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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通用12篇)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通用12篇)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1

《萬曆十五年》通過記錄在16世紀中國的歷史背景下,萬曆年間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亂,反映了當時社會,高級官員的悲慘人生。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通用12篇)

這本書用傳記的手法敍述了當年張居正他生前得志、揚名立萬,死後失勢、遭掘棺之恥;大英雄戚繼光在張居正生前位至“總理薊州軍務”,在張居正死後罷官家居;名士李贄失勢後,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海瑞,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即便是鄭貴妃、張鯨、馮保、高拱、盧鏜、也統統沒有好結果,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無不成為以德替法制度的犧牲品。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兩千年來,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為極限,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本書告訴我們在以德替法的封建專制制度下,為民、為官之人是沒有保障的。因為帝王維護或保護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統治地位。為了帝國的傳承,帝王可以犧牲一切,包括所謂的“德”。“德”字何解,就是執法公正不阿,待人謙虛,對朋友不分高低官職。對底下臣民則應該視如兒女,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沒有保障的為官之人整天就遊手好閒,吃喝玩樂,沒有保障的為民之人不屑為朝廷盡忠,在異族的鐵蹄下,明帝國最終灰飛煙滅。我想一個國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於國主,民眾才是最重要的,俗話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想讓船跑得快,水才是關鍵。順勢的話,朝廷會發展和快,逆勢則會慢,嚴重的話船也保不了。最後,大臣們的貪福之心也因此破滅,居民們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個君王了。

歷史滄桑,萬曆皇帝萬世傳承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失在我們目光盡頭,漸漸的久遠……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2

這是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寫的一本好書,1979年首先在美國出版,並多次重印。我是在閲讀了王小波的“不新的《萬曆十五年》”一文後,才上網購得此書閲讀的。在讀書中,通過書裏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興趣的書來讀,這種是我自稱為“順藤摸瓜”讀書法。由於這個讀書法,我最近重點購買了一些“讀書筆記”類的書籍來閲讀。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歷史學範疇的書。在我的讀書目錄裏,應該是文(文學)、史(歷史)、哲(哲學)三類為主。在閲讀一個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閲讀他的傳記或者簡介,這樣,才會對作者寫作的立場、背景、動因等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有利於自己對作品的理解。這個也是我自稱為“摸清背景”的第二個讀書法。由於這第二個讀書法,我也購買了比較多的人物傳記來閲讀。

通過讀書,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讀書方法和閲讀書目體系。

再來談談《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吧。全書以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為歷史時間的橫斷面,然後講述了與這個橫斷面有關的六個人物――一個皇帝(萬曆)、兩任元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一個模範官僚(海瑞)、一個傑出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一個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最後,從作者的大歷史觀得出結論: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表面上無事可記,然而四海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國崩潰的隱患早已埋下,所以,書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結局(皇帝也不例外),故萬曆十五年的歷史,也是失敗的歷史!

讀了這本書後,引發了我的另一個思考,就是我們現在一再提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我們民族歷史那個階段、那種機制值得我們驕傲,更值得我們在當今列強環伺的國際形勢下提出“復興”的口號?如果説中國的漢唐盛世值得我們後人“復興”,那麼,萬曆十五年的悲劇,不是由漢唐而來的嗎?

希望通過閲讀更多的歷史書籍和做歷史的思考,能對以上問題做出解答。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3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改變了人們歷史觀唸的書,它的大歷史觀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從1999 年第一版到現在,《萬曆十五年》出版二十餘次,這在學術上日益邊緣化的今天無疑是罕見的。

書中介紹了受制於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萬曆皇帝,深諳為臣之道,處事圓滑的首輔申時行,出色的改革家張居正,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古怪的模範官吏海瑞,還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作者寫這本書時説“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説明這一點”。書中所寫的人物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其中緣由並非其個人所致,而是當時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他們只是制度的犧牲品。

對於萬曆皇帝,所有人都認為他昏庸無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雖貴為天子卻事事被他人壓制,羣臣在立儲問題上與他針鋒相對,使他最後被迫妥協。在無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開始了長達三十二年的罷工。因此,使中國的國力不斷衰敗,這讓人十分扼腕。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地皇帝沒有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着活着的祖宗。幾百年之後,他帶着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體現着命運的殘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順。但現實卻是做官的,做人背信棄義。張居正想改變現狀,但無奈根基太深無法撼動。海瑞為官清廉與體制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悲劇命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道德維繫的體制,但這種道德只有聖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聖人,所以當道德與現實相差過大時,人們選擇放棄道德,成為“兩面派”,開始了明着一套,揹着一套。

正是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人們雖然口口聲聲説着道德,但私底下卻沒有人這麼做。現代社會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這種道德缺失的具體體現。只加強道德建設並不夠,還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國的法制,這才是改變現狀的必由之路。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種失敗的,但現在很多西方人士,認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這也是不正確的。正如作者所説:西方所謂的“自由”與“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經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所以要具體分析。

書中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説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不過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考慮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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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4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説。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説,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説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着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着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説,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着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説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着(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衞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裏所説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5

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祕;後三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同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 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

在分析、對比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歷史),不同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符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一定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可以説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可以自保,馮保可以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同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

二 “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面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這裏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而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但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説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説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説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兩人做對比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 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但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後來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況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可以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説,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説,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歎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老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温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己的老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己的老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因此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四 這本書帶給我們的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同階層不同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説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只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面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台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着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但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着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

五 總結

一本書,讓我們看透了歷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與官僚的相同於不同,也看到了現代發展的啟示。所以,必須要感謝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為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同時也要感謝當年明月,他引導我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角度。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6

洋洋灑灑近三十萬字的《萬曆十五年》今日最終讀完了。一部歷史書竟能讓我如飢似渴、手不釋卷地讀完,連我自我都感到些許詫異。一部書只寫了一年——萬曆十五年,寫了幾個人,寫了幾件事,場景不可謂不小,正如該書作者黃仁宇所言: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聽人言,大師就是能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人。比起許多鴻篇大作,《萬曆十五年》實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卻濃縮了整個中國歷史的興衰成敗,以小見大,知微見著,將整個中國歷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彷彿讀完這一年,頃刻間便能在讀者的腦海中建構起清晰的歷史脈絡一般。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中以知一葉而知全秋的寫法,將整個中國歷史映耀腦海。同時黃仁宇先生的文學化寫法,使讀者絲毫感覺不到乾巴枯燥、索然無味的歷史書,而是在品味小説,鑑賞詩詞般,一瀉千里地讀完。讀完後還感覺脣齒留香,餘香滿頰。細細玩味着,淺淺嘗茗似的,在腦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簡直就是在品嚐一道大廚精心製作的文化大餐。

當我們品味這道美食時,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國是一個有極強文化傳統的封建王朝,在秦統一中國,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以來,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發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統一,思想上的統一,精神上的統一引導中國的發展。眾所周知,先秦哲學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可到了漢代卻獨尊儒術,這並不能歸咎於生物的隨機選擇,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儒家強調仁、義、禮、智、信,這在以土地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封建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錢穆先生曾説,中國的國家是國與家的結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我的管理範圍內是具有絕對權威的。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內户主具有權威是生理中產生的,而君臣關係則是一種社會關係,儒家的“仁”很好的調和了箇中矛盾,使得家國一體。家是一國,國是一家。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萬曆皇帝是具有絕對權威,自我能夠隨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張居正、申時行等代表的士官階層對皇權卻是一種無形的鉗制。這與西方的三權分力是不一樣的,三權分力講究平等,而一士官階層對皇權的鉗制則是不平等的。士官對皇權要盡忠、盡孝、盡義,是為了輔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給予的拘束。這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而士官對自我也是從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我。這就造成了重禮輕法,重道德輕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圍了。每個文人都有自我的一套道德準則,有自我的良心,有自我的政治抱負。從那裏看,張居正死後被諫,乃至於被鞭屍,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家國同構的社會,講究尊上敬祖。尊上為忠,敬祖為孝。自古以來,忠孝佔據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儒家常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中的禮能夠用於治國,孝能夠上升為忠。觀其《萬曆十五年》一書,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哪個不是先強調家,再來治國的呢?

《萬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圖。它就是一隻張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獸。它要吃人,它將人變成怪獸。張居正死後被吃,海瑞被吃,申時行被吃,戚繼光被吃……還有無數人都被這張沾滿鮮血,腥臭無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魯迅先生所説:這是一個吃人的社會,這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7

以銅為鑑可以正冠,以史為鑑可知興

—— 李世民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史學界地位頗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樣訴説着單一歷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現代口吻調侃過去,它通過萬曆十五年這一看似平淡歷史年份為支撐點,從各色人物悲劇結局,梳理當朝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會沒落的制度、體制原因。曾經平面的歷史人物,通過閲讀此書之後變得立體而豐滿:閲讀之前,我以為萬曆不過是個懶惰至極的昏君,但縱觀全書後,我懂得萬曆消極怠工的背後有他皇權與禮教抗爭的無奈;閲讀之前,張居正被視為雄心滿懷勵精圖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背後,也有着與整個文官集團不合時宜的矛盾;閲讀之前,我以為首輔申時行不過是個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過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權衡;閲讀之前,我以為海瑞是位模範的 “ 青天大老爺 ” ,但剝去個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憤青般的悲哀 ……

中華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莊老,為何到淪落至今卻成為餘秋雨口中的 “ 無信仰、無道德、無感恩 ” 國人素質?也許,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撥開歷史迷霧給了我們一個解釋,歷朝歷代,通過龐大的文官集團,來統治全國。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為,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裏的官員,則會打着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彷彿海瑞,成為了文官集團的標籤,每個人仰望着他,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有着尷尬和不安,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裏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一個個充當着紙筆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歷史是一條時間的大河,擁有大量史籍的中國人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歷史的啟迪,讀史以明志,我們如何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不走禮與法的脱節,體制與道德相脱離的老路,值得探究與考量。從微觀説,確立 “ 法 ” 的思想、樹立 “ 法治 ” 觀念,擺脱人情因素或許是公務員工作的基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制度理念貫穿於心中將帶我們遠行。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8

對於明朝,異常是萬曆年間的歷史,是極其枯燥無味的,主要原因就是這個王朝,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黑暗時期,而至於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數。

萬曆這個年號本身過去的就很平庸,除了萬曆末年與努爾哈赤的幾場決定性戰役,幾乎能夠略過,而至於萬曆十五年這一年則更是可有可無。但聰明的歷史學家就能發現其中奧妙,其實在之後,發生的一系列大事都與這一年有很大機緣。

黃仁宇老先生,主張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的大歷史觀。關於這個,確實讓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因為這個對我來説實在是有些深奧,令我費解。而從書中資料來看,也是比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這樣的一類書,並不是説一昧地去看故事情節,這不是小説,也不是故事書,而是純粹的歷史書籍,也有着教科書的意思。既然這樣,那就應以一名學習者的身份來挖掘它的精華,品味其意思所在。此書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紹一個人物,以每個人物來反映這段歷史;它從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人的角度來寫的。反映當時從皇帝、首輔、地方官員、將軍、哲學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從這些朝廷中各種人中,我們能夠看出,明朝的太陽早已成夕陽,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了。從軍事上來説,戚繼光――這個孤獨的將領,帶領戚家軍平倭寇之後,並沒有所以受到重用,也許是因為明朝的重文輕武,導致戚繼光在此後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沒有得到什麼重視,而後軍事掌控於庸才之手,軍事力量也逐漸下滑,到了努爾哈赤起兵之時,明朝的軍事力量早已成為不堪一擊的“紙老虎”了。再加上朝中無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滿族的鐵騎埋沒。而從統治階級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風邪氣盛行,一些忠義之臣也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逝。像這樣的朝廷難道還能長治久安?只能等着滅亡了。而萬曆十五年,恰恰為此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這本書閲畢,到有一種憤慨之情,熱血噴張的感受,與對世道蒼涼的哀歎!即使是那麼平凡、枯燥的文字,卻使我情不自禁,歷史的確有它的魅力啊!對此我也嗟歎不已!我還得到了題外的啟示:黃仁宇善於着手於小事當中,而發現大症結;那我在生活當中不也應處處留心,從小事做起,善於發現問題與觀察思考。而我自我也正是缺乏這一點啊!《萬曆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淺啊!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9

初次接觸書名,給我的直覺,無非是寫萬曆十五年那一年發生的歷史事件。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該書的英文名字翻譯成漢語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國近三百年,我國封建社會近兩千年,但但摘取這一年,能寫出什麼樣的歷史?讀史可以明志,讀史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去解讀那深邃沉澱的歷史。我細細翻來,每天讀那麼一小段,合上書本之後,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間,那種瀰漫着焦慮,掙扎,痛苦的人物,一個個活生生起來。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和事佬申時行,思想家李贄,軍事家戚繼光,清官海瑞,以及萬人之上的萬曆皇帝,沒有一個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們現實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無法彌合的衝突。這些人都沒有善終,甚至於抄家罰沒。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為基本支撐點,然後讓人物陸續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現實與理想的碰撞,失敗後的毀滅。

作者以一斑而窺全豹的方式,一絲一縷的分析,視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國從漢代獨尊儒術之後,中華民族的歷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來統治天下。歷朝歷代,都是通過龐大的文官集團,實行郡縣制,來統治全國。隋代以後,通過科舉制度來選拔官吏,這些文官從小就飽讀經書,滿腦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愛民為基本的做官准則,時刻要體恤民情,以民為本。這些封建社會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維持自己家庭的生計,享受錦衣玉食,根本無法實現。然後就行成了一套官場的歷史潛規則。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揚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魚肉百姓,實現自己小團體和大團體的利益最大化,為自己的找到更合理的藉口。在封建社會,歷代帝王,都是宣傳以德治國,沒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關的法律制度,也被歷史潛規則打破。同時官員為官的行為,又缺少及時的監督和制約,這就造成了官員們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奉陰違,完全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員的臉只會向上看,只對上級負責,又怎麼會對百姓負責?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的尷尬和不安,也對他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裏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當文官們在捫心自問和尷尬之後,聰明的大腦很快就會適應這樣的官場潛規則,搜刮起民脂民膏,哪裏還會有憐憫之心?

在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個清官,是個楷模,正是因為寡而鮮,才能成為模範,滿朝文官都是海瑞,何來楷模?當海瑞在孔孟思想的薰陶下,立志做為一個清官的時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實已經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説官場潛規則發生了衝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是不對的,但是,你要想在這個圈內生活下去,你就必須去貪污,去隨波逐流,否則,只有頭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體系,給予了海瑞無窮的力量,讓他無所畏懼的站在反對的最前沿。可是,整個文官集團,都滿足於現狀,並安於現狀的時候,他們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發生了根本的質變。一方面認識到遵守道德體系要丟官罷官,一方面又要宣揚道德體系來維護他們的統治,就會表面裝作清廉的樣子,背地裏嘩嘩的數銀子。越是高調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貪官。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給他做了一個幌子的時候,私慾就可以無限制的膨脹。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裏的官員,則會打着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每個人從骨子裏並不鄙視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這就是封建社會文官集團的現狀。

對於孔孟之道的作用,歷代皇帝都極力推崇。他們和他們的文官集團想用道德的力量,來統治他們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體系來保障鄉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發展科學技術。在1587年,萬曆領導下的文官們在勾心鬥角的時候,西班牙人帶着他們的堅船利炮,發動了對英國的全面戰爭。西方也拉開了全面的工業革命。歷代皇帝都會被推崇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萬曆從懵懂無知的小皇帝,到勵精圖治的精幹皇帝,再到頹廢無為的慵懶皇帝,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在年輕的時候,多麼的想建立一個強盛的大明帝國,而且親身去實行各種禮儀規範。來實現以“禮”來建立人們對道德的信心。可是,當他在看穿了這些文官們的陰陽兩面以後,思想發生很深的變化,開始了消極怠工。他的消極怠工,不是針對個別文官,而是針對整個道德禮治體系。在傳統戲劇裏,皇帝都是至高無上的權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瞭解了萬曆的遭遇之後,也明白過來,皇帝並非可以隨心所欲,皇帝只不過封建帝制裏的一顆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終受着道德禮教體系的壓抑和控制。

勵精圖治,嘔心瀝血的萬曆首輔張居正。他幾乎開創了“萬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積弊,表面上一掃而光,國庫充盈,而實際上他為明朝的最後滅亡埋下了最大的禍根。他死後遭遇清算,其實與萬曆關係不大,主要是因為他的性格造成的。從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張居正,身居首輔之後,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絕倫。他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沒有從根子上發現,一次大改革措施,要從根本上能讓絕大多數文官相安無事,否則理論上的完美,最終也是以慘敗收場,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後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牽連,這不能不説是他一生最大的失敗,當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官體制上有缺陷的時候,他以個人之力,想改變整個時代,則是多麼的渺小無奈。以至於後來的首輔申時行,好像看透了其間玄機,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個萬曆皇帝和文官之間的緩衝劑,為此不惜犧牲原則。他們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讓大明帝國的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起來。可是張居正的緩衝劑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後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為,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歷史就是這樣的神奇,透過歷史能讀懂未來。歷史總是在創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歷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會有不同的歷史觀。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不同的人發現的細節不一樣,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萬曆十五年》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絕對大多數的人都穿了件絢麗的外衣,那就是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裏卻幹着傷天害理的勾當,來滿足自己的私慾。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10

《萬曆十五年》是一部評價很高的書。暑假中讀後頗有感觸。下面分幾個部分談一談。

一、先説説黃仁宇先生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後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與明史的聯繫,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運。為了寫書、做論文,他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明實錄》133冊,再加上寫書的時間,一本不厚的書竟用了7年的時間!如此嚴謹的態度,堅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為他的治學作風才有可能寫出如此精彩,有影響力的鉅著。

二、談談這本書。明朝税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認為税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而黃仁宇先生並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税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明朝採取極其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並不着眼於提倡輔助先進的經濟以增加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書中有如下論述:“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它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繳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一千兩。與其相似,全國佈滿了這段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税率參差不齊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書中可見中國兩千年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猶以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癥結。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不得善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及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原來只有英文版,後應國內讀者要求,才有了中譯本。其英文版原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於很多歷史學者忽略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年份裏發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卻以審慎的態度洞悉了這段時間內那些看似細枝末節卻可以以小見大的變化,才能由此獨到的見解。

三、談一談引申出來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為例。海瑞作為一個御史,盡他的責任,直言敢諫,甚至冒着殺頭的風險直指皇帝的過錯,實為清正。而他的作風不但皇帝看不慣,連朝中百官都人人對他的行事習慣有怨言,其中不乏許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條和個性固然令人尊敬,卻沒有一人按照他這個榜樣來辦事。原因就在於人們已經習慣了另一套為大眾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這正道上已是人跡罕至。

舉一例説明:當時朝廷上派遣欽差到各地巡查。名為巡查,實則撈油。每到一處必是明裏或暗裏的向地方官員要好處。而地方官員也正好趁此機會送錢打點,一則為自己官場升遷打基礎,二則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轄之地橫徵暴斂而不被處理,兩廂情願,心照不宣,何樂而不為?而兩袖清風的海瑞可不管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欽差幾次暗示卻反被海瑞參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點事兒也被揭發。

按理説海瑞的做法並無不妥且是極為正確,可在當時的規則之下必定是要引起驚濤駭浪的。何也?是時此種上下官員的交易方式已經不再是地下的受賄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趨勢。系統之中的每個個體已經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點,找到了晉升的途徑和維持生計的辦法,習慣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場已經形成,為什麼要改變呢?偏偏就在此時,海瑞半途殺出,非要攪個天翻地覆。一旦當前的系統被顛覆,每個個體都必須重新定位去適應新的規則和關係,現在的既得利益到時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誰願意去改變呢?海瑞的行為就像一個印第安部落裏闖入的歐洲人,無異於砸天下所有當官的飯碗。習慣了一套可以讓他們獲益的規則的人們會在有人想顛覆它的時候奮起反抗的,習慣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頭破血流,20xx年賦閒在家,晚年悽慘。制度造成了這一切。

結語、

就像《教父》中提到的,“一個社會一定存在着兩套規則”。當正道行不通的時候,人們必然去尋求另一條“非正道”。而那非正道卻往往比正道更有效,因為非正道是人們在正道走不通的情況下經過艱辛探索得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11

最近看完了《萬曆十五年》,明朝萬曆年間的重臣,張居正、戚繼光、申時行、海瑞……無一不以悲劇收場。甚至萬曆自己,在這種文官集團體制之下,也只能無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種強大體制慣性所帶來的悲哀。他們每個人都各有特點,亮光閃閃,也試圖做出改革,但最終失敗,大部分人還落得個革職、入獄、自殺的下場。一羣文官為了整個集團的平衡,國家的武備、科技的革新、商業的發展都陷於停滯。我認為,中國在近代的落後,不是從滿清後期開始,而是始於明朝。其實我很厭惡宋朝、明朝兩個漢族朝代,尤其是明朝。宋朝也積弱不振,但至少商業、航海、科技發達;明朝則陷入了皇帝官員無能、體制鬆散、陳腐慣性而集體抵制改革的怪圈。假使鴉片戰爭、甲午海戰發生在明朝,也許早就亡了。

還是異族統治好!進而論之,被英國殖民,也許今天會更好。越看中國歷史,就越討厭中國,越厭惡儒教。其實我是一個反中醫、反孔教的人。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 篇12

四百年,歷史中不算短的一段,雖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從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國古代、近現代和當代,如果我們按習慣把1840年作為分界線的話。要是把這期間世界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記錄下來,估計光造紙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積就會遠遠超出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造成的損失。幸運的是,人類具有遺忘功能,很多無足輕重的小事不需要記載也無須記憶,否則我們都該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樣幸運的是發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記錄了下來,更幸運的是一位叫黃仁宇的華人把這些事件歸納分析並提出一種謂之“大歷史觀”的觀點,而後歷時7年成書《萬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輪迴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也不能説是病入膏肓,這個外強中乾的大帝國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現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蟻穴。這一年,實在是平淡無奇。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裏,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範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龐大的中央帝國已經走過近兩千年,此時還遠未走到盡頭。在西方,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準備啟航,北上征討聯合王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以自己的消亡開啟大英帝國此後數百年的輝煌。中國也因此逐漸被強行推入所謂的現代,用黃仁宇的話來説,猶如讓一隻走獸,硬生生地變作飛禽。結局當然是落得不會飛也不會走,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後的1987年,年輕的共和國38歲,實施改革開放不久,正處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西方湧入的思想帶來極大的衝擊和震盪,這個古老的國度已是人心湧動,黨的領導人也剛剛在年初完成交接,這預示着政局也將隨之發生變化。歷經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斷摸索實踐,執政者在1987年發現了讓中國實現騰飛的“一體兩翼飛行器”,即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分三步走則是目標設定。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從、土地改革、姓資姓社大討論等一系列實踐中提煉得來的。也是這一年開始,東歐一些國家相繼出現社會動亂,隨後幾年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但這次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中國身上失效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非但沒有倒下,東方巨人的身姿還逾見挺拔,雖然這以後出現了89年的、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軌跡已不可更改。

二、從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苛税猛於虎,《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為税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黃仁宇先生則認為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主張從制度層面解答“李約瑟之謎”。國家税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為犧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權制度走到了它的終點,但中國卻進入了長達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古老的東方才現出曙光。在戰火紛飛的暗夜中,馬克思主義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並迅速傳播開來,經與中國的革命和實踐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幾經曲折,幾經摸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前進的指南,市場經濟體制則成為了推動國家機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變革,使中國在近四百年後,從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啟示

忽視制度在社會變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會的發展都歸結為制度變遷都未免有失偏頗。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因為創造制度的歸根到底還是人的思想,從思想轉化到制度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制度的大廈要想建得牢固一點,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與實踐緊密結合,同時還必須有一定的哲學基礎作為強有力的支撐。黃老先生認為四百多年前中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術落後,我贊同這種觀點,但同時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先天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導致我們對外部事務接納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強,由此構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國哲學體系,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穩定,以至於幾百年後製度的大廈才被推倒重建。

從1587年至今,歷史已飄過四百多年,社會發展進入快車道,中國經濟更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由此帶來的社會浮躁心態也被廣泛詬病。如何保持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快速崛起的中國沒有湧現出一批思想家、哲學家是值得我們警醒的,甚至於哲學這門學科也在走向沒落邊緣。在關注經濟發展、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同時,更要創造一些有利條件,讓我們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實現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雙翼齊飛、哲學發展與制度變革之間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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