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廣州方所演講稿

中南大學的柴靜是個著名的演講家，還記得她在廣州方所的演講嗎?下面是本站小編為你整理的柴靜廣州方所演講稿，快來看看吧。

柴靜廣州方所演講稿：柴靜《看見》廣州方所演講稿

他們之前沒有安排廣州，是因為告訴我説，在廣州，人們從來不看中央電視台。但今天來了，我覺得我們大有可為，不至於那麼悲觀。來之前，剛才有北京的朋友電話我説，聽微博上説來了很多人，他説怕現場出麻煩，我説我有這個把握應該是不會的。因為那天在西單的時候，也來了三四千人。當時在地下車庫裏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個彎。那時候，西單圖書大廈的保安就特別擔心，然後，人在擔心和焦慮的時候，聲音會提得很高，也會做出一些比較大的肢體動作，會很着急，説話也會比較……不那麼考究。我一開始會有點兒擔心我的讀者跟他們發生衝突，後來這個保安過了一會兒回來，不知道為什麼保安臉上特別順了，後來他跟我們説，很少看到這樣的讀者。他説下去的時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麼多年輕人排在一塊兒，沒有喧譁、地上沒有垃圾、彼此沒有衝突。他説，我本來是氣勢洶洶地下去的，結果他們還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聲音也就低下來，然後每個人也可以聽到彼此的講話。

我覺得，並不是因為我的讀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觀眾能夠有這樣的力量，是因為我們都是愛書之人，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匯聚在方所，這是閲讀帶來的力量。謝謝大家!

大家今天處身於這樣一個地方，都是從小在書本當中長大的人，你們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難體會一個生於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環境裏面，她能看到的書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憐的。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醫雜誌，和我媽那個批判胡風的文件，這麼一個滋養，它是不足以讓一個人的心靈變得豐沛和強壯的。所以我就在想説，為什麼愛讀書的人，他無論身處什麼樣的境地，他能夠有一份相對從容、無視喧囂的一點點氣息，還是因為書本教給他的東西。我小時候能夠看的那個雜誌叫《讀者文摘》，現在叫《讀者》。現在你們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時期幾乎是唯一能看到的雜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們有一個發刊詞，是他們的總編寫的，那幾句話對我的影響很深。他説“什麼樣才是一個合格的編輯”，他列了十條。第一條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龍頭開着，你卻不去關的人，這樣的人不可以做一個好編輯;然後，一個經常諷刺善良人的人，這樣的人不可以做一個好編輯;一個講話的時候總是説“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個好編輯。

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老師和家長還沒有來得及去教養孩子的心靈的時候，實際上我是靠着這一點點來自陌生人的啟發的契機，才開始心靈中土壤的一點點培育。所以我是由讀書構成的。

講到第二本書，我寫到在20xx年的時候，我面臨我的生活中兩次大的事件讓我寫這本書。一次是我離開新聞調查，一次是引領我進入央視的陳虻去世。這兩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從原來的生活裏面，你以為特別堅固的生活裏面連根拔起來，然後移栽到其他的土壤裏，不由分説，也沒有人向你解釋，你所有的安全跟歸屬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但它也是一個人心靈獨立的開始。因為你沒有一個共同體可以再去依附，這時候你就必須去建構自己的內心世界，而靠什麼來開始，我覺得我是靠閲讀來開始。人在困惑當中，在書頁裏面來尋找共鳴。

那個時候給我幫助最大的就是《顧準文集》。簡單地説，這不是一本書，因為裏面包含了顧準的日記，包括了書信，包括他的論文。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我那時候寫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對這個出生在建國之前的，十幾歲就當了會計的，上海財政局的局長，他在年屆壯年的時候，被拿掉自己的這個職位，是因為他不聽話，他總是不想做一個盆栽植物。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對自己有一個很深的反思。他一個晚上一個晚上地睡不着覺，聽着外面的車馬聲稀少下來，然後又再喧囂起來。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兒，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報章雜誌之學，但卻喜歡對人對事空發議論。他説“現在想起來不免可笑”。於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樣一個氣氛當中，定下心來，把腳扎進土裏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於學。他以那個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讀凱恩斯的經濟學著作，他拼命去學習數學，在嚴寒當中感染了肺炎。也就是在一個狂風可以把人席捲而去的年代裏面，他就靠着緊緊地扣着地上的兩個小石子，來保證自己不被吹走。一顆石子是知識，一顆石子是邏輯。他抱着兩顆石子，讓自己求是、求實。

所以顧準對我的影響就是，在當年紅衞兵貼出大字報要他交代在文革的十年當中他做了些什麼的時候，他給自己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寫了兩個字，叫“讀史”。一個人能夠以，把自己置身於其中的現實，能夠以閲讀歷史的態度來看待的時候，他就不可能發牢騷。當他明白了降臨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結果的時候，他就能夠認識現實。但是當時最讓我觸動的是，顧準當時被下放到河南，他當時在那邊做勞動改造的時候，他的工作是撿糞。他以後做到了，新鮮的糞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放在自己筐裏面，完成勞動。他跪在地裏面勞動、血肉模糊，這是他的處境。但在這個處境當中，他仍然研讀現實。他説過一句話説，他心中有憤怒嗎?有的。但是他從憤怒出發，卻向更遠處走去了，這就是讀史。

但他內心讓我最觸動的一點是，我以為他是像斯賓諾莎那樣的一個歷史學家的態度，不讚美、不責難，只求瞭解認識，但是在1961年他挑着擔子，在終於回城的時候，他説他一步三回頭去看農村，看凋敝的農村。他説他心裏面那時候像刀割一樣。一個人試圖冷靜地觀察，又對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種不能釋懷的關切，他教給我，如何有一個安身立事的態度。

他工作的地方離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我經常在傍晚的時候，一個人去那條河邊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時候，帶着一個白色的帽子，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會戴着一個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裏猜想，他是為文革期間服毒自殺的的妻子服喪。在他晚年的時候，他買過一盞雙頭枱燈、綠色的，放在自己案頭。有人問過他為什麼要買這盞枱燈，他説，他曾經跟妻子商量過，能過上平安日子的時候，兩個人買一盞雙頭枱燈各坐一端，以此夜讀。這盞枱燈讓我心裏面也很難受。每次從我的窗頭能夠看到這條河的時候，我就在想，假如顧準生在此世，假如給他一張像我這樣平靜的書桌，這樣的頭腦和心靈能夠創造出什麼。他是在那樣的一個年代裏面，他曾經是一個信念非常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但是他所經受的一切並沒有讓他幻滅，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現實的最頂端，他要把那個杯子的底部掀過來，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麼字。這就是窮究事理的邏輯的力量。有了這樣的力量，任何事情權力都不可能讓他的頭腦屈服。所以他就像貝多芬旋律當中不斷迴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下午採訪的時候，記者曾經問過我説，誰在採訪中對你的影響最大。後來我想了一下，是托爾斯泰對我的影響最大。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採訪的知識要多於任何一個從業者。

在這兩年當中，我反覆看他的書，比如説《安娜卡列尼娜》。在這本書當中，原本一個非常凡俗的一個情愛故事，也是報紙上登載的一個新聞，這個新聞只有一個結尾、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女人因為做了別人的情人，最後成為醜聞卧軌自殺。這是我們每天都會在微博上看到的類似的新聞，托爾斯泰把它變成了百萬字的小説。他從結論出發，去倒推人的心靈軌跡，他在想象當中抵擋了這個事件任何一方的內心深處，在這個通往人心靈的過程當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見。他曾經也不喜歡安娜卡列尼娜，認為她是一個得到這樣結果是必然之事的人。所以他的題詞是用了聖經當中的一句話，叫“深淵在我必報應”。但他後來自己説，在他整個的寫作過程當中，他對人心靈的理解超過了他對道德的判斷。以致於這棵樹上的樹枝越來越多越來越繁茂，開出越來越多的花朵。人們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簡陋的判斷，而抵達人的心靈。他在這本書當中，對安娜、對安娜的丈夫、對安娜的情人，每個人物都給與同等程度的瞭解，這個瞭解並不是因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為他深化了每一方。在這個深化的過程當中，生活在此側的人和生活在彼側的人都同時得到了呈現，這也使這個事件得出了它的本來的面目。

所以他的書對我有一個啟發。我曾經以為採訪的客觀是不對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從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個作家的知識就是關於人心靈的知識，一個新聞工作者也是如此。我們只有對生活在此側和彼側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現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才有可能呈現這個世界本來應有的樣子，我們才能看到我們本來嵌在什麼樣的秩序和結構當中，什麼必然發生，什麼不可避免，什麼不可能產生。

那麼有人會問説，我們閲讀、我們認識世界，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嗎?就像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問過我自己，除了呈現我所看見的，我的終點是什麼?後來我才發現我沒有終點。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務於任何一個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稱崇高和偉大的人。

出生在1976的人，我降生的那個宅子，是我們家族有將近三百年曆史的，一個合局地。我的奶奶，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我媽，在文革當中輟學，我是第一代，能夠接受現代教育、能夠用自己的自由的意識去決定自己命運的女性。我從大的共同體上剝落掉自己，曾經頭也不回地擺脱掉任何集體，試圖建樹自己，就像三十年來中國所做的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從共同體當中剝落。但是已屆成年的時候，你會發現，人需要歸屬感。人生存於這個社會，我們需要歸屬，那麼歸屬從哪裏來?不再是過去的宗族、血親、單位，不是那些使人僵化的理念，像水泥一樣動彈不得的，真正的歸屬，是我們相互之間的創造和癒合。當我們志趣相投、目光相匯的時候，我們就創造出屬於我們的世界。這是一個公共電視台的記者的責任。在未來這些年當中，在時代能夠容忍的前提下，我將為這個，付出我全部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