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焦裕祿精神個人對照檢查材料

xx在調研指導蘭考縣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要大力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繼續推動教育實踐活動取得實效。“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要重點學習弘揚焦裕祿的公僕情懷、求實作風、奮鬥精神和道德情操。要見賢思齊，組織黨員、幹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來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乾部”。總書記強調指出，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題與焦裕祿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作為一條紅線貫穿活動始終，做到深學、細照、篤行。公僕情懷、求實作風、奮鬥精神、道德情操，是習總書記對焦裕祿精神的高度概括;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是總書記為我們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豎起的一個標杆;以焦裕祿精神反對“四風”是羣眾路線教育活動中一個有力的抓手。為此，我們有必要就焦裕祿精神與當前的“四風”表現做一具體對照，以求從中獲得教益。

一、以焦裕祿的公僕情懷對照官僚主義

公僕情懷是焦裕祿精神的核心。“心中裝着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是對焦裕祿公僕情懷最好的概括與表述。在蘭考一年多來，他跑遍全縣149個大隊中的120多個。當他病危在鄭州住院時，仍不斷地問看望他的同志：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趙垛樓的莊稼淹了沒有?秦寨鹽鹼地的麥子長得怎樣?……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斷斷續續説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和平時期，黨與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如何體現?怎樣才能做到與人民生死與共，與羣眾同甘共苦，與百姓心心相映?焦裕祿在蘭考的470多天，給我們作了最好的回答。反觀官僚主義之醜態表現，我們看到卻是：或一味經營個人的政治前途，將官位升遷作為個人的至上追求;或高高在上、官氣熏天、頤指氣使、主觀專斷;或不學習、不思考，以會議落實會議，以講話落實講話，以文件落實文件;或計較權位得失、名利大小，攬功推過，等等。上述官僚主義的表現若以焦裕祿的公僕情懷作為對照，其反差是何等地大啊。官僚主義作為當官做老爺的作風，是剝削階級衙門作風的典型表現。官僚主義的實質是：心中只裝着自己，唯獨沒有人民羣眾。

二、以焦裕祿的求實作風對照形式主義

“求實”是焦裕祿為人、為官、做事的基本特徵。他把坐在辦公室裏聽彙報比做“吃別人嚼過的饃”。正是憑藉“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這股探求就裏的求實作風，他組織幹部、老農、技術員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他和縣委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參加這一調查，跑遍了蘭考縣1800平方公里土地，畫出了一張張洪水流向圖，查清了大小風口84個，大小沙丘1600個。“三害”調查中，他總是在風沙最大的時候去探風口，在洪水最猛的時候去查看水情;調查中，他總是與調查隊員在一起，並常常與大夥站在齊腰深的水裏吃乾糧。反觀形式主義之醜態表現，我們看到的卻是：有的熱衷於用宣傳裝潢工作門面，不調查、不研究，不下決心解決實際問題，説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的習慣於趕時髦、圖表面，喊不着邊際的空口號，提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求沒有實效的“轟動效應”;有的滿足於蜻蜓點水，“坐在車上轉、隔着玻璃看”;有的執迷於弄虛作假，明知報來的是假情況、假數字、假典型，也聽之任之，虛假應付，粉飾太平;有的沉醉於“自我循環、自我欣賞”，熱衷於“上面熱鬧、表面熱鬧”，習慣於“講大話、講空話”，等等。形式主義的病症在於“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其基本表現為“紮紮實實做表面，認認真真走過場”。它形成基礎是作為者的功利主義思想與懶惰作風。

三、以焦裕祿的奮鬥精神對照享樂主義

迎難而上、鋭意進取、奮發有為、敢於擔當是焦裕祿同志的寶貴品格。他以“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帶領36萬蘭考人民在重重困難中，讓那起伏的沙丘“貼了膏藥，紮了針”，讓那滔滔洪水乖乖地歸了河道，讓那祖祖輩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鹼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正當除“三害”鬥爭達到高潮時，焦裕祿同志的肝病也發展到了肝癌晚期。彌留之際，他説：“活着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們把沙丘治好!”正是這種奮鬥精神的激勵，焦裕祿去世這一年，蘭考人把澇、沙、鹼三害從蘭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樣驅走了。反觀享樂主義之醜態表現，我們看到：有的奉行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追名逐利、貪圖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須盡歡”;有的在精神狀態上意志消沉、萎靡懈怠、不思進取，“清茶報紙二郎腿，閒聊旁觀混光陰”;有的在工作態度上安於現狀，得過且過，喪失積極進取的活力動力;有的在生活上情趣低俗，熱衷吃喝玩樂，沉湎於花天酒地、聲色犬馬，借“學習”、“考察”等名義四處遊山玩水、縱情享樂，等等。享樂主義的意識行為作為剝削階級腐朽人生觀的具體表現，它以人生物質享受達到感官快樂為最大滿足，這不僅與我們黨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背道而馳，同時，也與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格格不入。共產黨人的享樂觀表現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以為人民利益奮鬥為最大的快樂與追求。

四、以焦裕祿的道德情操對照奢靡之風

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祿為人為官所秉持的道德情操。身為縣委書記的焦裕祿始終保持着普通勞動者的本色，與羣眾一起排內澇、戰風沙、治鹽鹼;晴天一身土，雨天兩腿泥;襪子補了又補，愛人要為他買雙新的，他卻説，“跟貧下中農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錯了”。因為孩子看戲沒票被放行，事後他就嚴厲批評，如數送還票錢，還建議縣委起草通知，不準任何干部特殊化，不準任何干部和他們的子弟“看白戲”。有同志計劃裝潢領導幹部辦公室，焦裕祿就提出一個問題：“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接着他説明了自己的意見：“災區面貌沒有改變，還大量吃着國家的統銷糧，羣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連想也很危險。”艱苦樸素、清正廉潔、無私奉獻是共產黨人先進性的重要體現，也是焦裕祿精神的鮮明特點。焦裕祿同志正是以這樣高潔的品德操守和樸實的領導作風寫就了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有的修為。反觀奢靡之風之表現，我們看到：或大興土木，違規興建樓堂館所，耗巨資、攀氣派;或熱衷於造節辦會，挖空心思設計壯觀場面，鋪張浪費嚴重，勞民傷財。或在公務活動中講排場、比闊氣，住高檔酒店，吃山珍海味，導致公款消費數額驚人，餐桌上的浪費觸目驚心。或熱衷於個人享受，房子不厭其寬敞，車子不厭其豪華，穿戴講究名牌，成為奢侈品消費的重要羣體。或有的手持數額不小的會員卡、消費卡，活躍於高檔會館，流連於高級運動場所，樂此不疲，醉生夢死。更有少數人熱衷賭博，生活放蕩，等等。作為以情趣低俗、揮霍浪費、過分追求享受為表現的奢靡之風，是一些人奉行即時行樂人生觀的必然社會結果。毋庸諱言，奢靡之風的存在嚴重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嚴重損害了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繫，同時，也嚴重損害了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將“四風”表現與焦裕祿精神逐一進行對照，我們不難看到它們的實質在於一個人為官、工作截然不同的價值選擇：如若從個人和小團體利益出發，那麼自然就會迷戀於“四風”之中，如若從人民利益出發就會選擇焦裕祿精神。不同的選擇決定了不同的意識、行為及其結果。為什麼焦裕祿總是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要求家人、要求下屬，不讓“四風”在自己身邊有半點滋生?為什麼焦裕祿同志總能把宗旨意識貫注到工作、事業、生活的方方面面，並轉化為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自覺行動?關鍵就在於他牢記自己是人民公僕，並始終心中裝着人民羣眾的冷暖。《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寫到：“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羣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羣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繫，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同時，黨章作為黨的最高行為規範，也明確要求：“不允許任何黨員脱離羣眾，凌駕於羣眾之上”。並且指出：“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羣眾路線，一切為了羣眾，一切依靠羣眾，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羣眾的自覺行動”。黨章還強調：“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羣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脱離羣眾。黨風問題、黨同人民羣眾聯繫問題是關係黨生死存亡的問題”。

可見，對待人民羣眾之態度，是一切問題的要害。焦裕祿之所以是我們學習的楷模，關鍵就在於他是黨的宗旨的忠實踐行者，在於他至始至終能夠以“公僕情懷”對待人民羣眾，把權力看作是為人民服務的責任，而不是享受，把職位看作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而不是待遇，把事業視為生命，把服務當作習慣，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公僕情懷、求實作風、奮鬥精神、道德情操——面對焦裕祿精神這面鏡子，每個黨員、幹部都應從裏到外、從上到下將自己照一照，同時也想一想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質能力、作風形象等方面與焦裕祿同志之間的差距，並努力向焦裕祿同志看齊，像焦裕祿同志那樣對待羣眾、對待組織、對待事業、對待同志、對待親屬、對待自己，像焦裕祿同志那樣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從而使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取向成為自己的行動指南，讓密切聯繫羣眾成為自己的行動自覺。