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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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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出現令世人矚目的“温州模式”、“浙江現象”。民營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浙江創造了良好的授信環境,使浙江金融機構的授信業務和其它金融業務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又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務和資金支持,民營企業與金融業務相互促進,推動了浙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

以“温台(台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企業起源於家庭作坊經濟,其發展的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於闖天下的民風迅速綻放,温州等地的千家萬户各起爐灶,村村點火、户户冒煙,家庭作坊經濟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同時,温州等地的市場推銷人員走向全國各地,温州當年的十萬供銷大軍“來自千家萬户,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賺來千金萬銀”,在推銷當地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的過程中,既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實現了最初的資本積累。第二階段為90年代中後期,部分家庭作坊經濟開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強了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聯合,家庭作坊經濟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營公司初具規模,同時,一些專業市場和塊狀經濟初步形成。第三階段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民營企業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後,實力大大增強,出現大批極具規模和品牌效應的集團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規模和經濟份額上都佔據浙江經濟的絕對優勢,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天下。

杭州灣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有所不同,但終究殊途同歸。80年代這些地區的經濟基本為“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規模。進入90年代,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改革,通過職工參股、企業拍賣等方式,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大量轉製為民營企業,經濟結構由“蘇南模式”轉型為“温台(台州)模式”,民營經濟佔據了絕對優勢。由於這一地區民營企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使其民營企業的規模比温台地區要大,而其企業機制比蘇南更為靈活。

經過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浙江各地遍地開花,除少數基礎性行業外,競爭性行業已完全民營化。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浙江民營企業總數佔浙江全部企業總數的98%,民營企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口的82%,民營企業產值佔浙江國民經濟總產值的83%,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代名詞。

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徵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浙江民營經濟呈現出與其它地區民營經濟所不同的特徵,這些特徵造就了浙江經濟的強勢和特有活力,也為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草根經濟。現在,人們喜歡將浙江民營經濟俗稱為“草根經濟”。它指的是浙江民營企業都是土生土長,在家鄉本土成長壯大。浙江民營企業是浙江農民在離鄉不離土的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與開放地區的外來經濟所不同的是,它生於本土,長於本土,紮根於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後,業務擴展到各地,其公司總部、生產基地、資金中心仍然紮根於本土。

2、塊狀經濟。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塊狀特徵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經濟和主導產業,地區分工明顯,各地區的主導產業在浙江、全國仍至世界都較為突出。如義烏小商品城、紹興輕紡城、寧波服裝、永康五金、嵊洲領帶、海寧皮革、永嘉鈕釦、蒼南商標。塊狀經濟彌補了浙江小企業、小商品經濟的不足,通過地區專業化、規模化使小企業、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強。

3、專業市場發達。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浙江各地組建了一系列的專業市場,為地區主導產業服務,如義烏小商品市場、永嘉鈕釦市場、永康五金城、寧波服裝市場、蒼南商標城等已成為全國性的專業市場。專業市場的發達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供銷渠道和市場信息,使浙江民營企業站在了同一產業的市場前端。

4、地區發展較為均衡。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徵是地區不平衡。而浙江民營經濟在各地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不管是杭州灣地區的寧波、紹興,還是南部山區的温州,乃至內陸腹地的義烏、永康、東陽,民營經濟都較為發達。民營經濟的遍地開花使浙江地區經濟整體上得到較為均衡的發展,經濟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5、中小企業為主體。發源於家庭作坊的浙江民營企業日前絕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其中從業人員100人以下的佔企業總數的92%。經營收入1億元以上的企業僅佔1%。浙江民營中小企業數量眾多,經營靈活,市場反映靈敏,產銷對路,相當多的企業還具有小而優、小而專的特點,企業效益良好。但這些企業也存在着家族式企業、管理水平不高、財務不規範、抗風險能力差的缺點。

6、製造業為主。浙江民營企業從家庭手工作坊發展而來,民營企業普遍從事的是製造業,其它行業的佔比較少。浙江民營企業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實幹做起來,目前經濟中投機的成份已較少,從而使浙江經濟的現有基礎較為夯實。

7、小商品生產佔較大份額。浙江民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從事小商品生產,他們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優勢將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場,通過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低成本優勢。這些小商品技術水平不高,市場競爭主要在於成本競爭,浙江民營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得到強化以後,其它企業已很難與之競爭。這些小商品雖為傳統產品,但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市場的波動性較小,浙江民營企業佔領這一市場後,便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相對穩定。

三、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造就的金融環境

金融業務的發展以當地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當地金融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頗具特色的民營經濟和社會文化氛圍為銀行授信業務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幾年,浙江各家銀行的授信業務發展較快,且授信資產質量優良,這些得益於當地以民營經濟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環境。

江浙一帶是中國最具歷史文化沉澱的地區,由於歷史的淵源沉澱,浙江地區民眾具備較高的素養,民風崇尚榮譽,注重名聲。進入工商社會以後,這種歷史文化和民風淵源逐漸演化為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而浙江以民營企業為基礎產生的草根經濟將誠信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得到強化。浙江各地目前沒有建立社會徵信系統,但草根經濟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會徵信系統。由於浙江民營企業土生土長於浙江本土,企業、經營者、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歷程、資產情況、行業品行、歷史信譽以及社會關係等授信信息能夠得到比較順暢的溝通,授信信息不對稱的矛盾被草根經濟所化解。同時草根經濟的特徵使浙江金融機構很容易得到企業的動態信息,民營企業經營中的發展變化情況能夠比較及時地傳遞到授信業務人員,從而使授信業務人員能夠動態監控風險,隨時根據民營企業的經營變化調整授信策略,採取有針對性的風險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經濟使授信業務建立在信息較為充分、及時的基礎上,從貸前到貸後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授信風險的可控程度比較高,銀行的主動性較強。

從微觀經濟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的特徵使浙江的微觀經濟主體產權天然明晰,企業運作的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經營者的責權利三者天然合一。浙江的民營企業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具有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點,但當地的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為浙江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其小商品生產具有獨特的市場空間;大量的民營製造企業股東的投入較大,負債率普遍較低。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浙江金融機構授信創造了良好的企業微觀環境,為浙江當地各銀行優良的授信資產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東南西北中遍地開花,促進了浙江經濟整體上的均衡發展,從而為浙江金融機構創造了較為廣闊的經濟腹地。應當説目前浙江各銀行授信業務的迴旋餘地比較大,業務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空間都比較廣。

四、浙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初、中期,民營企業基本為幾大國有銀行限制准入的客户,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自於地下錢莊和當地信用社,温州等地民間融資非常發達。到90年代中後期,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各股份制銀行率先選擇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的授信支持對象並獲得較快的發展;而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貫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支持對象的幾大國有銀行的發展落後於股份制銀行,且資產質量也遠遠落後於股份制銀行並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到90年代後期,浙江各國有銀行轉變了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加大了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支持力度。進入本世紀,不僅大、中型民營企業得到各家銀行授信的積極支持,眾多產品有市場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成為各家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對象。

由於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其獨具特色的經濟特徵,當地各銀行普遍看好民營企業。各家銀行創新民營企業授信理念,調整傳統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強產品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對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上,股份制商業銀行方法更為靈活,措施更為有力,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投放力度比國有銀行大。

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客户戰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倡客户培植戰略,廣東發展銀行浙江分行將之稱為“種芝麻,抱西瓜”。對產權明晰的中小民營企業採取積極的培育政策,通過培育培植中小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培養客户的忠誠度,分享中小民營企業成長壯大的成果,與民營企業共成長。部分銀行將此政策具體化到績效考核中,將中小民營企業培養成優質大户的相關業務人員、責任人將得到績效獎勵。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選擇上,堅持兩個發展性和成長性原則,一是企業的經營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二是銀企業合作的的前景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注重二種效益,一是客户提供的綜合效益,二是客户提供的中長期效益。

針對中小民營企業擔保難的問題,浙江的股份制銀行充分挖掘企業兩方面的擔保資源,加強業務創新。一是充分挖掘企業的資產資源,各種動產質押、倉單質押、應收款質押、品牌質押、知識產權的質押等等應有盡有;二是挖掘企業的客户資源,通過客户的上下游企業和一些關係客户開闢擔保渠道。

財務報表是授信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營企業的財務報表不規範問題在浙江同樣存在,但多數情況是企業的資產利潤沒有全部在報表中反映,浙江銀行界稱為信息良性不對稱。針對民營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商業銀行沒有固守財務信息,轉而尋求民營企業的活信息。銀行界在對中小民營企業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時,會認真調查企業用電量、銀行結算量、企業現金流量、納税額等活性信息,並將這些活性信息納入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這些活性指標體系更能真實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從這些活性指標入手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風險,也有利於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拓展。

在中小民營企業的行業政策和地區政策上,浙江銀行界的民營企業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競爭過於激烈、產品替代性強的行業列為限制性行業,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予以支持。一些專業市場發達、塊狀經濟特徵突出的地區則成為各家銀行授信支持的重點地區,部分銀行將這些地區拉直管理,一些銀行則對這些地區分支機構給予了比較大的授信授權。

五、民營企業授信風險控制

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浙江各商業銀行沒有簡單地迴避這些風險,而是採取了一系列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這些風險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較好的保障,也使民營企業的授信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近幾年浙江各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超常規倍增式發展,但授信資產質量普遍良好,資產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許多地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為國內銀行界的奇蹟。這一奇蹟的產生與浙江良好的授信環境有關,但更得益於銀行積極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各銀行在從事民營企業授信中非常重視風險控制,近幾年各銀行在自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強化了資產質量的權重,加大了獎懲的力度。有些地區的銀行將授信質量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薪酬直接掛鈎。廣東發展銀行杭州分行的風險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行教育員工“授信業務收來的是利息,損失的是血本”,“騙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對待授信風險要象航空公司對待飛行一樣”,“要象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信貸資產”。在授信風險理念上,該行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反對風險最小原則,這樣將最大限度地獲得業務機會和利潤,反之則會喪失業務機會,獲得較低的利潤回報。在對企業監控的着眼點上,該行強調從資金流、物資流等動態和活性信息着手,而不是盯財務報表。該行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實行企業經營者的首席(行長)談話制,使問責審批人對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形成直觀認識。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調查實行雙人調查制,調查內容要重視活性信息而不是財務報表,對部分企業實行業務人員與審批人員的聯合調查;對部分企業直接參與企業的合同談判,獲得企業的第一手業務資料。在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貸後監控上,該行主動深入,授信達到一定規模後,該行要求企業增加註冊資金規範相關管理,關健崗位的員工必須符合其要求的素質,達不到其貸後監控的要求,該則堅決收貸。這些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較好的回報,其140億的授信資產,不良率僅為0.4%。

為控制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准入風險,有些銀行從一些活性指標入手設置了自己的准入指標體系;有的銀行要求一把手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包發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並將此“三包”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掛鈎;在授權體系上根據地區風險和機構風險控制水平實行了差別授權和動態授權,設置了授權警戒線;對各種形式的中小民營企業貸款實行風險組合管理。為解決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風險溢價,銀行利率上浮的方法運用的較為普遍。一些銀行還要求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授信即貸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貸還貸。

六、浙江民營企業授信對我們的啟示

浙江各商業銀行面臨的民營企業授信環境與深圳不同,其民營企業授信的做法,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照搬;但其民營企業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運作機制、業務創新等對我們當前的授信業務及管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鑑。

1、在企業授信上,表面看來我們不會以所有制來歧視民營企業。但我們仍有認識上的不足。一是對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認識和準備不足。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昭示了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企業產權改革是企業改革的核心,民營企業以其產權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業改革的未來,同時民營企業的內在機制造就了其市場經濟中強勁的競爭力,隨着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必將佔據未來市場的絕對份額。因此,在內涵於未來的授信業務上,僅僅以一視同仁來對待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將可能使我們錯失未來。未雨綢繆,重新審視和規劃民營企業授信的未來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以民營為核心的企業產權改革中,由於缺乏前期研究和準備,面對EMBO、MBO、企業併購等民營化授信業務,我們有時顯得手忙腳亂。二是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隨着授信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業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業授信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如果説我們現在沒有歧視民營企業,但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確實是我們所忽視的領域。有些中小民營企業規模不大,但卻小而專、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應該成為我們授信支持的對象;對於經營者素質較高,企業運作規範,經營機制靈活,有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的中小民營企業,我們應以客户培植的理念給予授信支持,培養客户的忠誠度,“種芝麻,抱西瓜”,為我們的授信儲備未來。

2、隨着授信買方市場的形成,我們的授信理念應作重新調整,我們應調整風險最小理念,堅持風險可控原則。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風險可控為前提,風險是否可控無從把握的冒險業務不應納入我們的授信範圍,這是授信區別於風險投資的本質所在。二是堅持風險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賣方市場條件下,我們可以優中選優;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風險最小原則將束縛業務空間,失缺高利潤業務。授信業務與風險相伴生,關鍵在於授信風險是否能為我們所控制。在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為我們爭得最大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3、正確認識傳統產業。當前,商業銀行的授信行業政策存在着重高新技術產業輕傳統產業的偏向。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價值取向並不在於技術水平而在於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術產業(成熟前)在伴隨着高利潤的同時,也伴生着高風險,與風險投資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企業能在傳統產業中佔有較高份額,或有獨特的市場空間,這説明了企業具有較穩定的生存空間,從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價值內涵正是授信業務的取向,絲毫不能為我們的授信業務所輕視。

4、授信調查和貸後跟蹤重視企業活性信息。信息不對稱是授信業務的固有矛盾,民營企業更甚。如果停留於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對稱是難以化解的。抓住企業的用電用水量、現金流量、銀行結算量和納税額等企業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們瞭解到企業經營的真實信息,做活授信調查和貸後跟蹤,事半功倍,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5、開拓異地授信業務。從對浙江商業銀行授信情況的調查看,內地授信業務的客户選擇餘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户在深圳卻已成為各商業銀行爭搶的對象。作為經濟組織的商業銀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區劃畫地為牢,深圳目前逐漸成為資金過剩地區,而深圳銀行相對內地行具有理念、服務、產品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局於深圳一隅只能喪失發展空間。當然,授信業務具有貸後跟蹤的特殊要求,對異地授信應選擇貸後跟蹤要求少,難度低的項目。

6、從與浙江商業銀行授信的比較情況看,我們對利率槓桿利用不夠,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很少上浮利率。相對於大中型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具有平均風險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投入大、業務成本相對較高的不足,但銀企合作中企業不佔強勢。因此,我們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槓桿來彌補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風險溢價和成本提補。同時,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業從成本考慮而優先償還,一定程度上也有利於授信風險的控制。

7、加快社會徵信系統的建設。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與浙江草根經濟的特徵相反,人們缺少歸宿感,社會誠信的自然基礎較差,這更需要通過人為強化,建設社會徵信系統,逐步為深圳各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

(作者單位: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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