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研究大綱

一、編訂適合少數民族學生知識背景與結構的教材

教材是用於向學生傳授知識、技能和思想的材料，是教師教學的依據，同時也是學生學習的依據。教材的呈現方式對教師的教學方式有着內在的規定性，往往決定着教師的執教方式，決定學生的學習方式，因而有着非常重要的導向作用。對於民族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來講，由於生源地域文化與基礎知識背景的不同，不光要選擇適合學生知識結構的基礎教材，同時更需要編訂具有民族文化特點的針對性、實用性的教材。錢穆説:“一民族文字文學之成績，每與其民族之文化造詣，如影隨形，不啻一體之兩面。……欲論中國民族傳統文化之獨特與優美，莫如以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為之證。”[1]強調了文學對於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載作用。儘管目前已有的各類版本的《中國文學史》逐步將文化與歷史滲透到文學發展的歷程當中，但對於反映民族習俗、民族文化、民族歷史的文學現象並沒有明確而又形象的突顯。事實上，不同時代、時期的文學史都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印跡。如古代神話中黃帝與蚩尤之間戰爭的記述，正是中國民族文化起始;《詩經•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這五篇詩史記述了各民族的發展歷史;屈原的《離騷》帶有濃厚的古代南方的歷史文化與地域風情;中國各民族自古代就有演唱民歌的習俗，漢代的樂府民歌中濃厚的生活氣息均來自於民間，並將南北的地域文化與民族習俗融合在一起，從而透顯出真率誠摯的情感;唐代的邊塞詩展現了雄奇壯闊的邊塞風光，以及由民族戰爭而激發出來的民族精神，從而將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的交融得以客觀真實的展現;宋代更是一個多民族交融的時代，在宋王朝統治的329年的歷史過程中，其始終與西夏、遼、金、蒙古相對峙，並最終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取代，宋代的詩詞、散文均對此時期的民族關係進行了詳盡的記述;元朝建立以後，實現了空前的大統一，內地和邊疆各民族之間多方面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促進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民族文學在此期也呈現繁榮的景象，產生了許多少數民族散曲家、詩人和詞人，薩都剌、馬九皋、貫雲石就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期，民族關係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共同奉行“文化多元”的民族政策，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回族文人李贄、滿漢文化交融的結晶———《紅樓夢》，都是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傑出產物。由上可見，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是增強文學時代感的重要因素，文學史的演進正是伴隨着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與成熟過程;從作家的個性風貌與時代、民族風貌之間的關係來看，時代與民族風貌的共性是寓於作家風格的個性之中的。正如有學者説的那樣:“文學的民族特點與作家創作個性之間的關係是整體與部分、共性與個性的對立統一關係。離開整個民族特點、民族風格來評論作家作品，作家風格就成為一些孤立的、零星的文學現象，無助於説明它植根於民族生活土壤，受到民族心理習慣和文學傳統制約的本質特徵。每一個時代的文人的個性中都滲透着一定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心理，最終必然會折射到文學創作中。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王昌齡、李賀、李商隱、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辛棄疾、陸游、文天祥、曹雪芹、羅貫中這些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家，他們的創作無不是時代民族風貌的展現，民族地理、民族心理、民族觀念、民族文化、民族經濟的特點均能在歷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連貫性的印記。總之，在統一的多民族並存的社會形態中，文學創作與民族關係始終處在一種互動關係中。正是由於民族間的交往，文學反映的內容範疇擴大了，文學的地域民族特徵加強了，風格更加多樣化了，情感類型也更為豐富了，文學自身為了適應民族融合的需要而不斷創建新的表現領域與表達方式的要求。由於各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民族高校也和其他綜合性院校一樣選用“權威”教材(現在比較通用的是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然而這些教材卻不適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學生的文化和知識水平。為了能夠更加有針對性地指導學生學習，應該編寫立足於民族院校多民族學生實際情況的、適合多民族學生多元文化背景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從而讓民族文學回到課堂中，使學生樹立多民族的文化觀與文學觀，以此去認識中國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並擔負起弘揚和傳承民族精神的重任。

二、加強記憶理解，重視學生基本功的培養

目前，包括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等民族高校已經實現了面向全國各個省市、各個民族的招生，由於地域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學生的知識基礎與能力也隨之呈現出不同的差異性，尤其是來自於山區的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基礎也存在一些問題。基於以上因素，語言基礎是民族院校學生的必備工具。如果漢語言的基礎不足，學習各類專業知識將必然會面臨許多困難，肯定會影響到他們的專業學習和研究。而古代文學又是一門融語言、文化、歷史、審美於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如若沒有良好的語言與文學功底，那麼由文學現象而延伸出來的文化內涵就更是無從談起。因此對於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必須在全面講解本課程基本內容的基礎上，能夠突出重點、難點，狠抓學生的基本功(例如背誦作品、字詞句講解、古文翻譯等)訓練，從而打下牢固的專業基礎。在解決字、詞、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文獻的閲讀和理解能力。以詩、詞為主的韻文文體是古代文學的重要講解內容，古代詩人常用雙聲、疊韻、疊字、比喻、對偶等修辭方法，以及煉句、煉字、構造意境等藝術手段，以此增強詩詞的藝術感染力。因此，對於生僻字句、篇章格式、聲韻句律的掌握是學生學習詩詞內涵的基本途徑。清人吳喬在其《圍爐詩話》卷四中雲:“讀詩與作詩，用心各別。讀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何，佈局如何，措辭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紊，而後有得於古人。只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帚掃卻，空曠其心，於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後成篇，定有可觀。”這其中涉及到了創作與閲讀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每一部作品的產生都有創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旨，但作品一旦產生，最終的解讀權利就交給了讀者，讀者也就佔據瞭解讀過程的主導地位。如若把握創作者的真實意圖，以及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審美特性，就必須“察作者用意如何，佈局如何，措辭如何”，其中“措辭”無疑是理解作者“佈局”、“用意”的基礎，同時也是避免讀者誤讀甚至曲解作者創作思想的基本要義。詩詞作品是作者感情的外在表現形式，而語言則恰恰是情感表現的最重要載體，詩詞語言不僅精練含蓄，富有形象性和暗示性，而且講究音韻、節奏，詩人的情感氣質和詩歌的意境韻味都是通過特定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正因如此，反覆的吟詠、誦讀也就成為我們解讀詩詞的的重要途徑之一。然後再聯繫作者當時的創作情境，體驗作品的審美意境，通過潛心體驗將作者的藝術創造力內化為自己的審美修養，最終獲得超越字句音律之上的美感體驗和情感共鳴。在此基礎之上，加強學生對所理解作品的記憶背誦，增加知識儲備，以此培養他們深厚紮實的文學功底，從而實現從誦讀—理解—記憶—運用的有效的學習過程。因此説，對於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來講，應採取由夯實基礎到能力培養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這是符合民族高校自身實際情況的。

三、重視人格培養，發揮古代文學的人文精神

近年來，受市場經濟全球化、高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大眾娛樂消費文化急劇膨脹等外部環境的影響，包括哲學、歷史、文學等在內的人文學科受到嚴重衝擊，漸次退出社會需求的主流地位，甚至出現邊緣化的危機。與此同時，經濟大潮、文化危機也給當代大學生帶來了價值迷茫、精神空虛、心靈浮躁等現實問題，民族高校的學生同樣面臨着這樣的困惑。作為藴涵豐富精神內涵與情感體驗的古代文學，應該充分發揮其美育與德育作用，將文化感知、情感體驗、境界提升等人文精神融貫到文學史的講解過程中，從而在精神層面起到現實的引導作用。這既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從內部激發古代文學學科活力的有效途徑。古代文學作品中所藴含的歷史思考、心靈感悟、價值思索、人生智慧等精神理念對當代的大學生有着現實的教育、啟發和借鑑意義。所謂文學即人學。在以歷史背景為依託的前提下，古代文學作品最終向後人展現的是文人的價值取向、心靈歷程、人生追求等內心情感世界。儘管古今時境不同，但對於生存價值與人生意義的追尋卻是人類共同的精神皈依。文人們創作品味的界定往往取決於他們的價值觀念，人生態度、思想境界，並由此呈現出光耀千古的個性風采。為理想而殉身的屈原為我們留下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堅定信念;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以他淡定平和的心態，在與自然界相親相合之中構建了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狂放中不失天真的的李白在經歷了理想與現實的打擊後，依然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還復來”的豪邁之音;被封建社會遺棄的落拓詞人柳永，毅然以“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人生宣言昭示後人，其理路與現代人“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説”的説法如出一轍;歷經人生坎坷險些失去生命的一代文豪蘇軾，在面臨人生坎坷挫折與困境時，永遠都保持着一顆平常心態，直麪人生的風風雨雨。被貶嶺南，他卻高吟“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歷經自然界的生死榮枯，他並沒有象大多數文士那樣流露傷春悲秋的感傷情懷，而是以“花退殘紅青杏小”、“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的生命力量取代了毫無意義的無聲歎息;當和親人長時間離別不能相見時，蘇軾卻能夠超越一己之感傷，而上升到對人類普遍情感的哲理性思考，從而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祝願消解了後人內心中的離別感傷。應該説蘇軾以其隨緣自適、超然物外、曠達樂觀的人格精神戰勝了人生中的挫折與困境，而這正是感發後人的生命力量所在。有鑑於此，教師在因循文學史客觀發展線索的基礎之上，對作家作品的解讀應該着重於對這種生命力量的傳達，讓學生本着與古人進行心靈對話的目的走入到作品中，在感悟生命的過程中構建自己的生存智慧，在今天這個日新月異、壓力巨大的現代社會中，民族高校的的大學生和其他綜合性高校的學生一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掌握外，擁有一個健康良好的心理狀態，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無疑是破解人生種種難題的制勝法寶。而古代文學中藴藏的文人的精神境界與人生態度，則為大學生在氣質品格的塑造，自我人格的完善，心理素質的提升，以及人生智慧的積累等方面會起到積極有效的現實引導作用。

四、力求學以致用，培養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

在通識教育培養的基礎之上，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是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的最終目標。在競爭力日益激烈的今天，民族高校的大學生也和其他高校的學生一樣站在同一起點上，共同接受社會的考驗。因此，具備實際的應用能力也是民族高校古代文學專業所要思考和麪臨的根本問題。所謂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能力無外乎表現在聽、説、讀、寫等方面，即表達、寫作、理解、溝通等與社會要求相關的層面。當下社會對學生綜合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假如民族高校的學生缺乏漢語言的表達、理解和書寫能力，當面對社會的公平競爭和選擇時，必然會承受比別人更大更多的就業壓力。有鑑於此，古代文學在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鑑賞能力、思考能力、文化素質教育等方面的同時，也應該與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做到知古通今、古為今用，從而實現對知識的實際運用。筆者認為古代文學的實際應運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積累語言材料，提高寫作水平不論是表達還是寫作，都需要擁有豐富的語言材料，而古代詩詞散文中的一些優美語句、經典句意都會成為學生藉以表達的豐富語彙。如表達友情時，就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表達愛情的詞句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邶風•擊鼓》)、“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漢樂府民歌《上邪》)、“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歐陽修《玉樓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秦觀《鵲橋仙》)等;表達親情的則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張九齡《望月懷遠》)、“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調歌頭》)、“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孟郊《遊子吟》)等等;表達時間易逝，光陰不再的詩句有“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朱熹《偶成》)、“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登樂遊園》)等等。此外，諸如“博觀而約取，後積而薄發”(蘇軾《送張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李白《長歌行》)、“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等具有人生啟示作用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除了這些警句外，象“雨雪霏霏”、“綠肥紅瘦”、“驟雨初歇”、“山抹微雲”、“金風玉露”、“煙柳畫橋”、“綠楊芳草”、“紅藕香殘”等等以寫景狀物來表達內心情感的優美詞句俯仰皆是，不僅增加了學生的審美感受，同時也成為啟發創作靈感，豐富藝術表現力的絕佳語言材料。學生通過理解背誦，不僅可以增加文學素養，積累文化底藴，而且在表達和寫作時可以信手拈來，大大提高了寫作水平和語言表達能力，因而具有積極的現實應運作用。

(二)引導多元問題意識，培養創新思維方式古代文學作品不僅具有感性、審美的外在藝術形式，同時也包涵着理性、邏輯化的關照方式。它體現着內部與外部結合、歷史與邏輯結合、宏觀與微觀結合、感悟與思辨結合的多重思維模式。所謂內部與外部體現在作品本身的審美內涵與其外在的現實意義之關係上;歷史與邏輯結合則是文學發展的歷史與客觀時代歷史的同步與錯位之關係;宏觀與微觀結合是文學整體的發展線索與斷代文學，以及個體作家作品之間的包容關係;感悟與思辨結合則是指作品的感官審美形式與理性關照之間彼此滲透的關係。學生在圍繞這幾層關係在把握文學史的內部與外部規律時，就會通過認識某一種文學現象的時候不斷追問為什麼，如“為什麼每個時代的文學潮流不一樣”、“為什麼邊塞詩會在唐代而興盛”、“為什麼李白一生都在憤懣當中”、“為什麼詩歌和詞體所承擔的功能不一樣”等等諸如此類上升到理性思考層面的問題。學生有了敏感的多元問題意識，並形成一種思維習慣的話，那麼當他面對現實問題的時候，就會從多個層面進行思考，且自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能夠立體化、多層面的看待問題，也就具備了創新思維的基礎。

五、結語

古代文學學科是中國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最生動、最集中、最具體的體現。它作為一門包羅萬象的人文學科，絕對不是過時的、沒有生氣的陳詞舊事，而是經得起歷史考驗，且依然對當今現實社會具有思想和精神性指導意義。隨着經濟全球化的到來，已把民族院校從原來狹小的生存空間推向了更為廣闊的全國乃至全球的範圍，這要求民族高校人才的培養不光具備豐富全面的知識儲備和創新能力，同時也要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真正去領會先做人後做事的人生理念，這對於學生的長期發展是極其必要的，同時也符合中國高等教育的根本要求。作為民族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通過古代文學的學習可以增加自身的文學素養、積累自我的人生智慧，並且可以拓展知識視野、培養創新思維，從而提高民族院校學生擇業的競爭力，以此促進民族高校的長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