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大綱

1、法國大革命革命緣於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箇中心發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

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學潮，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出危機，紐約震盪;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了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國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築出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崙的侄子小拿破崙之命重新規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築師的專業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的城市，將那些適於打巷戰的彎彎曲曲小街小路，統統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裏面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衝進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後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係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麼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中央與地方關係在這裏呈現出病態扭曲。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後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經出過了。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誇耀，一旦動盪，如此規模就是你的墳墓。

2、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千貴族遷居於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於各地，與地方勢力結合，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歷史上打豪強、削藩鎮，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統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走出我視野。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了。儘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鐘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了，叫做“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説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佔巴士底獄。為什麼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裏面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後才發現沒有，只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啟蒙哲學。啟蒙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乾淨，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麼高貴者怎麼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向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着打開。可是最後一把鎖他打不開了，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制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制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了一年多。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制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劃法國的行政區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但問題來了，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後面跟來了“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制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衝進去吶喊。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政時發生了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回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了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侷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

學者評論

從XX年末開始，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持續大熱，這本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老書在市面上幾次脱銷。XX年11月30日中紀委召開專家座談會，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為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除了高層領導人的推薦外，XX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評論道，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當前中國社會背景複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可以説，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於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