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前新時期文學中的浩然評價

前新時期文學中的浩然評價凸顯浩然文學研究中文學性闡釋的有效性，豐富浩然研究及評價的客觀性，以期進一步深化浩然研究

在前新時期文學創作環境裏，即17年和文革文學時期，沒人能像浩然這樣在黨的文藝政策規束下如魚得水般地寫作。這就構成對浩然創作評價的最大困惑，即究竟以什麼樣的尺度和標準來評價浩然小説?提到浩然，幾十年來只有兩種態度，要麼極力否定，要麼部分肯定，且全都是圍繞政治話語展開的論説。浩然何以成為17年到文革農村小説的一面旗幟?作為一個極具“樣本”意義的作家，浩然在文學上的成就究竟該如何評價?怎樣有效解釋浩然小説剝離政治意識形態後的文學魅力?這些問題至今都懸而未決。回顧浩然研究，50年來很少有人真正從文學本身談及浩然，甚至連最起碼的藝術性都很少被關注，比如表現手法、結構支撐、語言特徵等。對於一個有極強文學天賦的作家，僅僅從時代因素考證他的成功是片面的，倘若沒有足夠的文學造詣，浩然不可能借時代的風帆在眾多農村小説中脱穎而出。即使脱離政治，回到文學本身，浩然作品依然能帶給讀者諸多豐富的文學感受。出於個人閲讀感受，我認為評價浩然，也必須從文學體驗本身出發，回到其特定的歷史時空，在一個農村題材佔據重要創作比例的時代裏論及浩然。

從作品出發，本是文學研究的基本素養，可如今對於浩然這類和政治意識形態靠攏的創作，評論者很難跳出意識形態去看作品本身寫得怎樣。以《豔陽天》和《金光大道》為例，無論是《豔陽天》裏秋後麥收分糧還是《金光大道》裏反對發家致富、堅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實從經濟學角度看，無非是採用單幹還是合作化以謀取最大經濟利益的兩種生產手段而已，只不過在特殊時代下，作家借“走哪條道路”的政治化問題演繹農村的生活故事。否則僅從政治解讀文學，我們無法解釋當時不讀書報的婦孺農民也成為浩然小説鍾愛者的原因，相信當時愛讀浩然小説的大眾，不是尋着小説裏時事政治而去的，他們並不關心蕭長春、高大泉是不是合格的馬克思、毛澤東主義者，也不關心無產階級怎樣戰勝資產階級，他們只是被曲折的故事，生動的人物，貼切風趣的語言而吸引。而作為文學研究者，我們一開始就聚焦作品顯現的政治性，不斷忽略文學最本質的藝術性問題，我們沒有更多地思考浩然的創作為什麼較之其他農村合作化小説更能滿足時代的需求。雖然無法成為超越時代的厚重作品，但也是當時的優秀之作。那麼究竟它好在什麼地方?正如筆者一開始提到的，浩然創作雖涉及農村合作化等政治經濟問題，但這些都不是衡量文學優劣的尺度。作為新中國寫農民的作家，他不具備超越時代的氣度，但他寫出了自己的感受，寫出了不同於知識分子作家對農村的體會，即使知識分子有着比他深厚的文學修養，卻沒能寫出比浩然更吸引當時讀者的農村故事，這是為什麼?除了眾所周知的浩然具備知識分子缺乏的農村生活的豐厚積累以外，筆者認為他的創作打動讀者的根本因素從未被關注。撥開政治階級鬥爭情節表層，浩然的農村小説裏其實構設了一個民間傳統奪權與反奪權的故事。無論《豔陽天》或是《金光大道》，真正吸引讀者閲讀心理的是馬之悦、馮少懷之流渴求權力與蕭長春、高大泉之類單純為集體謀福精神之間的矛盾對立故事。這個矛盾以各種形式演繹在中國由古至今的社會裏，自古就有官場奪權之爭，今天社會仍然有以權謀私的官員與一心搞好本職工作、為自己所在集體謀福的好領導的爭鬥，社會文化論文《前新時期文學中的浩然評價馬之悦和蕭長春換着外表，出現在不同時代的社會中。實際上，“走哪條道路”在浩然作品裏帶有一種虛幻性，就蕭長春或者高大泉式的農民人物的政治水平而言，無法説他們是馬克思社會主義者，我們認可的不是他們的政治素養有多高，魅力在於這個人本身，他們不是為個人謀私的農村幹部，他們一心想着怎樣搞好農業社。抓住主人公的這點魅力就是小説真正打動人心之處!現在我們無法對那個時代的政治做評判，但任何時代都有勾心鬥角的人，也有為集體無私謀利的人，這種人性的矛盾和鬥爭是可以脱離政治存在的，無論什麼意識形態性質的社會，都有這樣的人性矛盾，如《水滸傳》裏高俅一類人和宋江一類人，這兩種人性構成社會生活永恆矛盾。事實上，浩然作為一個作家而非社會主義理論家，他可以大談創作中的政治理想，但作為小説家寫作時，尤其遇到激動人心的情節時，激動他的是集體情懷下蕭長春式人物的道德美善力量。作家在《口述自傳》裏提到:“在所有作品中，我最偏愛《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因為從人物故事到所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豔陽天》一樣，當時讀者就認為我寫二林、綵鳳這樣的中間人物寫得好，但我不喜歡他們。今天，經歷了這麼多人世糾紛，對這種有點自私，但無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較理解了?但不，我還是不喜歡自私的人。我永遠偏愛蕭長春、高大泉這樣一心為公，心裏裝着他人的人，他們符合我的理想，我覺得做人就該做他們這樣。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1]我們相信一個彌留之際的老人對自己創作的最後告白，多年以後浩然依然為作品裏心有他人的主人公落淚，可以想象當時奮力書寫中的他，是多麼激動這類人物。這就是文學創作的魅力。浩然的作品雖沒有超越時代，卻讓人願意讀，也喜歡讀，別的作家寫的合作化沒有他寫的合作化小説讀者多。他的農村小説好在哪裏?就好在他寫了人性鬥爭，真誠地稱讚天下為公、和諧美善的美好人性。這是任何時代文學渴求的人性內核。既在一定程度上剝離政治意識形態，又在根本上觸動了文學的人性美，這是浩然作品依然能打動我們的原因，這就是文學。

讀作品，就該從文學性評價作品，什麼是文學性?怎樣依據文學性評價作品“寫得怎樣”。“寫得怎樣，指的是藝術表現力以及造成的表達效果，即作品在怎樣的程度上體現了難以用其他形式傳達的語言藝術的力量”[2]。劉納先生此言可謂一語中的，切中肯綮。以藝術表現力和表達效果作為文學性評價尺度，浩然的創作有生輝的理由:他的作品富有的內在藝術感染力是打動讀者的另一個根本因素。這種內在藝術感染力是什麼?通過閲讀，我認為是浩然大部分作品時時洋溢出的一種年青人為理想、為共同目標而團結努力、真誠奮發的喜慶氣。集體主義精神在浩然作品裏，不是一句純粹的標語口號，或者某種政治話語宣傳的註釋，它切實可感，讀着讓人由心而生振奮感和喜慶氣，是一股藴含為理想而共同奔走的蓬勃氣質。還是那句話，研究文學，就應從文學出發，細心體會哪些地方觸動了自己的閲讀感受。

雖然浩然抒發的集體主義精神不可避免帶有政治宣傳色彩，可在寫得怎樣方面，浩然用小説有效地證明了他的文學性。翻閲《豔陽天》、《金光大道》，在虛晃的階級鬥爭故事背後，令讀者激情可感的不是階級鬥爭的驚天動地，而是蕭長春們為堅守某種生活理念而共同奮力的激情與愉悦，不管他們堅守的理念在當時和如今有何種評價，哪怕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激情，無論什麼時代，年輕人的蓬勃奮鬥總是令人振奮的。從現代五四開始，青年一代覺醒，為民族振新，奔走相告;新中國，同樣有一羣青年人披星戴月、萬眾一心為改變舊制度，創造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奮發，這種朝氣屬於人類本性，在不同時代、不分政治意識形態的閃亮着它的光芒。浩然小説裏體現出的這種年輕生命熱忱，成為剝離時代意識形態，依然打動人心的優質文學特質之一。從深層閲讀感觸而言，浩然的這類長篇完全可解讀為青年人自我理想，青春奮鬥的故事。每個時代，都有年輕人獨有的熱血拋灑途徑，五六十年代青年人選擇了為天下而公的理想，併為之付之摯誠。儘管時代變遷，從不同立場對他們的理想，我們有着個人見解，但心靈深處，我們無法否認青年人為理想而奮發的生命本能。於此，浩然用小説語言藝術證實了他的文學感染力，這也是浩然小説依然具有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

上述是前新時期文學中的浩然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