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邊的共產黨員：我的黨員父親

我身邊的共產黨員：我的黨員父親

父親1946年入黨時，還在山東革命老區，全國還未完全解放，黨的工作時刻受到來自敵人的威脅。20歲的他擔任了鄉黨委書記。當時黨員開會都是在半夜祕密召開，散會時還不能一塊兒走，相互之間不得見面，可見當時的形勢何等嚴峻。然而正是這種險惡的環境，才真正鍛鍊了父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過硬的素質和黨性！

1950年，父親放棄了較好的工作環境，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穿上軍裝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線。去的時候他的身份是區委幹部，他想到前線需要更多的英勇戰士，就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動員了30餘名區裏的優秀青年一同去了朝鮮，一入伍就任排長的他衝鋒在戰鬥的最前線，數次立功受獎，為保家衞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朝鮮戰爭期間，大多數時間每人每天的口糧只有一兩辣子面，三兩高梁面。但這絲毫沒有減弱他們抗擊侵略者的鬥志。也正是因為當時惡劣的飲食條件和戰鬥環境，使父親患上了終生備受折磨的胃病，並最終因此病離開人世。

當戰爭結束後，倖存下來的父親被部隊送回國上了3年的速成中學，幸福地掃了盲，這也是他一生的最高學歷。

1963年周總理提出抽調20萬軍隊幹部支援邊窮地區，當時軍隊幹部的待遇遠遠高於地方，但父親沒有猶豫，堅決服從了組織安排。當組織上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只是提出儘量分到靠鐵路近一點的地方，以方便回家探望年邁的父母，然而最後連這點願望也沒能實現。

當年他分到湖北省谷城縣，報到時，因為火車只通到襄樊，還得轉乘汽車到縣城邊上，再僱輛板車拖上全部家當，走了十幾里路才趕到縣城的工作單位。那時父親工作的條件非常艱苦，交通條件又差，經濟條件又不好，20多年裏，他僅僅只有一次回山東老家探望父母。但我從未聽到過他有什麼怨言。

1968年父親被安排到衞生院當院長，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父親從上任第三天開始就被打為走資派，戴高帽、挨批鬥成了家常便飯。至今我仍然清楚記得，年幼的我常常爬在窗户上，偷看父親戴着一頂一米多高的帽子被批鬥的情景。但父親始終不改他對黨的無限忠誠。記得那時在家裏，他經常在吃飯前帶着一家人面對毛主席畫像，背誦毛主席語錄，他這樣做完全是發自內心的忠誠，決不是為了做給別人看而走的形式。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傳到他耳邊時，他驚呆了，久久説不出一句話來，只是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

1983年父親接近60歲了，即將退居二線。組織上徵求他的意見，希望在他退居二線後繼續擔任二線職務，但他堅決要ｓ一退到底＃炕再擔任任何職務直到離休。?86年父親得知自己身患胃癌之後，為了節省單位寶貴的經費，除動手術期間外，堅持不住院，而由我的母親和妹妹們在家中照料，甚至去世前對他的急救都是在家中進行的。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我和妹妹在深夜裏冒着寒風，跑着到醫院去為父親取急救用的氧氣和藥品的情景。

父親從不計較個人得失，1986年他離休時一個月只有120多塊錢的工資。當時在部隊擔任連長的我工資已高過他許多。一個工齡40年、黨齡40年的離休幹部，待遇竟低於工作才XX年的兒子。但父親卻從無怨言，我想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因為他具有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良好的黨性修養。

父親沒有什麼文化，他除了用自己樸素的一言一行來影響和教育我之外，從未給我講過什麼大道理。他總是對我説：“要服務組織、服務領導，做好工作。”

父親的一生是平凡的，他的優秀品質，過硬的黨性，讓我始終銘記在心。在當前開展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我常常把自己的工作經歷和父親作比較，雖然我也是20歲時就入黨，工齡也有30年了，可是我的工作環境和待遇與父親當時的情況相比，可用“天壤之別”四個字來形容。

父親作為一名普通共產黨員，他的行為、作風、品質，就像一面鏡子，時時刻刻照映着我，激勵着我，鞭策着我。我想自己沒有任何理由不把本職工作做好，沒有任何理由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只有踏踏實實地工作，誠懇待人，不斷提高自己的黨性修養，才不愧於九泉之下的父親，才對得住共產黨員這一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