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看改革以來黨的政策的合理性

1978年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是在黨的領導下以改革開放為主題展開的。而改革開放又是以黨的政策為嚮導而啟動的，也是因黨的政策的與時俱進而不斷的向前發展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應當歸於黨的政策的合理性以及黨本身的先進性。

社會生活的主體是人，因此，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核心應是人的發展，即每個人在社會中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同時我也認為黨也是公共權力的主體)的使命就是要平衡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在此基礎上平衡自身與社會的關係(這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旨所在)。

平衡人與社會的關係，其背後就是平衡私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係，在社會公共利益體現為一種公共秩序的條件下，這種平衡又體現為私人的欲求與公共秩序之間的平衡，或者説是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平衡，在實踐中體現在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推行依法治國方略的政策中：在社會公共利益體現為一種對公平正義的追求的條件下，這種平衡又體現為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平衡，在實踐中體現為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部署：在社會公共利益體現為一種在全社會範圍內對責任的呼喚時，這種平衡又體現為權利與責任之間的平衡，在實踐中體現為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創舉：在社會公共利益體現為對建立現代國家的需求時，這種平衡又體現為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平衡，在實踐中體現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提出，因為現代國家的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必然取向。

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之一，同時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追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特別是在政治的意義上，就是中國社會不斷民主化的過程，其實在經濟的意義上也是如此，即所謂的經濟民主。所有國家的現代民主成長，首先都是個人自主權利的獲得與實現。改革初期，黨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放權讓利”，各個社會主

體都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權利，從而激發了每個中國人的積極性，極大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進而又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説，是個人自主權利的獲得與實現催發了市場體制的確立，以個人自由為前提的市場體制反過來又鞏固了個體的自主與社會的相對獨立。

然而，個體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個體自主權利的獲得與實現，需要有公共秩序，需要保障公共秩序的公共權力的合理存在。這種需求孕育了民主共和的現代國家。顯然，現代民主共和國家制度本質上是保障個體實現其獨立自主權利的制度。或者換一種説法，這種作為“人的自由產物”的現代民主國家制度的出現與成長，必然是以人獲得自由為歷史前提和邏輯前提。基於這個邏輯，現代民主的成長，必然首先體現為個體的自由與獨立，進而才能體現為國家層面的制度建設與發展。黨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國的方略顯然就是個體的自由獨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市場體制的健全發展所帶來的體現在國家層面的制度創新。

現代民主的成長有其自身的必然邏輯:即民主必須首先滿足個體獲得自主權利的要求：其次是滿足個體在國家與社會的空間中實現其自主權利的要求。在民主所藴含的內在價值中，前者體現為對自由的追求，後者體現為對平等的追求。實際上，在現代民主生活中，自由與平等是相互依存的，失去了任何一方，另一方在政治上就不成立。所以，現代民主的成長，都自然把實現自由與平等的有機統一作為內在的目標。但是，任何社會的民主成長都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由必然會首先成為民主成長的第一個主題。換句話説，民主的成長必然是從追求個體的自由與獨立開始的。在民主成長的過程中，作為“人的自由產物”的國家制度的具體安排，也將隨着個體與社會的現實政治追求的變化而變化，與時俱進的得到發展與完善。

在現代政治條件下，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必然在價值層面上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有機統一。不論民主成長的邏輯起點是從追求個

體獨立的自由價值出發，還是從追求社會公平的平等價值出發，在其成長的過程中，或早或遲都要面對民主成長所包含的另一面。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的民主成長開始之間面臨新的使命：即個體自主與獨立之後的社會公平。

有必要説明的是，中國社會民主成長的價值支撐點從自由擴展到平等，不是民主出現了危機，相反是民主成長的結果，其大方向符合民主成長的內在邏輯。因為社會公平問題的提出，不是對個體權利的否定，相反，是在全社會範圍內，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肯定和保障個體的權利。只有平等尊重每個公民的權利，擁有權利的社會個體的獨立和自主才具有穩固的社會基礎和制度保障。所以，民主對社會公平的追求，其出發點依然是個體權利的保障。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社會的民主成長，是在改革前黨、國家與社會高度一體化的全能政治的背景下開始的。所以，體現為社會個體不斷獲得獨立和自主的民主成長，給中國社會帶來了重大的裂變效應:國家與社會由一體走向分離，國家權力在退卻，社會權力在增長：與此同時，社會中的個體脱出傳統的組織，紛紛獨立自由的行走於社會空間，個體與社會之間原有的緊密關係日益鬆散，甚至消失。這種裂變孕育了中國社會民主成長的社會主體和有效空間，但也對中國社會的民主成長提出了一個十分現實的任務，即如何將從傳統體系和結構中蜕變出來的新的社會要素和社會力量，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使擁有自主權的個體能夠獲得全面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成長對社會公平的關懷，雖然價值的着眼點在於權利本身，但是在實踐的層面上，其行動的着眼點則必然在於社會的構建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調整以及國家制度的健全與完善等等。可以説，一個屬於務虛的領域，一個屬於務實的領域。而我們的黨在進入21世紀以後，選擇了務實。在XX年，黨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發展戰略。這使得社會公平問題不但是社會建設的基本追求，而且是黨和國家的基本戰略以及政治任務。

這一切為新一輪的中國社會民主成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資源。

從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進程來看，社會公平問題的提出確實源於社會發展的失橫：如貧富的分化、城鄉差距的擴大、地區不平衡的加劇以及公民權利保障體系的失效等等。但是應該看到，這種社會發展失橫不是社會危機的結果，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反映，因為，這種失橫在很大程度上與改革開放所推行非均衡發展戰略有關，與政府逐漸退出社會並重新調整與社會的關係有關，也與日益個體化的社會尚未實現有效整合有關，此外，也還與處於發展中的中國社會在資源積累合制度能力方面的有限有關。這些事實決定了社會公平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社會自身的努力，更需要黨和政府的有效作為。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黨和政府要在保障自由權利的基礎上有效推進社會公平，其根本途徑就是全面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憲政水平。

社會發展是客觀的，也是不能停止的，更是不能逆轉的，在這樣的形勢下，黨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有效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和國家如何面對社會，如何容納社會以及如何根據社會的變化和發展來有效的調整和發展自身，“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對此的最好解答，也是黨在XX年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的原因所在。（作者李 樂：單位系蚌埠醫學院社會科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