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車改的成功與爭議

新一輪的公車改革正在實施，中央“三條紅線”的劃定，彰顯出決策者堅定的決心。

實際上，中國從未放棄過解決“車輪上的”，並曾經為此進行過無數次試驗。大概從20多年前開始，江蘇省就開始醖釀公車改革，2019年，江蘇省各地陸續開始了符合當地情況的公車改革。

由於江蘇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發起的車改模式也不盡相同。不過，發生在蘇南、蘇北和蘇中的每一次車改試水，都為2019年公車改革提供了實踐經驗、理論營養或者前車之鑑。

各地樣本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江蘇省的公務用車改革已經起步。後來，有學者分析，這一次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一般由鄉鎮基層到縣以上機關，蘇、錫、常、寧四市鄉鎮最先全部完成改革。

如今看來，這一次的車改有三種模式：貨幣化改革，即按月按人發放公務交通補貼;租賃式改革，即從社會上租車，按一定價位買斷所租車輛的年使用權;包乾式改革，即設立專門賬户，以乘車券或票的方式發放。其中以貨幣化改革最為常見，曾佔實施車改鄉鎮的七成多。鑑於經濟發展水平南北差距大，改革一直分類進行——蘇中一些地區在蘇南後實行車改，蘇北不少地區則沒有改革。

淮安楚州(現淮安區)

租用社會車輛向市場購買服務

模式

2019年，淮安楚州區在江蘇率先進行了公車改革的市場化探索，把當地公車出售給個人，“公車”變為“私車”，政府與購買者簽訂合同，按年租用車輛。同時，所租用的車輛只能為鄉鎮公務服務，不得經營其他業務。公務人員用車時需填寫派車單，寫明出車事由、起止地點、行駛里程，經分管領導批准，駕駛員憑派車單方可出車。

“從2019年開始淮安市淮安區(當時稱楚州區)的鄉鎮單位就已經不再掏錢購車養車了，因為2019年底淮安區針對全區內的27個鄉鎮46輛公車進行了改革。”一位知情人説。

而在相關部門當年的一份公務用車改革材料中，現代快報記者看到，在改革過程中，駕駛員由所在單位負責安置，公務車輛則採取公開競標的方式，通過競標不僅使買車人成為車輛所有者，同時也成為車輛的出租人。車輛專門服務於租車單位，不得從事其他經營活動。政府則對車輛進行返租，租車單位承擔租金外還要承擔因公務派車所發生的汽油費、過橋費、過路費、停車費以及駕駛員出車在外地的食宿費。這也就是説，將淮安區各個鄉鎮的公車出售給個人，明晰車輛產權歸私人所有;政府與購買者簽訂合同，政府按年購買車輛的使用權。

鄉鎮的公務人員執行公務用車時採取派車單制，由乘車人填寫派車單，寫明出車事由、起止地點、行駛里程，經分管領導批准，駕駛員憑派車單方可出車。“現在，我們鄉鎮還是這種模式在租車，租金一年在5萬元左右，但是不承擔駕駛員的工資，也不需要我們自己養車。”淮安區某鄉鎮一名公務人員表示，一般一個鄉鎮租一到兩輛車，在保證鄉鎮幹部的用車基礎上，供其他公務人員使用。“我們用車是到辦公室填單子，單子裏要寫明公務事由，用車距離等信息。要是書記鎮長不用車，就拿着領導簽字後的單子去找租車的駕駛員。”遇上租用的車輛因公務派出的情況，公務人員則需要到外面進行租車。在油費結算方面，鄉鎮根據租車的行駛里程提供油卡，每張油卡跟所租車輛的車牌號進行掛鈎，防止駕駛員多報油費 。

車改之初，當地官員就曾表示，對淮安市淮安區這樣經濟欠發達地區，採取“貨幣化”的公車改革方式，政府財力難以承受，同時，領導幹部車改後交通補貼金額較高，一些幹部補貼甚至超過了本人基本工資，這樣的方式，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羣眾也難以理解和接受。而採取明晰“兩權”方式對公車進行改革後，不涉及到現金貨幣，但確實從源頭上堵住了公車使用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漏洞。

據悉，該試點目前已經實行了十多年，對鄉鎮租車的監管也由紀委部門轉變到財政、公安、審計等多部門聯合監管。

從當年的公務用車改革材料中，可以看到當年的公車改革範疇是準備從鄉鎮擴展到縣直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但是，記者瞭解到，目前這種“反租倒包”的模式僅在淮安區的鄉鎮實施，區直黨政機關仍配備公車及駕駛人員。

根據淮安市信息，2019年底，淮安市對市直及主城區760户事業單位公務用車進行清查。

為了加強對這些公務用車的管理，清查後的第二年淮安市就正式出台並實施公務用車“四統一”管理辦法，從保險、加油、維修、處置等四個環節入手，在制度上降低公車經費,給公車方向盤套上“籠頭”。

根據當年財政部門的統計，實施“四統一”公開招標，通過競爭性談判、詢價、資格准入等方式，確定公務用車保險、加油、維修、處置供應服務商，以集中採購的形式為政府節省了很多費用。公務用車保險費比市場價格下降了30%，汽油價格比市場價格下降了2.5%-3%，汽車材料進銷差價率比市場價格下降了13.5%，資產評估收費比市場價格下降了66%，拍賣收費比市場價格下降了60%。

蘇州常熟

高額補貼下的車改能否持續

模式

2019年，蘇州常熟開始實行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當地實行貨幣定額包乾制，貨幣定額包乾費與公務員實際擔任的工作職務掛鈎，隨領導幹部職務和公務員崗位的變動而調整。購買私車的以現金按月按標準發放，一類正職(局長)購買私車的每月發放補貼2800元，二類正職2700元，三類正職2600 元。對不購買私車者，在標準範圍內按實報銷，節約部分按年計算獎勵30%，超支自負。

早在2019年，孫宇航就告別了免費享用公車的日子，這位時任當地某局副科級幹部的官員，不得不跟一堆年輕人擠在一起學車。後來，他買了一輛桑塔納，開了5年才換成現在的奧迪。

2019年，常熟開始公車改革，改革的主體是鄉鎮機關、市機關各部門(公檢法機關暫不列入改革範圍)和村委三個層面的公車。

在當年的車改中，市級機關被分為三類：一類是建設局等13個單位;二類是市委組織部、紀委、宣傳部、衞生局等42個部門;三類是法制辦、外事辦、工商聯等22個部門。鄉鎮改革也分為8個大鎮和3個小鎮。分類是根據各單位需要用車的工作量大小劃分。

改革後，一類部門正職每月補貼2800元，副職2400元，班子成員1800元，非領導職務的正科級幹部1400元，非領導職務的副科級幹部1200元;二類部門比一類部門少100元，三類部門比二類部門少100元。

大鎮的書記、鎮長補貼是每月3000元，人大主任、政協主席、副書記是2400元，黨委委員、副鎮長、人大副主任、政協副主席是2019元，非領導職務的正科級幹部1400元，非領導職務的副科級幹部是1200元，小鎮的補貼檔次要比大鎮少200元。

據統計，常熟市當時購買私車的副科級以上領導幹部近500人，佔總人數的85%。作為非領導職務的副科級幹部的孫宇航，每月能拿到1200元補貼。“相當於多發了50%工資。”孫宇航説。

據悉，如果要拿到這筆補貼，必須要出示購車發票，以及個人駕駛證和車輛行駛證。對於沒有購車的，副科級以上幹部能拿到標準的50%，而一般幹部可以拿到70%。

公開資料顯示，當時，常熟市下轄的鄉鎮機關有公車206輛，全年支出費用1954萬多元(包括駕駛員報酬、車輛折舊費);市級部門共有公車 279輛(公檢法除外)，部門預算確定的交通經費達1762萬元(不含有駕駛員報酬);村級共有公車87輛，年均支出170多萬元。根據測算，按照上述標準發放交通補貼，每年可節約交通費用合計1550多萬元。

如今，孫宇航早就習慣了開車上班，就算是奧迪，在經濟發達的常熟，也不顯眼。不過，如今他的補貼雖然已經上漲到了每月2800元，養車的費用卻比以前高多了。

“以前不堵車，油價也便宜，停車隨便停，現在，油費、保險、停車費，一個月至少花1500元，多的時候，3000元也有可能。”孫宇航説。

實際上，江蘇其他地區——尤其是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在進行公車改革試驗時，都採取了貨幣化的手段，而在如張家港市、崑山市、太倉市等市區縣，以往的車補也與常熟差不多。

有的學者將這種車改模式稱作“蘇南模式”，不過，對於這種模式的成功，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比如，這種高額補貼的方式能運行多長時間，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如何複製等等。

南京區縣

公車集中拍賣

發放現金補貼

模式

南京的公車改革早在2019年就開始了，當時籌備成立公車改革領導小組。2019年4月，從一些涉農街道開始，街道的公車集中起來向社會拍賣，而街道的公務人員按活動頻率計發現金補貼，出門辦事的交通工具自行解決。2019年，區縣開始公車改革，市級機關沒有改。2019年，南京所有區縣完成公車改革。

“我們區縣一級早就實行公車改革了，單位一輛公車都沒有了。”南京江北一區級機關副處長李大明説，現在他每天都是自己開車上下班，他們局長同樣也是開自己的私家車。

根據媒體報道，當時參與車改的12個區(縣)中，有11個區(縣)採用貨幣化改革模式，只有1個縣採用核定費用、租車使用的模式。所謂貨幣化改革就是單位不再配備公車，而是按職位高低、距離遠近、工作量大小給公務員核發汽車補貼，按月發放。南京市建鄴區2019年共支出公務交通費用354萬元，車改後，一年需要發放貨幣補貼227萬元，減少支出127萬元，下降36%。 南京市紀委當年也曾經做過一個統計：車改單位以往一年實際支出車輛總費用約6000萬元，車改後一年總費用為4242萬元，降低了29%。

根據當時的核算標準，一般鄉鎮黨政正職(如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等)可獲得每月1850元左右的車補，副職1500元左右，一般辦事員最低每月補貼80元。最終，南京各區(縣)鄉黨政一把手的車補，大致在每月1600元到2019元之間。

“我現在每月車貼是1800多元，我們街道主任、書記每月車貼在2500元左右。”江寧某街道副處級幹部申磊告訴記者，2019年前街道完成車改後，街道便沒有領導專車了，街道主任、書記在車改前坐公車，但車改後都是領車貼，沒有公車可坐。街道的各級幹部到區裏開會、下鄉辦事等，一般是開自己的私家車。

鼓樓區某局科長楊峻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局是正處級單位，2019年前進行公車改革，車改後單位一輛公車也沒有了，局長都沒有公車可坐。

記者瞭解到，南京市級機關新一輪的公車改革已經開始啟動，按照國家公車改革的時間要求，今年年底前公車改革就要完成，也就是説，再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無論是區縣，還是市級機關，都將按照國家要求完成公車改革。

改革從來如此

心向光明，道路曲折

之前，江蘇各地的公車改革效果立竿見影，東台、崑山、儀徵、淮安楚州區車改後，節約用車費普遍在30%以上，無錫實施鄉鎮車改後立即節省車輛費用2500多萬元。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少數領導幹部為節省補貼而乾脆少下基層，個別地方還出現過車改補貼標準畸高、經濟落後地區推進難度大、重大活動用車難保障等問題。

“此前江蘇有47個縣(市、區)進行了公務用車改革，都是自己在探索，實事求是説還不夠完善。”在去年年底的新聞發佈會上，江蘇省機關事務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説，像包括應該保留哪些公務用車，補貼標準應該放在什麼檔次等都需要完善。同時他表示，按照中央要求，已經車改的地區和部門，必須按照這次的公務用車改革的方案進行規範。

在改革之初的2019年和2019年，無數媒體、學者與官員都曾經探討過當年車改的成功與不足。

“之前發的車貼，對有的人來説是福利，對有的人來説，可能還得自己貼。”南京公務員李磊説，他曾經匿名在網上發帖子來抱怨之前的車改，“現在有人説，沒有公車，公務員會懶政，但並非所有人都是這樣的。”李磊説，“我們局裏是經常要下去跑的，以前有過公車，大家都願意下去，沒有公車後，一些快退休的幹部就不想動了，打打電話就把事辦了，而一些年輕人必須得下去跑，他們拿的車貼又是最少的，一個月下來，往往還得自己貼錢。”

一些區縣，則在改革之初就遭到了反對。有媒體報道，蘇南某縣在車改一開始，遭到了大多數公務員反對，理由是補貼過低，後來，當地不得不提高了補貼標準，以獲得公務員羣體的支持。

有專家認為，蘇州區縣車改之所以堅持至今，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上述補貼標準被多數官員所接受。

一篇2019年的碩士論文中，專門對常熟市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進行研究。作者在論文中計算：假設某副鎮長購買一輛15萬元的私車，按照使用 2019年報廢計算，每年折舊費是1萬元，加上每年的保險費、養路費、修理費、保養費、停車費、過橋過路費、用於公務活動的燃料費等1.6萬元左右，合計大約 2.6萬元，即每月補貼2200元比較合適。

論文還指出，將車輛每年的保險費、養路費、修理費、保養費、折舊費等全部計算在交通補貼內，而實際上車輛並不完全用於公務，產生的費用不應全由財政承擔。

針對車改效果，論文指出，對常熟市200名參加車改公務員的抽樣調查顯示：85%的公務員認為車改便利於工作和生活，增加了出行率;12%的公務員認為，車改對出行造成了一定影響;3%的公務員認為，車改對出行造成了很大影響。

對常熟市100名市民的抽樣調查顯示，68%的市民認為車改是成功的，其中認為促進廉政建設的50%，節約成本的是13%，其他原因5%;32%的市民認為車改是失敗的，認為失敗原因是沒能節約成本的佔18%，認為失敗原因是不能根治的佔11%，其他原因3%。

如今，新一輪的公車改革正在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在江蘇省推行，但可以預見到，就跟之前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樣，讚揚與反對，支持和爭議，必將如影隨形。

“二次車改”前夜

有人爭議，有人雀躍

新一輪的車改是一次全國性的改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次改革中，不一定是公務員，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利益相關者。儘管相關的細則仍未出台，但2019年車改已然像一顆剛落水的巨石，攪亂了一池湖水。有了更發達的通訊手段之後，你隨處能看到各種不一樣的聲音，比如説，有人失落，有人高興，有人決定進軍“公務用車租車市場”，有人打定了主意，要做一個改革的監督者。

對於即將要實施的公車改革政策，淮安當地的政府工作人員告訴現代快報記者，有人表示，可能貨幣化的改革方式，會促進公務人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有的公務人員則表示，對於政策的具體情況還沒完全在地方落地，怎麼用車沒關係，只要不妨礙辦事即可。

林壹是蘇州某縣級市一政府部門的普通科員，剛剛入職兩年。他告訴記者，現在每月到手的車補是800元。“我覺得再改革後有點慘。”林壹稱，即將開始的車補，他聽説自己最多隻能拿到500元/月，甚至只有300元/月。“有點難過。”林壹算了一筆賬，“800元勉強夠開車了，以後只好坐公交車了。”王萍是蘇州市某區機關的副局長，對於即將到來的公車改革，她顯得“淡定”很多。“作為一名黨員、一名公務員，我想對於上面的政策都是需要無條件服從的，不會有任何意見。”王萍稱，更何況現在政策並未完全出台落地，那麼誰都不清楚具體細則是什麼，現在去擔憂去考慮完全沒有必要。王萍覺得應該用一顆平常心去看待接下來的公車改革。

南京某局機關的許大偉告訴記者，由於南京市級機關一直沒有進行公車改革，他每月是沒有車貼的，只是工資條裏有一項是通勤補貼，每月只有兩三百元。許大偉倒希望他所在的單位能與區縣一樣，進行公車改革，這樣一來，他作為正處級，每月可拿到1040元的車貼。由於他主要工作範圍在老城區，這個車貼大致可以滿足他的交通支出。

許大偉説，他們局有編制者有70多人，但副局級以上者有11人，從局長到副局長、巡視員等，這11個人都有公車。其實按規定，這裏面大多數人都是不能有專車的。名義上，副局長、巡視員等沒有專車，但實際上他們坐的車就是專車，而且配有駕駛員。在領導們坐專車方面，各家單位可謂各顯其能，有的是有關部門申請配車，有的因為按規定不能配專車，就從其他渠道，比如從下屬單位借車，實際上借來的車子成了領導的專車。車子的支出費用還要從下屬單位走賬，對此下屬單位很有意見，但也沒有辦法。“名義上他們的車是單位的公車，其他人如果有事，也可以坐，但副局長的車，誰能動用?別説副局長了，駕駛員也不幹呢!”

許大偉説，這11輛車每年的支出是一筆不小的費用，一個駕駛員一年的工資支出在8萬元左右，加上車子油耗、保養、修理、折舊等費用，一年一輛車按3萬元算，花在11輛公車上的人員及車輛相關支出在120多萬元。按照此次公車改革的要求，只有正局級可以保留專車，副局級以下不能有專車。目前這 11輛車中，只有局長的車子保留，其餘的車輛目前都已經不開了。“這些車子下一步應該會交給有關部門處理，我不太清楚駕駛員如何安置，籤勞動合同的駕駛員可能要解聘，有編制的駕駛員可能會轉崗。”

許大偉告訴記者，這一輪公車改革，對於普通公務員應該是好事，因為普通公務員坐公車的機會相對較少，車改後每月可拿幾百元車貼，肯定是歡迎的。不過對於有些副局級、處級幹部來説，由於車改觸及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可能會有想法。以前天天車接車送，車改後變成打車、坐地鐵公交，這種變化他們能適應嗎?許大偉不無擔心地説，車改後，有的領導外出辦事、跑基層可能會減少，因為交通要自己解決。不過許大偉表示，對於這一輪公車改革，特別是對於副局級等幹部的規定，他是支持的，“讓公車真正姓公，還公車本來的用途”。

實際上，本次改革的利益相關者並非只是公務人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件事。

昨天有這樣一條新聞，《公車改革催生汽車租賃服務需求》：一位朋友，打定了主意要去參加未來不遠的公車拍賣會淘個寶;而另一個駕校的朋友説，他們正打算增加VIP班的數量，“肯定有很多官員想學車，他們怎麼可能願意跟別人擠在一起學呢。”

南京人老盧則是另一個關注公車改革的人——他是一名職業爆料人，性子較真，曾經拍過很多公車私用的照片。

“改革歸改革，還得有人監督，還好，時代不一樣了。”老盧説，這次的公車改革中，他希望公車能有更多的明顯標誌，讓全民監督，徹底斷了公車私用的根源，“我少兩條新聞也沒關係。”老盧認真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