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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敍述動力與話語結構

試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敍述動力與話語結構

摘 要

試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敍述動力與話語結構

論文借鑑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着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並不意味着馬克思放棄對於“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了辯證法,並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敍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麼,“辯證”的敍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敍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於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係,以及在後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敍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餘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 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於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複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文革”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着對於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於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着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藉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於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並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説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説,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閲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閲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鑑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採用“徵候讀法”來重新閲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後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衞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閲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儘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説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閲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於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並不是説《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於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説:“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採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敍述動力和話語結構,並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敍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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