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新模式救助貧困人員經驗材料大綱

1月13日，就讀於西南財經大學的**籍學生唐金娥給**法院寫了一封感謝信：“當聽到母親説父親因車禍喪生的案子得到司法救助時，我和在河南財經大學讀書的哥哥心裏萬分感激……也許對別人來説，5000元不算什麼，但對於十分拮据的我家來説，就是雪中送炭。”

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市在全國率先啟動涉訴特殊困難人員執行救助機制的一個案例。近日，記者帶着“**模式”是在什麼背景下“破冰”、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是不是在為“老賴”開脱、是否會滋生法院執行不作為等疑問到實地展開調查。

困惑：執行難生存更難

現年78歲的浦周蘭是來賓鎮來賓村委會大塊田村村民，自從她患有精神病的兒子被同村村民李容高打死後，她便與在上學的孫子相依維命，靠種菜賣維持生計。**市法院雖然判決了李容高刑事附帶民事賠償1.8萬元，但李容高家僅有一間土屋，且年均收入不到600元。拿什麼執行？這讓執行法官犯了難。從XX年開始，這個案子就“掛”起成了執行積案。

執行難問題不僅是長期困擾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問題，還是羣眾反映強烈、社會關注的焦點、熱點問題。

**全市140多萬人口中，有38.1萬貧困人口，貧困人口占**市總人口的26.71%，四分之一還多的貧困人口，使得法院涉訴特困人員案件也佔有相當比例。截至去年底，**市法院未執結的578件積案中，申請執行人為特困人員的案件142件，佔總積案的24.57%。這幾項數據表明：一是法院執行難，二是由執行難引發的涉訴特困人員生存難。涉訴特困人員打贏了官司，卻因被執行人無經濟能力執行等原因，而無法執行判決。本身就處於低保線的涉訴特困人員，身心受到傷害之後，在生產、生活等方面更加陷入困境。

已在**市法院執行局從事執行工作10年的孫亞東法官深有感觸地説，在執行案子的過程中，有些來申請執行的人車旅費都靠借，要求法院執行的願望非常強烈。法官們去執行時，發現對方條件也非常差，把牲畜和傢俱等財產協商一個價格執行給對方，就會出現被執行人與法官發生衝突的事，每年都會遇到，有的執行法官甚至還被打傷。這不僅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還嚴重損害司法權威，削弱了法院的執行能力，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

嘗試：緩解“兩難”困境

大量的執行案件得不到解決，特別是涉訴特困人員，因法院窮盡了所有執行手段和執行措施後，被執行人沒有任何可供執行的財產，申請執行人得不到應有的損害賠償，不斷引發上訪、信訪等，這不僅使司法機關案件了結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且極易引發新的社會矛盾。

究竟該怎樣破解法院執行難和涉訴人員生存難這座“兩難”冰山呢？

2011年7月，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許前飛在**調研時思謀：以往，政府給筆錢，由法院發給有關案件當事人的做法解決不了實質問題。因為法院不是社會救助機構，什麼樣的當事人才符合救助條件，在認定的客觀標準以及救助程序上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現在我省已有相對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什麼不去依託它呢？再説，當財產權和生存權發生衝突時，生存權永遠高於財產權，司法必須關注民生。為此，他明確提出建立涉訴特殊困難人員執行救助制度的工作思路，並決定以**市作試點，探索開展這項工作。隨即，**市啟動了涉訴特殊困難人員執行救助機制。該機制在運作過程中，逐步探索出以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法院推動為基本思路，與民政、醫保等部門緊密溝通協調，以財政預算、社會籌集資金作保障，並與社會保障制度對接，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參與的運作模式。**市政府首撥50萬元作為該項工作的啟動資金，並從今年開始，財政每年預算安排5萬元，省高院和曲靖市中院分別注入資金30萬元和10萬元。今年1月，**市還向社會募集到救助金80多萬元，為涉訴特困人員執行救助機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去年12月2日，當浦周蘭接過執行救助金3000元時，不識字的她雙眼噙淚、百感交集：“我孫子王懷忠上高中的學費有着落了！我自己腳疼的老毛病也可以去醫院治療了！”**市民政局還給她享受了低保待遇，學校還為其孫子免除了學費和住宿費。

執行救助不僅解決了涉訴特困人員的基本生存、看病等問題，還破解了這類案件執行難的問題。通過執行救助機制，**市像浦周蘭一樣領到執行救助金的涉訴特困人員已有189人，先後兩次共發放救助金約70萬元，其中有74人被納入最低生活保障，10餘人納入醫療保險，消化了全部未執結案件的24.57%。此項制度使申請執行人與法院和被執行人之間的矛盾出現了緩衝，這不僅體現了法院對涉訴特困人員的司法人文關懷，而且對保障民生、促進和諧、維護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建議：長效機制需完善

把低於生活保障標準或處在保障邊緣的執行申請，在窮盡一切措施依然無果的情況下納入民政救濟的“**模式”，切實帶來了執行合力：對法院來説，緩解了執行難；對當事人來説，解決了涉訴特困人員生產、生活、看病和子女就學等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對社會來説，救助民事案件的申請執行人和刑事案件被害人，使當事人雙方對立、對抗的情緒得到消減，一些涉法涉訴的信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減少，對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穩壓器”的作用。

但是，也有人認為，涉訴就是法院的事，法院是裁辦者，怎麼變成了救助者？有的單位或部門甚至認為，搞救助是政府在替被告人“埋單”、替“老賴”開脱。**市法院院長劉建剛認為，這些議論可以理解，但透過“**模式”可以看出，執行救助機制涉及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必須以黨委領導、政府為主導，由法院積極推動與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衞生醫保等部門協商對接，如果缺少黨委、政府的支持，這件事是肯定辦不好的。法院參與恰恰體現了司法關注民生，司法貼近涉訴特困人員，詮釋了司法的人文關懷。

談到“以救代執”可能會造成案件承辦人通過對案件申請人的救助，免除其執行責任，造成怠於執行的問題，**市法院負責調研、起草救助辦法的朱澤法官認為，救助的首要條件必須是窮盡執行手段，救助辦法中窮盡執行手段的硬性規定，保證了法官必須履職到位、窮盡執行手段才能進行救助；另一方面，在終結執行裁定書中必須明確，一旦對方有履行能力，申請人就有權申請恢復執行，法院就必須重新啟動執行程序，怠於執行就得到有效防範。談到涉訴低保與實際的困難羣眾產生矛盾該怎麼處理時，朱澤認為，涉訴特困人員所面臨的困難和傷害比一般困難羣眾要大得多，因為打官司身心疲憊，只是在同等貧困條件下，涉訴人員優先。在確定涉訴人員救助條件時，首先要實行公示，如果有人提出異議，認為達不到救助條件，就要組織當地基層組織及村民和當事人進行聽證後，確實符合條件的才進行救助。

“**模式”這一涉訴特困人員的“救命機制”，到底能否一路走好，除進一步完善長效機制外，關鍵是能否得到立法機關及各地政府相關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最終能否融入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正如**市市委書記許玉才所言：執行難不是法院的一家之事，要加強黨委領導，整合社會資源，形成社會合力解決執行難，建立救助長效機制，讓涉訴特困人員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