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得體會：培養人才乃行君子事業

天、地、人是為“三才”，也作天道、人道、地道。在三才之中，以人為中心，人平衡天地，調和陰陽，以致中庸之道。而這裏的人，並不是我們現在普遍意義上的人，而是一個特殊的羣體——“君子”。君子這個詞在中國古籍中絕對是個高頻率詞彙，而在《周易》也是個最常見的詞彙，幾乎每一卦中都可以找到“君子”的影子。説到君子，我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謙謙君子，温潤如玉”了，其實謙遜只是君子的基本要求與基本特徵之一。

“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謙謙君子，温潤如玉”。君子，作為古代中國的理想身份的化身，是每個人都願意追求的境界，這裏以玉喻君子，向君子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古籍《管子•水地》中説∶“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淆，辭也。”這是玉的可貴，也是對君子美德的要求。

在《周易》第十五卦叫“謙”，其卦辭是“亨，君子有終”。這裏把謙遜作為對君子的一個要求，同時也是一個警示——只有保持謙遜的態度，君子的風度才可以延續下，得到善終，否則可能招致厄運。孔穎達解釋《謙》卦時説：“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而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也。”同樣是極力提倡謙遜，只有君子可以從始至終堅持謙遜，換句話説，那些不能堅持謙遜的人，都不是君子，而是小人，是要受到世人的唾棄的。

這種謙謙君子的傳統，源自儒家對“禮”的維護，尊卑有序，但是“尊”者又不能獨自支撐整個社會的運行，有時他們不得不求助於“卑”者，便又有禮賢下士的做法，久而久之，這種相互的尊重局面就形成了。有人説這些謙遜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對話對象的虛榮心，配合別人表演，我不敢完全説這種説法沒有道理，但是我覺得它不適合用來分析古代中國人。這些説法只是西方社會學引進以後，一些人用西方的理性解構中國文化的妄自揣測，是沒有科學依據的。中國人對謙遜的認同是發自內心的，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必須包含有謙遜的品質——“虛心竹有低頭葉，傲骨梅無仰面花”都是強調的謙遜。可以説謙遜作為一種傳統在很早就內化為古代中國人的一種自覺行動規範了，無需強調，無需提倡，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問別人的姓名時要説“貴姓”，而被問者也不會説“我貴姓X”，而是會説“免貴，賤(敝)姓(或小姓)”;在問老人年齡時要問“高壽”，問小孩年齡時也要説“貴庚”;稱別人的父母為“令尊”、“令堂(慈)”，而回答這些時也是説“家父”、“家母”……總之，是極力的是自己處在一個低下的位置，而把別人放在一個極高的位置，並且這種差別越大越顯示對別人的尊重，越顯示自己的謙謙君子的風度。只有皇帝才敢以“君”自居，其他的都是“微臣”、“草民”。而皇帝是作為天的代言的存在，在人們心中應該是一個十足的君子，否則可能不是一個好的皇帝。而到了近代“君”經過日本的改造成為了一個普遍的尊稱，比如魯迅稱劉和珍為“劉和珍君”就是一個尊稱。

可見，君子在古代中國，地位是不可隨意替代的，並且只有那些寄託了人們很多情感的東西才能被賦予“君子”的稱號，稱梅蘭竹菊為花中“四君子”也是各有寄託：蘭，一則花朵色淡香清，二則多生於幽僻之處，故常被看作是謙謙君子的象徵。菊，它不僅清麗淡雅、芳香襲人，而且具有傲霜鬥雪的特徵;它豔於百花凋後，不與羣芳爭列，故歷來被用來象徵恬然自處、傲然不屈的高尚品格。竹，也經冬不凋，且自成美景，它剛直、謙遜，不亢不卑，瀟灑處世，常被看作不同流俗的高雅之士的象徵。梅，迎寒而開，美麗絕俗，是堅韌不拔的人格的象徵。而成一個人為君子的情況並不多見，大家熟悉的就只有“戊戌六君子”，那些名譽可是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啊!

但是這種謙遜並不是一味的強調自己的卑微，相反恰恰是表現了一種高度的自信。只有那些對自己高度自信的人才不會在乎一個稱呼，在稱呼上做出了極大的讓步，是為了在交往中獲得更多的尊重。俗話説：“滿罐子不蕩，半罐子晃盪”説的正式這個道理，只有那些有堅實的後盾，強大的基礎的人才敢做出極大的退讓。“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正好表現了古代中國人的極度自信，他們不承認自己的“君子”的代號，因為他們——就是君子的化身。

作為君子，不僅有嚴格的要求，還要承擔相應的義務——連接天與地，平衡陰與陽，即行人之道。天地本為一體，盤古在睡夢中找了把斧頭把天和地分開了，為了保持分開的狀態，他便頂天立地作為支撐，但是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天和地還是沒有完全分離，那麼如何把天地聯繫起來呢?只有人，人在天地間，溝通天地之氣，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天為陽，以地為陰，天地交感，陰陽和合而生萬物，萬物有靈，人為其首，因此就承擔起來溝通萬物，協調陰陽的職責。在儒家的禮儀之中，人又有高下貴賤之分，對於那些低下的人，沒有做太多的探討，而對於那些他們任為可以代表時代的人——君子，他們則提出了詳盡的要求。完全執行一個高標準。久而久之，之中要求就內化為一種自然地行為了，許多人都按照這個要求來規範自己的行為，把這種高要求當成自己的最低標準，君子就逐漸走向了“神壇”。在中國，君子就和希臘的哲人差不多，揹負着沉重的負擔與期望，柏拉圖的理想之國是有哲人治理的，最終沒有真正實現，但是中國的君子治國的理想卻是有實現的。

很多人説從秦朝，中國就開始了封建專制統治，其實是不恰當的，這只是用了西方專制中有君主這一個標準就片面的下了結論。中國的歷史上，稱得上君子的君主的確不是很多，但是無論是個什麼樣的君主，他的治下必然有君子輔弼，無論是成功或是失敗，都是如此。而這些人都是自負很高的人，他們在心中就擔負起了連接天地，平衡陰陽的責任，他們為了“履行”自己的這一責任，往往會進行死諫，“文官不愛財，五官不惜死”，他們不被利祿收買，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他們的使命，因為他們是君子的化身。張載説：“為天地立心，為生靈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天平。”其實也是對君子的要求，天地以人為中心，萬物以人為靈長，君子當頂天立地，君子當心懷天下，君子當重擔在肩。相當於説，如果天地之間沒有君子，天將塌，地將陷，萬物重歸混沌。

天作為頭上的存在，俯瞰萬物，是萬物的仲裁者與審判者，有着至高的威嚴，君子應該效仿之，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是腳下的存在，包納萬物，是萬物的孕育着和撫養者，具有天性的母愛，君子當效仿之，故有“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對天與地的溝通，就是要兩個都學習，兩者的品質都應該具備才能算是完成任務。天空中的日月星辰，運行不息，周而復始，孜孜不倦，擁有剛健之氣，是為陽;大地上的土地，柔順寬厚，無私奉獻，無怨無悔，默默無聞，具備陰柔之美德，是為陰。君子既要剛強，又要柔順，以達陰陽調和的效果。如果君子不能恪守中庸之道，陰陽就會失衡，萬物鉅變，上天將會懲罰萬物，萬物也將毀於一段。無論是天地的溝通，還是陰陽的和諧，都是通過君子來達到的，只要君子同時具備了天和地，陰和陽的美德，持中和的態度，不偏不倚，萬物自然運轉正常。可見，行人道完全是君子的一個事業，也是君子的一個舞台，看哪個君子在這個舞台上跳的出彩。

無論怎樣，君子是建立在有責任心之上的，要做君子就得有天地情懷，就得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動力，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是君子。但也不是君子的充分條件，要做君子的路還很長，這樣做只是滿足了最基本的要求。而這種責任心也不是一種完全對自己負責的心態，而是對天下負責的胸襟。

反觀我們當下的世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不再為天下着想，而是為私利機關算盡，失去了天下情懷。為了私利，我們會為到底要不要拉起一個受傷的小孩，這麼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爭論不休;為了私利，我們在牛奶中添上三聚氰胺;為了私利，我們會用地溝油……我們同樣的也失去了那種自信，我們不敢正視客觀的事實，到處搞着些瞞天過海，欺上瞞下的勾當;我們極力鼓吹我們的長處，絲毫不敢正視我們的不足;我們不再做謙謙君子了，要去做一些野蠻的戰士……天地已經不能和諧了，陰陽已經失調了，萬物會不會因此而覆亡?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我們現在培養的“人才”，是什麼樣的呢?這些要行人之道的人還是那時的君子嗎?行人之道是個君子的事業，那麼教育也要成為一個培養君子的事業。否則，天地沒有心了，萬物也就沒有命了。重建君子的事業，重構君子的世界，一切才會柳暗花明。

簫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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