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號販子“頑疾”更需完善制度設計

導讀：從與醫院工作人員勾結到找人排隊,再到團隊化運作、網上刷號,隨着打擊號販子的措施不斷變化,號販子也練出“十八般武藝”。以下是由本站小編J.L為您整理推薦的根治號販子“頑疾”更需完善制度設計，歡迎參考閲讀。

一邊是重拳整治,一邊是日趨猖獗,號販子“頑疾”究竟如何根治?就此,《法制日報》記者與多位醫療衞生法律專家學者展開了對話。

實名預約掛號初見效果

記者:今年1月初,北京醫院的號販子問題引起社會關注。隨後,北京不少醫院出台一些治理號販子的措施。從我們調查的情況來看,號販子比以前少了,但遠沒有到消失的程度。

劉鑫:早期,號販子跟醫院內部工作人員勾結,很容易掛到號。多次整頓過後,這種勾結現象基本解決了。現在號販子常採用排隊賣順序號的方法或者與請醫生手動加號;通過手機搶號軟件搶號,夜深人靜之後再退號換號等手段。

有時候,醫院面對醫生手工加號的情況也沒有太好的解決辦法。

解志勇:實名預約掛號、專家團隊初診機制等方法,在一些地方顯現了效果,擠壓了號販子的生存空間。實際上,這些機制就是在專家號和號販子之間設置藩籬。

實名預約掛號,一方面可以為公安機關打擊號販子提供追蹤線索。另一方面,對外地、農村等弱勢患者會造成一些不便。

醫療資源分佈使用不合理

記者:對於號販子屢打不絕的原因,不少人都做了分析,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説法是,“看病難”是號販子存在的土壤。

劉鑫:我認為有三個核心原因。第一是醫療資源分佈相對不合理。優質的醫療資源——三甲醫院、專家,集中在北上廣少數大城市,導致患者也湧向這些地方。

第二是醫療資源使用相對不合理。患者和醫生之間缺乏互信,患者不願意到一般的醫院找一般的醫生看病。患者就醫時,首先想到去當地最好的醫院,找當地最好的醫生。一些有經濟能力的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到北京找最好的醫生看。

優質醫療資源是有限的,這樣就顯現出供需上的矛盾,本身也形成了醫療資源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制度設計上存在不合理之處。制度設計不合理,也是前兩個問題出現的原因。

鄧利強:患者去小醫院看病,肯定能看上;去大醫院看病,不一定看不上。

患者到大醫院看普通疾病,也可以掛知名專家的號。只要患者來了就要看,不管採取什麼措施;不管患者應該去社區看還是應該專家、教授看,這種心態肯定會出現“看病難”。人們應該對“看病難”展開討論,看這種呼聲是否理性。

醫學人才培養不能速成,優質醫療資源不可能多到隨手可及,這是必然規律,並不是問題。應尊重知識,尊重生命,理性看待。

分級診療或可根治號販子

記者:關於號販子屢打難絕的原因,剛才提到了三個“不合理”,也涉及到理性看待“看病難”問題。是否可以這樣認為,解決這些“不合理”才是根治號販子的辦法。

劉鑫:制度設計不合理是根本的問題,它會牽扯到很多方面,如醫療資源分佈不合理與制度設計有關。按照《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規定,設立醫療機構要有規劃。但是,現在有關的規定、規劃形同虛設或者規劃被人為修改,以至於造成現在醫療資源分佈不合理的情況。

再如患者就醫的模式、專家資源使用相對不合理,也與制度設計有關。讓患者小病到小醫院看,大病到大醫院看,疑難雜症找專家看,需要通過制度設計進行合理引導。目前的制度設計尚未達到這樣的要求。比如醫療收費是很微妙的,三級診療的收費差別很小,這種收費差別,失去了引導患者根據病情選擇醫院、醫師就診的作用。

鄧利強:解決號販子的問題,真正有效的措施是“帶有強制性色彩”的分級診療制度。所謂“帶有強制性色彩”的分級診療制度,意思是分級診療不能僅僅是一種倡議,應該配有切實保障制度實施的措施。

患者的就診行為是利己的、相對短視的,不可能自覺自願地遵守分級診療制度。

在 “帶有強制性色彩”的分級診療制度中,患者需先到社區醫院全科醫生初診。患者與自己的社區醫院全科醫生之間建立信任,進行長期的診療服務。建立院際分級診療,專科醫師不接受初診。全科醫生初診後認為需要轉診的,才能轉到專科醫師治療。普通的醫生處理不了,才有一層層的專家組診療。

建立“帶有強制性色彩”的分級診療制度,需要社會的理性認識。患者在一定時期內會感到不方便,等患者理性就醫後會發現,這是對全民醫療資源和自己的健康負責任的一種方式。

建立“帶有強制性色彩”的分級診療制度,需要政府部門有擔當,做好足夠的鋪墊和宣傳準備工作。實施這些措施時一定會出現社會紛爭,但這些紛爭是不理性的紛爭,不能因為一些人不理解就“剎車”或者“掉頭”

沒有這種社會共識、理性認知和責任擔當,號販子這個問題就會反覆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