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前市長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致辭

XX紐約前市長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致辭

感謝凱蒂，感謝福斯特校長、哈佛大學理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還有迎接我回校的所有教職員工、校友及同學們。

站在這裏我非常激動，不僅是因為我能在哈佛大學第363屆畢業典禮上面對各位優秀的畢業生及校友講話，更是因為能站在去年奧普拉曾站過的地方。我的天啊。下面讓我從最重要的環節開始：讓我們把最熱烈的掌聲送給XX屆畢業生們，這是他們贏得的。

畢業生們都一樣的興奮，但同時這幾周或許也讓他們有些精疲力竭吧。各位家長，我指的可不是期末考試哦，我説的是高年級運動會、最後一次交際舞會和遊輪酒宴——我指的是午夜巡遊會。

不管怎樣，今年的校園很令人振奮：哈佛橄欖球隊連續第七次擊敗耶魯，男子籃球隊連續兩年打入全國大學體育協會冠軍賽的第二輪，還有男子壁球隊則獲得了全國冠軍。

誰會想到：哈佛，竟然有如此強大的運動天團!不久後，可能就會有人問，你們的學術水平是否能和體育水平相媲美?

我個人與哈佛的關係緣起於1964年，當時我從巴爾地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併到這裏的商學院就讀。

你們或許在想，或者和身旁的人竊竊私語：他是如何進入哈佛商學院的呢?尤其是他的學術成績總能排在全班前列?我不知道，比我自己更驚訝的可能只有我的教授了。

總之，今天我又回到了劍橋(注：劍橋為哈佛大學所在地)。我注意到，這裏跟我學生時代有了一些變化。廣場附近我曾經很喜歡的三文治售賣點愛爾詩，現在成了捲餅店。曾經提供美味啤酒和香腸的烏斯特豪斯，現在成了工藝美食酒吧，不知道這是啥。還有原來的霍利約克中心(現在改名為史密斯校園中心)。

你們難道不討厭所有東西都用校友名字命名嗎?今早經過河邊的哈佛商學院彭博中心時，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不過也有好消息，就是哈佛仍然秉承着50年前我剛入校時的優良傳統，依舊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大學。和其他頂尖的大學一樣，她處在美國民主實驗的核心位置。

這些頂尖大學的目的不僅是增長知識，還包括推進我們民族的理想。頂尖大學是讓各種背景、各種信仰、探尋各種問題的人，能到此自由開放地學習和探討想法的地方。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這種自由的存在對於每個人來説是多麼的重要，無論我們多麼不認同別人的觀點。

包容他人觀點，以及表達自身言論的自由，是頂尖大學不可分割的價值。兩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支撐民主社會根基的一種神聖的信賴。

不過我要告訴大家，這種信賴在君主、暴民、多數派的專制傾向下是很脆弱的。最近，大家頻繁地看到這些傾向真實發生的事例，不管是在大學校園或社會。

這是個壞消息，而且很不幸的是，我認為哈佛以及我自己所在的城市紐約，也都目睹過這種傾向。

首先，來談談紐約市。你們可能記得，幾年前有些人試圖阻止在世貿中心舊址幾個街區遠的地方建一座清真寺的計劃。

這是個情感的議題，民意調查顯示超過2/3的美國人反對在該地修建清真寺。即便是反誹謗聯盟——這個被公認為全國宗教自由最狂熱的捍衞者，也公然反對該項計劃。

反對者發動集會和示威活動。他們譴責開發商，要求市政府終止這項工程。那是他們的權利，我們保障他們抗議的權利。但他們的觀點絕對是錯誤的，我們拒絕向他們的要求妥協。

要求政府單獨選出一個特定的宗教、阻止並且只阻止其信徒在特定區域建立其宗教活動場所的想法，這完全悖離偉大民族的道德原則，是憲法保護所不允許的。

我們這50州聯邦的建立取決兩大價值的結合：自由和包容。正是這兩大價值的結合，讓XX年9月11日和XX年4月15日襲擊我們的恐怖分子備感威脅。

在他們看來，我們是一個無神的國度。

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美國更能保護人類各種信仰和哲學認識的核心——自由意志。不過，這種保護需要依賴於我們時刻的警覺。

我們會這麼認為：政教分離的原則已經確立。實際上並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我們需要堅決地擁護它，以確保法律條文下規定的人人平等，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信仰、言論和選擇配偶的自由，如你所願，你就必須包容我這樣做或不這樣做的自由。

我做的事可能會冒犯你，你可能覺得我的行為不道德或不正義。但你不能用你不會約束自身的方式來試圖約束我，否則只會導致不公平。

我們在要求權利和特權的同時，不能否認其他人也同樣擁有。這在城市中如此，對於大學亦然。我認為現今大學裏對此原則的壓制，似乎是自195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美國參議員...當然你們可以鼓掌。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美國參議員喬·麥卡錫曾問“你現在是，或者曾經是(g.c.d)?”他試圖壓制和定罪那些贊同哪怕在當時都已經很失敗的經濟體制的人。

麥卡錫的紅色恐怖讓數以千計的人失去了生命，他害怕的是什麼呢?是一種思想，也就是共產主義，一種被他及其同僚們視為危險的思想。

不過他搞對了一件事——思想可以是危險的。思想能改變社會，思想能顛覆傳統，思想能掀起革命。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那些權貴企圖抑制思想，避免這些思想威脅到他們的權力、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及連任機會。

對蘇格拉底與伽利略如此，對納爾遜·曼德拉與瓦茨拉夫·哈維爾如此，對艾未未、造反貓咪樂隊以及在伊朗製作《快樂》視頻的孩子們也是如此。

抑制言論自由是人類本性上的弱點，每次出現時我們都需要同它進行鬥爭。對思想的不包容，無論是自由派的還是保守派的思想，都是與個人權利和自由社會背道而馳的，同樣與頂尖大學和一流學術相背離。

大學校園處處充斥着一種觀念，我想哈佛也不例外，即學者只有在研究符合特定正義觀念的前提下才應獲得資助。這種觀念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審查制度。這不過就是現代版的“麥卡錫主義”。

想想這有多麼的諷刺，1950年代，右翼份子企圖打壓左翼思想。而如今，在許多大學校園，則是自由派正企圖打壓保守派思想，保守派教員正面臨着成為瀕危物種的風險，這種現象在常春藤盟校尤為突出。

XX年總統大選時，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的數據，96%常春藤盟校教職員工的政治獻金都捐給了巴拉克·奧巴馬。96%啊。與常春藤盟校的捐獻者相比，前蘇聯政治局中的意見分歧高多了。

這一統計數字發人深思，雖然我也支持奧巴馬總統的再次當選，但我認為任何派別都不能獨佔真理或讓上帝總站在他一邊。

96%常春藤盟校捐獻者偏向於某一特定政治立場的候選人，你不得不懷疑，這些大學中的學生是否接觸到了頂尖大學應當給予的多元化觀點。

性別、種族及定位的多元化很重要，但一所大學還應當有政治的多元化，否則稱不上頂尖。實際上，為教授提供終身教職就是為了保證他們能夠自由地進行研究，而不怕研究主題和學校政治及社會規範不一致。

終身教職創立初期，主要是為了保護與保守派準則相沖突的自由派思想。

而現在，終身教職如果要繼續存在，就必須保護與自由派準則相沖突的保守派思想，否則，大學研究和進行研究的教授將失去信譽。

頂尖的大學絕不能偏向於特定(政治立場)的黨派，而自由的人文教育不應當成為自由主義的人文教育。

大學的角色不應當是推動某種意識形態，而應當是為學者與學生提供問題研究和辯論的中立論壇，不讓天平朝任何一個方向傾斜，不抑制不得人心的的觀點。

規定學者以及畢業典禮演講者，遵循某些特定的政治標準，會破壞整個大學的宗旨。

今年春，令人不安地看到，一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者被撤銷了，甚至連邀請函都被撤回了，僅僅因為學生以及資深教員和管理人員的反對，令我相當震驚。學生姑且不論，其他人顯然應當明白事理一些。

這在布蘭迪斯、哈沃福特、 羅格斯與史密斯等學校都曾發生過。我很遺憾地説，去年還發生在斯沃斯摩爾與約翰斯霍普金斯。

在這些例子中，自由派通過拒絕授予政治上與其相左的人榮譽學位，以此封殺不喜歡的聲音。這是一種暴行，我們不應當讓它繼續發生。

如果一所大學，在邀請一位畢業典禮演講嘉賓時，還要對其政治立場是否符合，進行一再地審查，自由的死敵就贏了。可悲的是，並不只有畢業季的演講嘉賓會被審查。

去年秋，我還在市政府的時候，我們的警察局長應邀到另一所長春藤盟校進行演講，但他未能如願，因為學生把他轟下台。

難道大學的宗旨不是鼓勵討論，而是封殺不同的聲音嗎?學生到底害怕聽到什麼?為什麼當局不介入，制止這羣暴民破壞演講?難道沒人考慮過，剝奪其他學生聽演講的機會，在道德上和學理上都是大錯特錯的?

我相信，今天的畢業生都讀過約翰·彌爾的《論自由》。請允許我朗讀其中的一小段：“限制別人不能表達意見的罪惡，是對人類的掠奪，是對子孫後代及當代人類的掠奪，是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掠奪更多。”

他繼續寫道：“假如那意見是對的，那麼他們是被剝奪了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假如那意見是錯的，那麼他們失去了一個幾乎同樣巨大的好處，那就是從真理與錯誤碰撞中產生出來的對真理的更加清晰的認知和更加強烈的影響。”

彌爾如果得知大學生壓制別人發表意見肯定會毛骨悚然，彌爾如果得知連教職員工都通常是畢業演講者審查活動的一部分，肯定會更毛骨悚然。

如果享有終身職位的教授，壓制那些持有他不贊同觀點的人發聲，那是高度的偽善，尤其是當那些抗議發生在自稱自由寬容堡壘的東北。

我很高興的是，哈佛沒有屈服於這些畢業典禮審查的挑戰中，否則的話，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邁克爾·約翰斯頓昨天就沒有機會在教育學院發表演講了。

有些學生要求校方撤回對約翰斯頓的邀請，因為他們反對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他們未能得逞，福斯特校長和院長立場都非常堅定。

正如瑞恩院長寫給這些學生的信所説：“我遇到過很多真誠的人，他們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標，不過在如何改善教育的問題上，我們的觀點存在分歧。在我看來，這些分歧應當經過探究、辯論，挑戰和質疑。同時這些分歧也應獲得尊重，確實應該被稱頌。”

他是完全正確的，他為XX屆畢業生上了寶貴的最後一課。

作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前任主席，我堅信一所大學的職責並非是教學生思考什麼，而是教學生如何思考，這就需要傾聽不同聲音，不帶偏見地衡量各種觀點，冷靜思考不同意見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論點。

如果教員做不到這一點，行政官員和主管部門就有責任介入，並優先解決這一問題，否則的話，學生就帶着封閉的耳朵與思維畢業，大學也就辜負了學生和社會的期望。

如果想知道這會導致什麼後果，看今日的華府就知道。

我國面臨的各類重大問題都在華府被裁定——包括我們的安全、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環境及我們的健康。

然而兩黨在處理所有問題時都沒有考慮協作，而是看誰聲音更大，以此壓制對方，試圖抑制和破壞與其意識形態相牴觸的調研報告。我們的大學對這種模式仿效得越多，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越糟糕。

我來舉一些例子，數十年來，國會都禁止疾病控制中心進行槍支暴力的研究，最近國會又對國立衞生研究院頒發禁令。你得問問自己，他們到底在害怕什麼?

今年，參議院延遲對奧巴馬總統提名的衞生局局長——哈佛內科醫師席菲克·莫西博士進行表決。原因是 ，他大膽地説，槍支暴力是一大應當處理的公共衞生危機。他膽子太大了。

來點嚴肅的：每天都有86位美國人死於槍殺，槍擊事件也經常發生在校園中，包括上週發生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悲劇，除了説這是醫療失當，不知道該説什麼了。

在政治上，就如在很多的大學校園中一樣，人們不願意聽到與自己意識形態相牴觸的事實，他們害怕這類事實。而且沒有什麼比科學證據更讓他們恐懼的了。

年初的時候，南卡羅來納州對其公立大學採用了新的科學教育標準，州議會盡然禁止在教學中提及自然選擇，這就像教經濟學卻不講供需。

你得再問那個問題，他們害怕什麼?

答案顯而易見，和國會議員害怕數據會破壞他們意識形態一樣，這些州議會議員害怕科學證據破壞他們的宗教信念。

若你想要證據，可以考慮這個：南卡羅來納州一位8歲的女孩給州議員們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將猛獁象定位官方州化石，州議員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因為猛獁象化石早在1725年就在該州發現。然後參議院通過的法案中卻將猛獁象定義為“第六天與其他陸生動物一同被(上帝)創造出來的”。

這事你不能胡編亂造。

在21世紀的美國，教會和國家之間的壁壘仍在遭受攻擊，這就需要靠我們來將兩者分開。

很不幸的是，在遇到槍支與進化論時將意識形態與宗教觀念置於數據與科學證據之上的當選官員，大多都是不願意接受氣候變化科學證據的那些人。

別誤解我的意思，科學懷疑主義是合理的，但是尋求更多證據的科學懷疑主義和意識形態上拒絕科學證據的頑固不化，有着巨大的差別。

鑑於許多當選官員對科學都是這種態度，聯邦政府沒能盡到自己的職責，在大學投資科學研究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今，聯邦政府用於研發的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百分比是五十餘年來最低的，這讓世界其他國家有機會趕上，甚至超過美國的科學研究。

聯邦政府在科學上是不及格的，跟很多州政府一樣。

我們國家不應該背離科學，內部也不應該互相仇視。而各位畢業生你們有責任引領國家步入正軌。

在每個問題上，我們都應該遵循有理有據的原則，傾聽他人的不同意見，只要我們這樣做，就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沒有打不破的僵局，沒有達不成的妥協。

當我們能擁抱思想自由交流，接受政治的多元化，我們的社會就會更加健全，更加強盛。

我知道，我的演講有別有於傳統的畢業典禮演講。事實上，這甚至可能讓我無法通過人文系的論文答辯。但是，沒有一個輕鬆的時刻，是説重話的好時機。

畢業生們，在你們一生中，不要害怕説出自己認為正確的事，不管這事有多麼不受歡迎，特別是在捍衞他人權利的時候。

站出來捍衞他人的權利，有時比捍衞自身權利更為重要，因為當人們試圖限制他人自由的時候，你可能會保持沉默，這樣你將會助長這種限制，哪天你可能也會成為受害者。

不要沆瀣一氣，不要人云亦云，大膽説出來，反擊。

我敢肯定這樣做，你會受到批評。我敢肯定這樣做，你還會失去一些朋友，樹立一些敵人。我敢肯定你還會這樣做。歷史的弧線會偏向你這一邊，而我們的國家也會因此更加強盛。

現在，各位畢業生經過努力贏得了今天的慶典，你們可以很自豪、很激動。今晚，在你們離開這所頂尖大學之前，去香港樓來最後一碗蠍子碗....仔細一想想，還是不要吧。明天，你們需要行動起來，讓我們的國家和世界對每個人都更自由，並永遠自由下去。(注：香港樓是一家中餐館，蠍子碗是一種加了果汁和冰塊的酒)

上帝保佑你們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