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高峯論壇演講稿：夢的顏色

尊敬的各位老師，尊敬的同學們：

這裏，是一個令人敬畏的講壇。

首先，就高峯論壇而言，我身高不過1.6米，沒有海拔可以長篇闊論；

其二，我雖然是xx市文化與經濟促進會的會長，能夠把xx市著名的教授、專家、學者和xx市的富商巨賈們揉合在一起，但我本人不是企業家，屬於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無產階級。也不是學識淵薄、德高望重、可以指點江山的專家學者。我就是一個靠寫報告文學，勉強維繫家庭的偽文人。

但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你就得哪怕擠出笑容來，也要努力地活着！因為這個時代不允許半點自卑，這個時代不允許説‘我不行’！

但無論如何，請同學們破例讓我自卑一把，通過這個自卑，讓我盡情地發泄我對你們的羨慕嫉妒恨，通過這個自卑，可以足顯我對你們由衷的敬重！

大概三年前吧，也是這個地方，中國小小説創作基地在這裏掛牌。我們一幫作家在惠州學院飯堂用餐的時候，東莞橋頭作家協會的主席、因為姓喬，我們都叫他喬老爺，他很羞澀也很激動地低聲對我説：“華生兄，我終於嚐到大學生飯菜的滋味了。”

我知道喬老爺文學功底了得，還知道他祖上成份很高，不是地主資本家這類剝削階級，就是右派xx分子之類。他是因為政審不合格失去上大學資格的。

我很痛情他，同時也可憐自己。我壓低聲音附在他的耳邊，很悽楚地道了聲：“我也是。”説罷，我和喬老爺相對一視，彼此都看到了對方晶瑩的眼淚。

我曾經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但上國小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與此相應的是少先隊變成了紅小兵，我在讀五年級時，成為了學校紅小兵團的團長，還管着六年級的大哥大姐。也是這一年，全國實行教育改革，即國小從六年改成五年，中學也從六年改為四年（初、高中各二年。）到1975年元月高中畢業，我實際上只讀了九年書。

1975年元月，暮冬的黃昏不像夏季和秋季，夜幕從天空罩下來的時候説來就來了。我的手裏卷着最後一張“五好學生”獎狀，和同學們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學校的大門，從此結束了金色的學生年代。

我沒有上大學的奢望，因為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大學可上。我們面臨着國家既定的所謂的“四個面向”（即面向部隊、面向工廠、面向農村、面向邊疆。），而實際上我們只能面向農村上山下鄉。

我其實是幸運的，因為毛澤東主席的暮年特別關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時有一種説法叫“知青是毛主席的幺兒子”，再加上我或許比其它知青更優秀，在共和國組建農村電影放映隊的時候，我陰差陽錯地成為了xx省唯一的知青放映員。所謂“福兮禍所伏”，災難從我得意的那天開始，就已經向我慢慢走來。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

我是從公社的高音喇叭裏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加急電報:“母親病危，速歸！”

我風急火燎地趕到家裏時，母親正在家裏燒飯。

我的心裏一楞，面對着紅光滿面的母親，心中的疑問不敢説出來。母親問我是不是公社派來出差順路回家的，我支支吾吾地説不出個子醜寅卯來。

到了晚上，我的朋友杜平出現在我的面前。杜平是我的同校學友，我們都是學校的文科尖子。他比我高一屆，也比我早一年下放農村，兩個人都是石門縣知青辦心中有數的知青人才。杜平問我知不知道恢復大學聯考了？

我楞了楞，反問道：“是你搗的鬼？”

“不這樣的話，你回得來？”杜平接着説：“晚上，我們一起去學校找老師。”

我和杜平晚上回到了母校，在恩師那裏抱回一大堆的大學聯考複習資料和教材。兩個人約定: 一起報考湘潭大學(理由是xx大學的校長是楊xx，那裏是批林批孔的前沿陣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帶着這些資料和夢想回到了公社。

公社教辦的領導把我報考的事情向公社書記作了彙報，在他們的心裏，我一直是很優秀的，一旦報考，必被錄取。教辦的同志考慮到我是放映員，走了的話，公社電影隊勢必要癱瘓一段時間。他們向公社書記彙報的目的，就是要公社黨委早作安排。

公社黨委辦公室主任通知我，説公記書記要找我談話。

書記開門見山地問我:“你想參加大學聯考？”

我説是。

書記又説:“你走了電影隊咋辦？貧下中農咋辦？”

我不知道該説什麼，垂頭喪氣地從書記辦公室走了出來。在經過公社中學的時候，教辦的負責人把兩張黑白照片退給了我，説公社黨委不同意給我辦准考證。

我當時萬念俱灰，想到了死。

在知青點的後山崖上，我望着懸崖，感到自己的前途就像一片黑茫茫的迷濛，自己的未來就像這崖底一般猙獰恐怖。記得老師曾對我説過：華生，我們真想親手把你送到北京大學，以你的才氣足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可惜不逢時呀，若是以後出現機遇，你可得好好把握。

我好想哭。我把老師給我的複習資料鎖進那個印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腳箱裏。老師的話語猶在耳邊，老師説的機遇就在眼前，我卻沒有絲毫的能力去抓住並且把握它。

我把我的大學夢，從此拋向深淵裏，我發誓今生今世不再參加任何考試。

後來，我的朋友杜平如願地考上了湘潭大學（和現在鳳凰衞視的著名主持人王魯湘一個班），本科畢業後，師從中國著名‘七月派’詩人彭燕郊讀研究生。接着便是留校，成為文革後的第一代副教授。改革開放初期，他擔任湖南省公共關係協會副會長。不久，倒在講台上、英年早逝……

這就是我給大家講的第一個夢，他的顏色是紅色的。

紅色的夢，是嘎然而止的夢。這裏的紅，與政治並沒有絲毫的關係。但它足可以讓你面對眼前的道路望而卻步，甚至越不得雷池半步！

杜平兄實現了曾經的夢想，老天卻給了他人生的句號；老天把不屬於我的藏起來，卻給了我繼續在夢想中歷經磨難的未來和空間。

大學夢在紅色的警告中定格，我如同一個喪失視力的摸象者一樣，精明的聽力讓我判斷出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我的耳畔再次迴響着老師曾經對我説的那句話：“華生，以你的才氣足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於是，我想到了巴金，想到了高爾基，甚至想到了華羅庚……

他們因為種種的緣故，都沒有吃過大學生食堂的飯菜，卻都成為了享譽世界的文學家抑或數學家。

杜平兄在湘潭大學給我寄來一大摞重新出版的名著：托爾斯泰的《復活》、雨果的《悲慘世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小仲馬的《茶花女》等等，另外在一封信中附了他寫給我的一首短詩：

“且莫要

對任何人

抱絲毫的幻想；

收起來

把最後一滴眼淚

當成

玩笑一場

……”

我含着眼淚、但的確很不服氣地給杜平兄回了一首短詩：

“久卧病牀睡春秋，

嘔心瀝血欲何求？

莫道我在宮庭外，

深水鮫龍吞綠舟！”

不管怎樣，我忽然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每一座高峯都是自己攀登上去的，沒有人會把你抱上來。

我再次重温起了兒時的作家夢，但是未來的我，卻只能像高爾基那樣在寂寞的海邊，聽着海浪的悲嗆，躲在一隻殘破的小舢板下，孤獨地哭訴着我的《童年》。

嚴格地説，我的作家夢其實萌芽得更早些。它的原動力是因為一個女孩，一個我愛得死去活來，直到她死去也沒有聽到‘我愛你’、我的自以為是的初戀。

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所謂的初戀，應該説是上個世紀中後期，學生年代少男少女懵懂中的那種“比友情多，比愛情少”的情愫。

我是一個早熟的男兒，我的注意力總是集焦在長得漂亮或與眾不同的女同學身上。這或許是上蒼賜予我的最原始的文學衝動。所謂 ‘不才不色，不色不才’或許就是如此。

12歲那年，我在一個夏夜經歷了一件似夢非夢的怪事。

和所有江南人的習俗一樣，吃罷晚飯我便和左鄰右舍一樣，在屋子外面乘涼。到午夜的時候，便把竹牀搬到了堂屋裏頭，我的頭朝着洞開的大門，腳直指堂屋裏的柴火灶灶口。在迷迷糊糊就要入睡的時候，仿彷彿佛中老是覺得有個人在腳前的灶門口立着，我微微睜開迷糊的雙眼，只見一個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線方格子的女孩，頭上扎一根辮子，在灶口處向我看着。我不以為然地把它當作幻覺，本能地伸出右腳蹬了過去，然後依舊閉上眼睛地去睡。可是怎麼也睡不着，腦海裏揮之不去的全是那女孩的模樣。我本能地睜開眼睛，只見女孩已然從灶口遊離到了自己的腳前。我害怕地拚命用雙腿蹬去，女孩忽地消失了。這時，我已經恐怖到了極點，卻仍舊懷疑到底是不是幻覺，我有意識地把眼睛閉上然後迅速睜開，女孩已然立在了我的胸前。我歇斯底里地揚起雙手揮將過去，然後逃也似地衝向裏屋，鑽到母親的牀上，驚恐萬分地緊緊摟住母親……

第二天，我在xx市一中辦完入學註冊手續，然後從胸前掏出一份體温尚存的決心書，恭恭敬敬地交給班主任老師。老師疑惑地望着我，問道：

“決心書的文章和字是你自己寫的？”

我有點怯意卻又很自豪地點了點頭。

老師喜形於色地對我説：

“那好！入學的第一期黑板報就交給你了！”

我從老師的手裏接過一大疊決心書，一篇熱情洋溢的決心書的標題赫然映入我的眼簾：“把青春和鮮血融入那燦爛的朝霞”。我被作者的才氣驚呆了！心裏暗暗地想:這是一個剛剛進入國中一年級學生的才氣和胸懷嗎？

我迫不及待地察看署名--範春明。

我把這篇文章被刊登在第一期黑板報上，窮盡粉筆中的所有顏色，將其名字濃墨重彩。

這時，有同學對我説：是的，這是個真的很漂亮的同學！

我對此並不以為然。

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見到春明時，竟是個女生！她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線方格子的襯衫，頭上甩擺着烏黑閃亮的長辮子，單鳳眼，眸子裏秋光閃爍，很迷人也很寒人。

我禁不住地打了一個冷顫，冷顫中有一種從未謀面卻又似曾相識的感覺。

再後來，我們便有了許多哭笑不得的故事。

有一天，我和一個同學在家裏偷偷地抽着父親自己卷的煙，被另外一個同學發現並向老師舉告發。於是，便有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幫教會。由全班同學幫教身為連長兼排長的我，幫教會的情景可想而知：沒有人敢膽大包天地上台批判我。就在我暗自得意的時候，春明搖擺着兩條長辮走上台來，咬牙切齒地批判我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革命幹部隊伍中的敗類。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居然對春明產生了強烈的好感。是她的大膽？還是那咬牙切齒的“掛羊頭賣狗肉”的闊論？我説不清楚，也搞不明白。現在我總算明白了：男人是很濺的，他中意的女人如果不理睬他，那麼他會很失落；倘若他被自己喜歡的女人罵上一句‘小樣’，他會骨頭酥酥地獲得一種幸福的快感。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面臨着高中畢業。我開始籌劃組建“新青年”上山下鄉戰鬥隊，我把幾個男同學拖到了戰鬥隊行業，還準備邀請幾個感覺不錯的班幹部女生加入。

離高中畢業的時刻越來越近，我的“新青年”上山下鄉戰鬥隊還是沒有組建起來，除了幾個死黨外，沒有其它男同學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更別説那些嬌生慣養的女同學了。

我顧不上臉面，下着狠心帶了幾個死黨，到一個一個平素從不講話的班幹部女生家中家訪，給她們做思想動員工作，希望她們能夠加入“新青年”上山下鄉戰鬥隊，大家一起攜手並肩開創農村新天地。

我們先後走訪了團支書和文娛委員，她們的家長個個都投給我們驚訝和不信認的眼光。任憑我們伶牙俐齒，結果沒有一個女生接受我們的邀請。

可憐兮兮加上狼狽不堪的我們，最後決定到春明的家裏去。

當春明打開房門的時候，她竟然“啊”了一聲。

他沒有想到我會這麼大張旗鼓地到她的家裏來。

春明的家很小，不足十平方米。一字型的擺着兩張牀，然後就是一張兩屜書桌，靠書桌的正牆上是兩個鑲有許多照片的像框，我和其它同學就擠擠攘攘地坐在幾乎沒有了空間的房間裏。

她的爸媽不在家，比她小十歲的弟弟正在家裏做作業。春明給我們泡上茶，然後起身向屋外走去，我們心裏明白：她是出去給我們買點心去的。

大夥閒得無聊，海闊天空的胡扯着。

有個死黨瞟了瞟正在做作業的春明的弟弟，然後很無聊很不懷好意地指着我對春明的弟弟説：

“知道麼？這是你姐夫哥李華生。”

“扯謊！”弟弟一本正經、很認真地説：“他們都説李華生又矮又黑的。”

隨之，大家發出一陣很無聊很滿足的鬨堂大笑。

言歸正傳，我們開始對春明輪番遊説，一個個把“新青年” 上山下鄉戰鬥隊説得天花亂墜，把未來描繪得海闊天空。直到口乾舌燥，她就是一聲不吭。

最後，春明對我扔下一句話：“我是不會和你下到一起的！”

1975年3月17日，那是一個特別悲壯的場面，萬人歡送會場上人山人海，歡呼聲和悲嚎聲響成一片，我就要登上上山下鄉的解放牌大卡車。

在前來送行的親人和朋友的簇擁下，我看見了淚眼婆娑、遠遠地站在一邊默默注視着我的範春明。

我撥開簇擁的人羣向秋走去，她默默無語地把一枝“永久牌”鋼筆插進了我的中山裝的上方口袋，又將一個精美的塑料日記本放到我的中山裝的下方口袋，然後憋着難以表答的千言萬語，仍舊默默地凝視着我，我看見眼淚花兒在春明的眼眶裏撲閃撲閃着，我掏出手絹想要替她把淚珠擦乾，她一把拿過我的手絹自己擦拭着。悠悠地與我對視了許久，然後把手絹揣進了自己的褲兜裏。

我知道她的眼神裏充滿着無窮的深情和萬千的期待。我從軍用黃挎包裏取出一疊足有十七頁文稿紙的詩歌，告訴她：這是你喜歡的高爾基的《少女與死神》，我抄了七天七夜，在走之前送給你。

接着，我頭也不回的大踏步地登上了送我遠行的上山下鄉專車。

二個多月後，我在異地他鄉收到了從另一個異地他鄉寄來的信。

“華生同學：

你好！

見字如面。

我們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都已奔赴到我們各自的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都沒有違背高中畢業時的諾言，慚愧的是我沒有接受你和宜君、彥怡、立棟的相邀，組建獨立的知青小組奔赴祖國更需要的最艱苦的地方去，我也沒有和你同時登上上山下鄉的卡車一起奔赴農村。我後來打聽到了，如果我3月17號和你一起走的話，我會下放到和你一個公社的四斗大隊，因為我們玻璃廠的子女都下到那兒。

我在你走了一個月後，下放到了澧縣彭家廠人民公社的齊心大隊。我為什麼沒有接受你和宜君、彥怡、立棟的相邀？為什麼沒有3月17號和你們第一批的一起走？其實我就是不願意和你在一起。

回憶金色的學生時代，有太多的美好故事，也有太多的無奈和教訓。你和我都是積極要求進步的學生幹部，我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組長，但我要求入團的上進心一刻也沒有中止過。你那麼優秀能幹，字寫得那麼好，文章也寫得很美。可結果團組織就從來沒有考慮過我們。為什麼？還不就是同學們老拿我們當笑話，影響了我們的進步？

我不能再因為我的原因，而影響你的進步，也不能因為我在你的身邊，影響你的才氣的充分發揮。總之是為了你好，我的用苦良心，你現在應該知道了吧。

我們這裏挺好，貧下中農很關心和愛護我們。我今天給你寫信，是因為我們在收割油菜籽的時候，一不小心把鐮刀割在了小腿上，還流了很多的血。貧下中農看到後，馬上把我送到了衞生院包紮。不管我怎樣要求，他們就是不讓我出工。一個人在宿舍裏很寂寞，非常想念遠方的學友，於是，就提起筆來給你寫信。

…… …… ……

華生，你還寫詩吧？我是很喜歡你寫的詩的，而且還喜歡聽你的朗誦。你和宜君寫的話劇《志在四方》，同學們看了都非常感動。衷心地期望你繼續寫下去，在廣闊天地裏，寫出像浩然的《豔陽天》、《金光大道》那樣優秀的作品來。你是能夠做到的！

希望能在報刊上見到你的名字！

同學：範春明

於澧縣彭家公社齊心大隊

1975年5月28日”

難怪她不接受我的邀請，難怪從她家裏出來的時候，她會莫名其妙地説上那麼一句話，也難怪她孤身一人下放到澧縣都不隨第一批來石門，原來是她有那麼多的顧忌。

拒絕我卻是一切都為了我好？我越想越想不明白：女人就像一本讀不懂的書，明明心神嚮往的東西，卻總是故作矜持而顯得漠視；明明是長久渴望的美好，卻又背過身去選擇漫不經心；明明喜歡着一個人，卻偏偏用傷害予以解讀。學生時代的那點破事，為什麼總是要困擾我們的憧憬與追求？不就是小河邊的漫步被同學告發，草坪上的暱喃被老師知曉？那時候我們都還小嘛，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們也才剛剛到了入團年齡，你要團支部怎麼關注我們？

我實在弄不清春明的那些莫名其妙和胡思亂想。我最關心最憂慮的是她的小腿怎樣了，流了那麼多的血，傷口大不大？到底有沒有縫針……

知青點的蔣隊長用鐮刀捅了捅我的屁股：“發什麼楞？”

我“哦”了一聲，收割菜籽的鐮刀卻砍在了自己的小腿上。我望着鮮血直湧的小腿，苦澀地搖了搖頭：一切都是劫數，一切都是宿命。

再後來，我在湘西的大山裏當上了電影放映員，她在澧陽平原成為了一名鄉村女教師。她在信中稱我放映員同志，我在信中叫她尊敬的園丁。我們繞着彎兒在情海里盪漾，字裏行間卻找不出一個哪怕是寫錯了或者心慌意亂塗抹過的愛字。

直到1977年的農曆臘月廿八，我從鄉下回到故土，便急急忙忙地放下一擔從生產隊分來的糯米魚肉和採買來的鄉下土雞，並從蔸裏拿出生產隊年終分紅的八十多元錢，一齊交到了母親的手裏，然後心急火燎地踩着一輛準姐夫的鳳凰126型自行車，徑直出了家門。

我從羊湖口一直騎向小渡口，這是市區最大的直徑:七裏零三分。我渴望着與春明的不期而遇，我的第六感覺顯然是準確的。在這七裏零三分的土地上，我和她迎面碰到了兩次，結果又灰溜溜地兩次逃之夭夭。直到第三次直面於無路可逃的小巷裏，我漲紅着臉、跌跌撞撞地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春明的身邊有兩個女知青戰友，見此情況很“懂味”的就走開了，只留下我和她尷尬的對視着。那天雖是冬末，其實還是很暖洋洋的，我很是莫名其妙的盯着她身上那件臃腫得令人詫異的小花棉襖欲言又止。

春明窘了半天，吞吞吐吐地説：“過兩天我到你家，正月八年級你到我家裏來。”

然後，她便逃也似的追趕那兩個女知青戰友去了。

那一天是臘月廿十八，我始終沒弄明白：過兩天究竟是啥意思？我情商很低，搞不清楚大年三十是全家團圓，而正月八年級是姑爺拜門的日子。

大年三十，我鬼使神差地踏着黎明前的黑暗，坐上了從津市到石門的頭班車，去為貧下中農放電影。

大年三十的晚上家家炊煙繚繞，户户燈火通明，喜慶的爆竹聲此起彼伏，沒有人來看我的電影。

我在知青點昏黃的煤油燈下點燃一堆松樹。在熊熊的大火和昏暗的燈光下，我把信紙放在膝蓋上為秋寫信。那晚，我感覺到思緒良多，愁情萬千：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獨自坐在火旁。情繫遠方的戰友，思念可愛的故鄉......”

寫罷書信，傾盡了對春明的情懷。我在百無聊賴中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的世界一片黑暗。夜雁在黑幕裏不時發出一陣陣淒厲的哀鳴，遠山的那片亂墳崗裏磷光閃爍，山裏人説那是死人靈魂出竅的鬼火，我禁不住毛骨悚然。一種不祥的感覺掠上心頭。

我實在無法忍受黑夜的煎熬，孑然一身的直向公社郵電所的那個郵筒奔去，迫不及待地把信寄向春明執教的那間鄉村國小。結果，春明還是沒能看到這封信，因為她再也沒有回到那裏。

過罷春節後的一個月，知青戰友們或蹲或坐的在知青點的禾場上吃着午飯。戰友們相互打趣嘻鬧着，或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梅花兒開》、《三套車》之類的“黃色歌曲”；或亂點鴛鴦譜的胡謅黃色笑話。當戰友們津津樂道地朗誦着她寫給我的信時，隔壁四斗大隊知青點的一位女知青吃驚地問道：

“你們不知道範春明早就死了麼？”

我居然不以為然的仍舊笑着。

後來，帶隊的方和貴隊長告訴我：她真的死了。是春節前在大隊吃了棉油蛋炒飯導致的食物中毒，回到津市後又被醫院誤診為傷寒死的。

我幡然醒悟，原來那天穿着棉衣棉褲的她竟已是病魔纏身！我竟在大年三十棄她而去！我病倒了，整整一個月一病不起。

學友把春明留給我的遺物轉交給了我：那是高爾基的《少女與死神》和一幅她在年前國慶節的18歲生日照片。

我撫摸着已經縐巴巴的《少女與死神》詩箋，然後痛苦地擊打着自己的腦袋，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我為什要送給她《少女與死神》！”

書枱上端放着春明的照片，這是一張放大了的四寸黑白照片:

春明穿着一件白底上印有黑線方格子的襯衣，胸前擁着一束潔白的月季花。她似是剪了頭髮，原來飄逸的長髮變成了照片上被束着的不長的辮子，給人一種活力和清新的感覺。她的丹鳳眼微睜，給人深情款款。她的薄薄而微啟的嘴脣，親吻着月季花的花蕊，讓人享受着甜蜜和温馨。

我把照片翻過來，拿起筆，在照片背面填上一首詞：

“為君胸間月季，

痴迷。

花是女兒美，

天生一對秋水眼，

鵝眉更動人。

體巧若似百靈，

嬌柔。

風流傾九州，

離卻芳草難進酒，

狂夫相思愁。”

題罷詞，我有着一種發泄後的輕鬆。看着照片上的女孩，驀地想起了讀國中一年級時，在那個夏夜之夢裏與她的遭遇。六年過去了，春明卻到了另一個世界。

這就是我的初戀，一個在黃色的青春夢幻裏，生活告訴我：你還要再等等。

但是，因為這個黃色的夢幻，因為這個夢幻中那句“希望能在報刊上見到你的名字”的囑託，命運註定我從此為一個女人的期待而活着。​

...... ......

1993年的仲秋前夕，我孑然一身地來到了廣東xx，繼續踐行一個女人期待的夢想。

一到惠州，我便面臨着生存的危機。沒有錢可以裹腹，沒有文憑可以就業，沒有足以讓人眼前一亮的形象可以贏得青睞。我陷入了空前的狼狽與自卑。

我有時也莫名其妙地問自己：為什麼要來到xx？在這片舉目無親的土地上，等待我的又會是什麼？

我不屬於“孔雀東南飛”的那種類型，也不是天鵝。我帶着“旱鴨子”尚未脱胎換骨的原始本能，沒有選擇地把自己置身於大海，因此我嚐盡了“苦海無涯”的全部辛酸。

搭乘着“宏觀調控”的頭班車，來到因“泡沫經濟”而超常規發展的xx，目送着“房地產熱”帶給惠州的一切美好絕塵而去。我從來到海邊的第一天起，便與這座城市承載起“宏觀調控”的颶風帶來的所有苦難。伴着惆悵的迷茫，在“甜酸苦辣鹹”、唯獨沒有一絲甜意的“五味瓶”裏，我浸泡了整整21年。

也許是山重水複，也許是陰差陽錯，我原本旱鴨子，卻自視天鵝地來到了水深莫測的沿海xx。也許是天意，也許是無奈，我居然蟄伏於才子佳人雲集的惠州，以文化人的身份丟人現眼若干年！我在以非官方的御用之筆養家活口的同時，完成了《開放的南國》、《又見豔陽天》、《永遠的紅燭》和《羅浮醫話》、《紀實xx》等多部著作。數百萬字的作品，使這個原本於我不屑、且雲集着才子佳人的城市有了我賴以苟延殘喘的一席之地。

從一個市級作家到省級作家，再到國家級的報告文學作家，我在玩世不恭和委曲求全中完成了叛逆，在叛逆中，我踐行了一個女人對我的期待。

“希望能在報刊上見到你的名字”，短短的十三個字，熬白了我滿頭的華髮，那個早已遠去的魂靈當可告慰。

我曾經在傳説無數的惠州西湖，默然地佇立在蘇東坡的墓前，撫摸着王xx那早已冰涼的石碑，我懂得了愛情的真正要義。面對着千年沉睡的情侶，解讀他們顛沛流離的人生，品味他們千古不死的情愛，再回首去品一品那“比友情多、比愛情少”的滋味。我把自己情愛的真空賜予一個原本無愛的靈魂。我掬起一捧湛藍的海水，品嚐到了海水真的又苦又鹹。我把海水祭灑在蘇公的墓前，讓苦難成為千古。

這是一個藍色的夢，她凸顯着秋高氣爽、雲淡風輕。寓示着這個夢想的遼闊，充滿着可以無限延伸的人生。

三個夢，三種色彩，終歸為紅黃藍三原色。沒有任何色彩可以調出三原色，而三原色可以演繹繽紛多彩的整個世界。

就人生而言，當我們行走在十字路口，面對紅燈驟起，你當停下腳步；黃燈閃爍時，你須左顧右盼等一等；綠燈映入眼簾，你當毫不猶豫地朝着即定目標，一往無前地向前狂奔。這就是人生！

請記住紅、黃、綠，這是生命的三原色。

請記住紅、黃、藍，這是夢幻藝術的三原色。是可以演繹精彩人生和整個世界的三原色。願三原色賜給同學們一個美妙的夢。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