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大學生：轉型時代的幸運與困惑

經過一個月的入學教育及軍訓安排後，90後新生們帶着擺脱大學聯考的輕鬆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已經開始真正坐到了大學校園的課堂裏。

這一代人是幸運的。有1/4的中國孩子現在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在一些發達地區，上大學已經普及。比起30、40年前的年輕人，他們有不分階級成分和社會地位高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也不再有幾十個人裏面錄取一個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擁擠與煎熬。畢業後的工作不再包分配，但也帶來了自由。

他們在上國小時就學會了使用電腦和網絡，能用英語辯論。他們帶着化粧品、時尚衣裳、保險箱和信用卡，揣着手機、MP4、上網筆記本以及自己的論壇ID，坐着飛機、火車、大巴，或者父母的小車，驕傲地踏進大學校園的大門。

經過10餘年快速建設，如今的大學校園普遍有了能無線上網的學生宿舍樓，帶中央空調的教學樓，有網絡數據庫的圖書館，口味多樣的食堂，數字化管理的澡堂，眾多的咖啡廳和書店，帶塑膠跑道的大操場和體育館，大學校園文化生活豐富多彩，接受知識和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元。

他們的社會化在進入大學之前就提前完成了大半。來到中國的大城市他們不會再有XX年前很多大學新生的“文化休克”感。那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電腦，第一次知道鼠標不是老鼠，下了地鐵就迷路，在街上隨便遇個騙子就掏錢。

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困惑的。XX年大學擴招的前景已然成為現實，高等教育的“嚴進寬出”原則已被“寬進寬出”所取代。學費和生活費在XX年裏翻了好幾番，農村學生和農村家庭很難承擔，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在減緩。

學生人數以幾何數量在膨脹，教師人數增長卻十分緩慢，本科師生比已經從“放羊時代”（以一當十）進入“快女時代”（以一當百）。無論是去網吧打遊戲或者逃課，都再沒有過去受懲的壓力。帶有明顯公益屬性的教育事業，在這個“產業化”概念橫飛的年代裏，開始了受縛於自己的體制性困惑。

一方面少數重點大學享受着政府提供的資金、優惠政策和社會資助，另一方面更多的普通大學以及民辦大學長期辦學條件得不到改善。當國內知名學府的學生不出校門就能拿國內外兩所大學的學位時，浙江杭州一家民辦大學的1000餘名新生入校第一天就走上街頭要求退學，因為實際情況與招生簡介落差太大。

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生的起薪隨着時間推移越來越低，低得甚至比不上職校的畢業生。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成為“雪球”，而政府能夠提供的解決辦法，是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選村官、去西部支教、去部隊服役、以及支持大學生創業的途徑多了起來。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去香港等地或國外上大學。

內地大學，十足的60年中國社會變遷的縮影，既彰顯着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條件大幅改善和人們生活的活躍程度，又暴露着高等教育領域內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體制痼疾，以及這個時代曾經選擇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的遺留問題。

當下和未來的教育政策決定者，不可能不意識到，高等教育問題與其他所有中國的問題一樣，牽一髮而動全身。它事關國家人力資源的培養，但眼光又不能侷限於國內的資源；它既是整個教育體系矛盾的結果，又是全體社會進步動力不足的策源地；它受制於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現實的約束，又是左右社會平衡的利器。

所幸，這是一個開放和進步的時代，如同30年、20年前一樣，新生力量正在一點一滴改變着舊有格局。網絡與全球化使得這些孩子早熟，也激發他們更多的獨立自主意識和創造力。當他們越來越多地走入社會，瞭解我們更多的歷史與現實，高等教育會有更多“教學相長”的機會。

兩三年就會出現一次的代溝，只有在急速轉型和發展中的社會才會出現。陳舊的觀念不斷被揚棄，所有對前途充滿迷茫的人們，都要在相互彼此的學習中才能找到前進的方向。我們需要時間，還有勇氣。

質問並試圖找出一個替罪羊，來回答“為什麼中國的大學會這樣”，既找不到正確答案，也是一種與現實同等的浮躁。足夠的謙虛與自省，才有可能引領我們重構屬於我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