重視。久經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們作為調節爭端的法庭判詞。而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後，人們更看重印刷出來的文字的權威，而不再是口頭語言。口語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賴的對象。從口語到鉛字的媒介轉換在波茲曼看來是一次巨大的智力進步，它使得話語變得更加嚴肅和理性。

但是，為了吸引觀眾，電視不得不追求節目的新鮮和刺激。時不

時地以各種奇聞軼事和娛樂噱頭來控制觀眾注意力。電視看似給我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戰爭、災難、事故、政治、科技等無所不包。但這些信息卻幾乎沒有多大價值。它的重要性似乎僅取決於電視播放的範圍和速度，以及時為我們增添一道茶餘飯後的談資。這些信息根本無須我們理解，只要瞭解就夠了。我們只是在看電視，而不是讀。用波茲曼的話説，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們。

四

不可否認，電視的娛樂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沒有哪一種節目能像娛樂節目一樣，可以如此徹底地摒棄觀眾的各種差異，在不同階層的觀眾面前實現如此平等的溝通;也沒有哪一種節目可以為範圍廣大的觀眾提供輕鬆忘我的休憩環境，讓觀眾在緊張的社會節奏下進發會心的微笑。正如波茲曼所説，我們要反思和批判的並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一種泛娛樂化現象。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消解崇高、解構經典、惡搞歷史、窺視明星。我們的政治、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大眾傳媒已經被影視劇、綜藝節目、八卦新聞所充斥。讀圖時代確實給我們一道道視覺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時間的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如此豐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義的東西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電子媒介傳達的訊息，卻忘了思考或來不及思考。如此過度的娛樂讓我們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五

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 如果還意識不到它的後果, 真是不可原諒。我們人類無法命令電子媒介時代倒退回印刷機時代，完全拒絕電子媒介是極端而愚蠢的。我們應該探索的是，怎樣去利用這些媒介用另一種方式, 繼續我們的生活,拯救我們的文化。

莊子説至樂無樂。就連最倡導快樂之上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也認為真正的歡樂在於內心的平和，而並不是感官的滿足。不知我們在一次次短暫的、批發式的快感之中，是否離真正的快樂越來越遠?成了只會娛樂卻不懂快樂的動物?

在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該認真思考娛樂至死這樣一個命題。

《娛樂至死》讀書心得 篇5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曾出版過20餘部著作，包括《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響巨大的名作。《娛樂至死》發表於1985年，該書從一問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傳媒對人們的思想、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的影響，表現了西方人文學者對社會一貫的睿智和憂慮，既發人深省，也讓人對作者的深切人文關懷肅然起敬;不僅有諸多精當之處，而且表現出了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持有的對社會有關發展狀況予以批判性審視的自覺性。該書自20xx年由章豔翻譯出版後，在國內立刻引起熱議，並獲得20xx年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該書的影響力十分巨大，為研究大眾文化不可不讀之書。

二

波茲曼提出的觀點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整體娛樂化趨勢密切相關。

從社會思潮方面來看，傳統的價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顛覆。以“節儉”、“勤奮”、“穩定”為主要特徵的社會規範逐漸被以享受和身體感官的滿足為核心的享樂文化所取代。整個社會開始注重自我個性發展、“感性解放”，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娛樂精神，西方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受到愈來愈多人的歡迎，追隨商品交換法則的文化工業，讓受眾淹沒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時尚化的消費行為以及膚淺化的審美情趣之中。

從傳媒體制來看，美國主流傳播媒體的運作方式都是商業化的，營運的根本目的在於賺取利潤。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瑪羅理•沃伯認為，“越不用花腦筋、越刺激的內容，越容易為觀眾接受和欣賞，這幾乎是收視行為的一項鐵律。”因此，為獲得收視率，贏得廣告客户的青睞，媒體在內容選擇、內容形態上有很明顯的媚俗取寵傾向。

總的來説，西方社會在經歷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動盪後，在八十年代終於再次安定了下來。但傳統上重視節儉和勤奮、反對縱慾享樂的新教倫理已被倡導感性解放的自由運動衝擊得七零八落。在

一場轟轟烈烈的感性革命後，人們再也找不到不去享樂的理由。八十年代後美國社會開始轉型，美國民眾變得更加現實，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機統治下提供的深奧信息，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電視時代提供的膚淺而有趣味的內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寫作《娛樂至死》來批評電視媒介對於人整體生活方式和社會總體存在方式的負面影響。

三

波茲曼認為從古至今人類的交往媒介主要經歷了三種形式，即從口語到鉛字再到電視。每種媒介對於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質中心的形成都有着決定性影響。比如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前的口語時代，作為生活經驗濃縮的諺語和典故受到人們重視。久經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們作為調節爭端的“法庭”判詞。而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後，人們更看重印刷出來的文字的權威，而不再是口頭語言。口語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賴的對象。從口語到鉛字的媒介轉換在波茲曼看來是一次巨大的智力進步，它使得話語變得更加嚴肅和理性。

但是，為了吸引觀眾，電視不得不追求節目的新鮮和刺激。時不

時地以各種奇聞軼事和娛樂噱頭來控制觀眾注意力。電視看似給我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戰爭、災難、事故、政治、科技等無所不包。但這些信息卻幾乎沒有多大價值。它的重要性似乎僅取決於電視播放的範圍和速度，以及時為我們增添一道茶餘飯後的談資。這些信息根本無須我們“理解”，只要“瞭解”就夠了。我們只是在“看”電視，而不是“讀”。用波茲曼的話説，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們。”

四

不可否認，電視的娛樂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沒有哪一種節目能像娛樂節目一樣，可以如此徹底地摒棄觀眾的各種差異，在不同階層的觀眾面前實現如此平等的溝通;也沒有哪一種節目可以為範圍廣大的觀眾提供輕鬆忘我的休憩環境，讓觀眾在緊張的社會節奏下進發會心的微笑。正如波茲曼所説，“我們要反思和批判的並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一種“泛娛樂化”現象。”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消解崇高、解構經典、惡搞歷史、窺視明星。我們的政治、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大眾傳媒已經被影視劇、綜藝節目、八卦新聞所充斥。“讀圖”時代確實給我們一道道視覺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時間的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如此豐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義的東西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電子媒介傳達的訊息，卻忘了思考或來不及思考。如此過度的娛樂讓我們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五

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 如果還意識不到它的後果, 真是不可原諒。我們人類無法命令電子媒介時代倒退回印刷機時代，完全拒絕電子媒介是極端而愚蠢的。我們應該探索的是，怎樣去利用這些媒介——用另一種方式, 繼續我們的生活,拯救我們的文化。

莊子説“至樂無樂”。就連最倡導快樂之上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也認為真正的歡樂在於內心的平和，而並不是感官的滿足。不知我們在一次次短暫的、批發式的快感之中，是否離真正的快樂越來越遠?成了只會娛樂卻不懂快樂的動物?

在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該認真思考“娛樂至死”這樣一個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